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现代性反思视角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方兴未艾，一些学者将鲍曼“流动的现代性”观点引入新闻业研究。此类研究有一定局限性，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现代性反思可以成为一个理论问题

　　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讨论是一个重要话题。近年来现代性反思的视角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方兴未艾，其中一类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是将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观点引入新闻业相关研究，着眼于传统新闻业在鲍曼所谓“液态社会”中自身组织形式、生产模式等方面所面对的挑战与转型。

　　流动的现代性：“理论旅行”及其局限

　　将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观点应用于新闻传播学领域，始于荷兰学者马克·德尔兹。他在访谈中与鲍曼探讨了新闻业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的境遇，他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可以从新闻业中获得社会凝聚力？我们如何定义一个适合液态社会的新闻业？这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新闻业吗？”[1]对此，鲍曼给出了带有悲观色彩的回答——“记者提供了一个衣帽间共同体的挂钩。但在一个流动的现代世界里……两星期后，没人会记得挂钩的位置”[2]。鲍曼认为，新闻业过往的模式与地位也会受到“液态”情境的冲击。这种观点启发了一系列以 “流动的现代性”为理论框架的新闻业研究。

　　以鲍曼的“液态”观点作为理论框架的诸多相关研究拥有两个较为集中的特点：首先，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经验主义的范式内，强调对新闻业在“液态”社会的变革进行实证性考察；其次，这些研究大多默认了一个隐晦的预设前提，即过去大众媒体时代的新闻活动是不符合“液态”社会流动特性的，因此当下的新闻业必然面对着自身的阵痛与转型——这与鲍曼最初的悲观倾向遥相呼应。然而，基于上述两个特点将“液态”观点引入新闻业，其本身反倒可能存在一些可再商榷之处。概括来说，一个是范式的问题，一个是前提的问题。

　　范式的局限已有相关学者进行了批评。鲍曼在其现代性研究中更接近批判的人文主义范式。他通过构建对比的方式，对当代社会的资本、权力、劳动以及人的关系等一系列宏大的问题进行历史性、思辨性的分析——鲍曼关注的是人的境况。然而，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更多是基于可操作对象与可检验经验的实证研究，范式的跨越是实证研究者所必然面对的难题。鲍曼在论及现代性进程中知识分子角色的演变时曾指出，现代性早期的知识分子是“立法者”的形象，“担负着判断趣味、设计秩序、教化民众和管理国家的任务”[3]。然而，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知识分子的角色变为了“阐释者”：权力不再依赖知识以获得合法性确证，知识分子被消解了批判性与建构性，只能退回特定的专业领域成为经验的阐释者，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液态”理论在新闻业研究中的范式转变与对象的具体化，一定程度上正是鲍曼所批判的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视角。问题的“降格”与批判性的褪去成为这一“理论旅行”自身需要面对的问题。

　　前提的局限，则是第二个可商榷之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隐晦前提，即过去大众媒体时代的新闻活动很可能是不符合“液态”社会流动的特性的。然而，大众媒体时代，作为整体的人类新闻活动与鲍曼所谓“流动的现代性”确乎是完全相悖的吗？新闻在现代性论域内有无其复杂与多面性？在对相关研究的反思中，李弘江和杨保军认为“液态现象发生的领域，不仅存在于新闻生产活动中，也存在于新闻收受活动中；不仅存在于媒介形态变迁中，也存在于新闻内容变迁中；不仅存在于新闻系统自身的变迁中，也存在于新闻系统与整体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关系变迁中”[4]。王侠在考察网络新闻客户端时认为，尽管新闻生产模式在“液态”社会受到了冲击，但在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上有所因袭。将业态论视角的研究与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并观，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张力：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的属性，以及衍生于其上的新闻“价值标准”，与鲍曼所谓“流动”的特质却有一定一致性——新闻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域内，体现出了独特的两面性。

　　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具有何种特质？“新闻本体追问的对象，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寻求新闻是什么”[5]。在这一问题上，一种影响力甚广的观点是“新闻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在对新闻的主流定义中，“新近”与“事实”是备受关注的两个关键词。“事实”意味着新闻所观照的对象，是具体的经验世界，是形而下的“存在者”而非超验永恒的“逻各斯”；“新近”则表明了新闻所追求的是不断变化中的经验事实。

　　从思想史的视角看，在“认识论转向”之前，无论是古希腊传统还是希伯来传统，无论是形而上学“第一哲学”还是经院神学，古典时代崇尚的是“永恒”，而现代性打破了这一追求：“现代性经验”是一种彻底的生活经验，像“游荡者”一般，追求对主体之外世界的直观感受，追求陌生的“惊颤体验”——“现代性是被目击和体验到的”[6]。迈克尔·舒德森在《发掘新闻》中论及便士报的革命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时，曾直接指明，便士报的重要特点便是“它体认并增强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7]。就关注变化的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性”特性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新闻正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经验。若按照福柯的观点，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8]，那么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某种程度上正是现代性态度的体现：“从阅读英雄史诗过渡到阅读新闻报道，人们的社会生活便开始从‘古典主义原则下的生活状态’转向‘现代性原则下的生活状态’了”[9]。波德莱尔曾指出，“现代性最关注的就是在转瞬即逝的刹那间被感官所把握的东西”[10]。新闻自身的“时新性”，暗合了“流变”的特质，新闻在现代性原则下遵从的不再是“恒常”的逻辑，而是拥抱经验世界的瞬息万变。

　　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以及从新闻本体所衍生出的价值属性，与“液态”社会仍有一定的一致性。正如舒德森的社会史研究所展示的，为人所熟悉的现代新闻业并非是新闻所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所互动建构的，现代新闻业生根发芽于异质性、城市化的现代生活背景之中[11]。现代性在新闻领域本身体现出了贝克所谓的“自反性现代化”——新闻本身暗含了“流动”的特质，但在“稳固的现代性”与“沉重的资本主义”语境下建构起来的新闻业与职业规范，展示出了另一面的情景。因此，“液态”新闻业实证研究中隐晦的预设，也就存在着可供讨论的空间。在业态论的视角之外，如何利用现代性这一思想资源反思更广义的新闻理论及活动；在当代媒介环境中，现代性议题下的新闻具备怎样的特质，这些问题便值得进一步思考与讨论。

　　“后真相”与新闻真实：现代性视域下的新闻理论再思

　　现代性的逻辑不仅表征于新闻生产模式的“液化”，而且普遍地笼罩于诸多新闻现象甚至其背后的元理论中。关于“后真相”时代与新闻真实的讨论，就是一个典型的话题。自2016年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后真相”一词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从内涵上讲，“后真相”指的是一种网络与社交媒体时代的现象，即“客观事实在形塑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则会产生更大影响”。在对“后真相”现象的种种分析与阐释中，一个有趣的观点遵循了下述逻辑：将大众媒体与现代新闻业的兴起和权威化，放置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背景之中考察。这一观点认为，在前现代社会，社会事实的传播者与权威阐释者是“历史叙事”，但在现代性进程中，“历史叙事”无法满足人们新的感知方式：“人们开始关注同步发生的社会事实时，历史叙事的实用性立即就消失了”[12]，因此，现代传媒以其追求时效性的流程与体制，取而代之成为权威的“真相”提供者。这实际上便是前文所论及的新闻在其本体论意义上的现代性特征。进一步地，这一技术哲学色彩的观点认为，“后真相”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是因为当代社交媒体在时效性的维度上超越了传统新闻业，因而具备了为公众所认同的技术基础——这与鲍曼在其“流动的现代性”思想中所论及的，“液态社会”中时间瞬时性作为权威的标准，产生了有趣的呼应。在此基础上，社交媒体却由于抛却了现代新闻业的生产标准和流程，而导致了“以新闻线索的呈现替代了新闻报道”[13]。

　　此类“时间-速度”维度的分析，毋宁说是广义的新闻活动在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组矛盾运动：现代公众对于同步社会事实的关注不会消减，对于本雅明所谓“震惊”的追求仍然强烈，正如舒德森所言，“被互联网所改变的，远远不是新闻生产最核心、最有价值的部分”[14]，新闻仍然是当代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活态度与经验感知方式；然而，现代新闻业体制，以及“专业主义”的执着，却使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在时间向度上落后于社交媒体。作为结果，为研究者所留意到的现代新闻业在“液态社会”中的困厄，与社交媒体中零碎的“新闻线索”与“情绪煽动”，便一并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

　　在此基础上，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真实”也展露出后现代的色彩。过去，新闻真实的主导观念是“符合论”的真理观：“新闻真实的本质只能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是以真理论中的‘符合论’来分析新闻的真实性”[15]。符合论的真理观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16]，同时成熟于西方近代以降的“基础主义”色彩的认识论。长期以来，符合论是较为朴素、直观的观点，在思想史上不乏经典的论述，在经验主义的体系下占据重要的地位。但事实上，它具有极为苛刻的条件：它“表达的是一种认识与对象、思想和实在之间的契合关系”[17]。符合论在本质上是一元的思维方式，是不包容差异性的。追求符合论的新闻真实，即是追求新闻与假定存在的“客观事实”之间的一致性。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符合论从来不乏批评者，对其的质疑在现代语言哲学的论域中屡见不鲜。将符合论的新闻真实观放置于“后真相”与“液态新闻业”的背景之中，其自身的问题便更为显著：是否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新闻真相？新闻与真相之间的符合程度该如何检验？

　　在传统新闻业时代，“新闻专业主义”与成熟的新闻生产模式尚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符合论”的共识——以被视作“西方媒介专业化的一个标志”[18]的“客观性”原则为例，“新闻依旧是公平和客观的……它不可能根据某种观点或偏见报道事件”[19]，这种“信条”实质上为现代新闻业提供了一种不触及符合论的根本困境，而能够稳定运行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式的妥协。然而，在新闻自身的现代性矛盾中，为业界与学界所层累建构的“新闻专业主义”，其定位便日渐尴尬，符合论对于当代新闻活动的现实意义随之愈发空洞。

　　当代“新闻真实”的理论困境，可以被视作现代性进程中新闻活动自身张力的一个深层次反映——后现代性或曰“晚期现代性”的挑战，不仅表征于“后真相”或是“液态新闻业”的现象层面，更深刻影响着新闻的元问题。当代新闻理论对“符合论”的反思，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解释学意识。换言之，就是在新闻学领域重新吸收人文思维逻辑，反思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20]，用解释的合理性补充认识的契合性。一些学者提出用符号学意义上“社群真知”取代传统的符合事实，期待“新闻之‘真’的内涵包含‘再现之真’、‘对话之真’、‘历时之真’”[21]；也有观点立足“后新闻业时代”，将多元新闻生产与传播主体的合作与互动整合进“有机真实”[22]这一概念；另一观点，则试图在解释学意义上，将新闻真实阐释为“基于海德格尔所言‘开放’而非真理符合论中的‘一致 ’”[23]。这些思考存在共性，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以“对象”和“解释项”取代“所指”的倾向。

　　归根结底，现代性反思作为一个兼具阐释性与批判性的视角，可以被纳入新闻学领域底层问题的讨论中。为实证研究者所关注的“液态新闻业”，并非是业态论的孤立问题，而是与“后真相”时代等诸多现象一并，作为新闻活动“自反性”现代性的表征，其背后掩映出一系列元理论的困境与冲突。正如鲍曼最初面对“液态”社会时所保有的态度——不将“现代性”视作已经完结的、“无可救药”的时代，而是期待政治与伦理意义上的回应——?一般，作为人们生活态度与经验方式的新闻，也并非与后现代特质水火不容。检视新闻活动在现代性论域内的“自反性”，并将其作为理论反思与批判性建构的一个切口，或许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一思想史资源对于新闻学研究更深刻的意义，也同样是研究者对现代性历史中知识分子角色日趋“阐释者”化的一种自我鞭策。

　　参考文献：

　　[1][2]Deuze, M.,“Journalism in liquid modern times: An interview with Zygmunt Bauman”[J].Journalism studies, vol. 8, no. 4,2007, pp.671-679.

　　[3]许小委.论鲍曼之“流动的现代性”[D].复旦大学，2014:20.

　　[4]李泓江，杨保军.“液态”理论的旅行及其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J].社会科学战线，2019(09).

　　[5]杨保军.新闻本体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

　　[6]汪民安.游荡与现代性经验[J].求是学刊，2009,36(04).

　　[7][11]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陈昌凤,常江，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

　　[8]米歇尔·福柯.何为启蒙[A].汪晖等.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 三联书店，1998:430.

　　[9][10]王亦高.新闻与现代性:从“永恒”到“流变”的世界观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0,32(10).

　　[12][13]胡翼青.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J].新闻记者，2018(08).

　　[14]常江，何仁亿.迈克尔·舒德森:新闻学不是一个学科——历史、常识祛魅与非中心化[J].新闻界，2018(01).

　　[1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3.

　　[16]曾志.真理符合论的历史与理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6).

　　[17]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8.

　　[18]杰里·施瓦茨.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M].曹俊，等，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30.

　　[1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8.

　　[20]李玮，蒋晓丽.从“符合事实”到“社群真知”——后真相时代对新闻何以为“真”的符号哲学省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12).

　　[21][22]杨保军.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论视野中的几个新问题[J].新闻记者，2014(10).

　　[23]刘沫潇.全球视野下的新闻真实探索：理论阐释与实际考察[D].清华大学，2020:80.

　　（李铁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亦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跨学科平台之新闻传播子平台执行负责人）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8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李铁林,王亦高.再思新闻与现代性：超越业态论的新闻理论视角之重塑[J].青年记者,2022(08):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