摘要：如果整个新闻业迷恋于对受众和流量的追逐，记者被驱使去改变他们写作和表达的内容以获得更高的点击率，最终导致了整个新闻编辑室工作方式和文化的恶化。

　　商业主义新闻业的危机

　　我们正在见证新闻业的危机持续蔓延。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大量的报纸工作岗位消失，新闻编辑室缩减，传统媒体裁员关停。与此同时，数百个社区成为没有地方新闻媒体的新闻荒漠。急功近利的商业主义继续以越来越危险的方式入侵了传统的新闻媒体。在这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背后，我们如何分析这种结构性转变的本质问题？在传统媒体势力不断缩减的同时，什么是真正意义上取而代之的新事物？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传统的新闻研究一直在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媒体进行警惕的审视和批判。他们指责商业性的媒体将商业利益置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之上，并且经常包含未经证实的误导性信息。但我们现在惊奇地发现，依赖广告盈利、以市场为导向的新闻业也面临行将衰败的严峻挑战——某些媒体宣传者制造的后真相，平台垄断者吞噬新闻业的广告收入并提升误导性信息的转发速度，这些看似严峻的问题只是当前商业主义主导新闻业的表象，我们需要进入商业媒体新闻编辑室的内部，分析这种结构性问题的深远影响，并且尝试思考新闻业如何更好地致力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公正。

　　罗格斯大学的媒体社会学家凯特琳·佩特雷在她的新书《一切适合点击的新闻：流量是如何改变记者工作的》中挖掘到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记者不断减少的收入恶化了他们的工作条件，这反过来又降低了记者个人的福利期待以及他们投身社会公共服务的动力。在商业主义的逻辑驱动下，新闻编辑室对内容的衡量标准转变为对受众和流量的争夺。由于整个新闻业迷恋于对受众和流量的追逐，记者被驱使去改变他们写作和表达的内容以获得更高的点击率，最终导致了整个新闻编辑室工作方式和文化的恶化。

　　“流量至上”改写新闻编辑室文化

　　通过对《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和受众分析公司Chartbeat进行的长期民族志研究，佩特雷尝试揭露这种不断增加的压力是如何重组了新闻编辑室的文化，并扭曲了传统的新闻工作的。她尝试追溯了商业主义逻辑下新闻编辑室所关注的考核指标，以及这种机制是如何通过从新闻工作者获取更大的生产力和从他们生产的内容中获取更大的商业价值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在研究中，佩特雷发现新闻机构越来越依赖诸如点击量、阅读量、评论数等指标来衡量其新闻生产内容的价值。很多新闻机构引入了挂在墙上的大屏幕，或者一整面墙的数据板。它是显示所有新闻报道内容流量的记分牌。作为受众分析公司Chartbeat衡量新闻报道商业价值的方式，不仅仅停留在关注页面浏览量，而是计算参与度指标，即使用内容的时间长短和文章是否被广泛分享。通过强迫性地关注屏幕上闪烁的实时分析数据——并通过各种奖励来加强——许多记者对这些指标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迷恋。佩特雷认为，这种日益增长的痴迷正在 “重塑新闻业的劳动过程”。

　　在这样一套新闻生产逻辑下，受众指标成为一个新兴的管理策略来约束新闻工作。这种新的泰勒主义（通过标准生产方法提高生产效率）正逐渐渗透到所谓的创意和知识工作中。传统的观念认为这些工作领域通常比工业劳动有更多的自主权，因而诸如记者、编剧这样的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个人自主性和独立意识。但在这样的生产机制下，创意工作可能也会沦为一种新的流水线生产。

　　虽然一系列关于新闻编辑室的研究已经对新闻生产机制进行了比较初步的讨论，但将新闻业作为一种劳动形式的框架仍然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视角。通过对新闻业关键权力的审视，我们不难发现，流量驱动的新闻指标“作为一种劳动纪律形式，塑造了资本主义下的新闻工作和组织经验”。

　　更具启发性的是，佩特雷整合了其他学者对于劳动的研究，认为泰勒主义通过制度设计要求劳动者们“自愿参与日益加剧的自我剥削”。Chartbeat的策略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记者们沉迷于如何增加他们报道的流量，这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尽管没有直接的强迫，但为管理者的利益服务比为他们自己服务更重要。这使得新闻业的生产演变成了一场内部竞争的流量游戏。加之大屏幕流量数据的不断更新，使之成为一种新闻编辑室的管理监督制度。

　　指标化新闻业的争论

　　除了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竞争，佩特雷的分析暗中提请读者注意“房间里的大象”——Facebook。由于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在全球受众获取新闻的渠道中扮演了重要的“把关人”角色，记者在新闻生产时不可能无视Facebook对于新闻流量的需求以及Facebook的推送偏好。研究发现，记者们对哪些类型的内容能吸引眼球并在Facebook的新闻推送中表现良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认识。这种本能激励着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充满着严重的工作不安全感和职业危机——更多在报道中呈现争议性内容，冲突和耸人听闻的消息，抑或以任何能鼓励用户转发的方式来制作他们的报道，从而产生更多的广告收入。

　　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指标导向和流量导向的新闻业嗤之以鼻。批评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以指标为导向的新闻报道比高质量的新闻更有优势，同时使记者将受众视为非政治性的消费者和娱乐追求者，而不是民主政体中的参与者。通过将消费者的选择与民主需求混为一谈，这些基于市场的价值观将受众的参与降为商业交易，并贬低了诸如“例如新闻界如何为民主服务”这样不太容易衡量的问题，

　　这引发了新闻研究的一个元问题：商业新闻生产的利润要求能否与该行业的公民使命共存？从目前商业主义逻辑下新闻业的发展来看，二者很有可能是无法相容的。新闻劳动的指标化是对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和生活质量的又一次打击，而其他创意和知识工作部门也越来越多面临类似的挑战。

　　新闻编辑室的反击

　　流量导向的新闻业存在许多危害，以及它们如何给记者带来了潜在的压力和不安全感，但这种流量导向的指标化新闻生产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它使得记者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职业生涯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价值，并且帮助记者更明确了新闻业所应当具有的社会意义。用佩特雷的话说，“记者和分析工具参与了彼此的塑造”。

　　同时，这种流量导向的新闻生产，还迫使记者努力在数据的 “干净”和“肮脏”使用之间建立道德界限，为自己在以流量和数据驱动的新闻生产中寻找到可以回旋的余地。《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编辑过程中也没有完全照搬这种以流量为导向的新闻生产机制，这与Gawker以指标为导向的管理策略之间存在重大差别。

　　从相对积极的视角来看，这种有指标和流量驱动的新闻也带来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它培养了新闻记者和创意工作者更加强大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Gawker成为第一家成立工会的数字媒体公司，其编辑员工以压倒性的票数与美国东部作家协会（WGAE）组成工会，帮助拉开了过去六年中一系列新闻编辑室劳动者抗争胜利的序幕。在与流量和指标导向的新闻抗争的过程中，记者更好地形成了共同体。

　　佩特雷在结论中提出，美国的传统新闻编辑室和数字新闻业中越来越多的工会开始被建立，这进一步证明了新闻从业者团结意识的增强和斗争艺术的形成。这对于新闻业中出现的商业主义至上和流量至上具有一定的抵制和反击作用。流量导向新闻的逻辑使得记者意识到，他们没有摆脱信息社会中的“数字劳工”身份，无论看起来他们有多么大的创造性，“流量至上”都不断地约束着他们的职业发展。

　　重思“流量至上”的新闻生产

　　从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一切适合点击的新闻》这本书是对21世纪初一系列盛赞数据新闻业的观念的反思。它从另一个视角说明商业主义是如何摧毁传统新闻业，甚至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每一个方面——从虚假信息的扩散到传统新闻媒体的“福克斯化”。对于从流量至上的视角批判当前商业媒体模式的问题，我们需要想象一种新的新闻编辑室系统。它能够让新闻从业者控制新闻编辑室，从而赋予他们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权利。传统的研究大多在批判商业主义主导的新闻业，却无法建立一套新的媒体系统，一种在公共所有权下真正实现新闻业社会目标的系统。但如果听之任之，忽视这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新闻媒体死亡，它将会为我们整个社会带来危险。

　　（本文原文为Management by Metrics Is Upending Newsrooms and Killing Journalism，译自：https://www.jacobinmag.com/2021/10/journalism-metrics-news-management-profit-clicks-gawker-analytics。作者维克托·皮卡德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编译者王沛楠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专职教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