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思国际传媒新秩序的逻辑缘起、历史沿革及论争焦点，厘清中国建构下一阶段国际传媒新秩序的实践方向，既是中国国际传播战略调整的现实需要，也是促成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新知识生产的理

　　国际传媒新秩序诞生已40余年，其历史沿革以及引发的论争焦点急需被系统梳理与反思。尤其是在当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参与建构下一阶段的国际传媒新秩序又将指向哪些层面？本文对国际传媒秩序的发展与各阶段论争的焦点进行梳理，提出建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案可以参考的方向和路径。

　　国际传媒新秩序的逻辑缘起

　　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原有的殖民体系逐步趋向崩溃和瓦解，分化和演变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极格局。尽管世界格局有了转型的趋势，但成型于殖民时期单向度的信息传播模式和信息交流模式、森严的文化分级依旧存在，并伴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全球性蔓延而不断发展和壮大。这种状况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激发了学术界对于建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研究热情。作为一个表明特定国家、地区和组织间立场的宣言，国际传媒新秩序由一些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保持不结盟关系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将解构并反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统摄下的全球（国际）传播体系作为实践目标，试图在争取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以及不结盟运动被广泛认知和接受的基础上建构出一种更加平衡（平等）、公正、民主的信息传播秩序。应当说，这样的愿景确实对研究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国际传媒新秩序的提出具有跨时代意义，它彰显着这样一种共识，即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媒介）信息传播权利都不应被特定的权力因素和政治因素随意垄断、任意宰制。“旧有的国际传媒秩序在不平等本质的基础上使发达国家的媒体在获取利益的基础上与政治合谋来统治世界”[1]，而国际传媒新秩序则是一种以“积极颠覆”及“再平衡”为表征的去殖民化/去霸权化的新实践。

　　现实中，由于旧有的国际传媒秩序的实践根基太过牢固，与理论构想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国际传媒新秩序的乌托邦性质因此被暴露无遗。从信息流向来看，强势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欠（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流向是极其不平等/不平衡的，常常由前者流向后者，后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灌输。信息流向反映了不同系统间、国家间、地区间、组织间信息发达程度的差异，同时也映射着社会发展状态的不同。按照一般的理解，媒体是映射权力、见证权力角逐和博弈的一面镜子，而国际传媒则是映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组织权力关系角逐和博弈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平衡/不平等的信息流通结构和信息流通关系可以被视作表征国际间权力运作的核心因子。从传播能力来看，发达国家凭借完整的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信息生产能力与媒体涵化能力，与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比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90年代的统计材料显示，发达国家的媒介（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拥有量高达75%，而非洲及亚洲等地区只有不到20%。信息传播能力的极度不平等/不平衡，将会导致发达国家在信息传播秩序上的霸权地位得以持续，并使得发达国家的“征服欲”与“殖民欲”日趋强盛。从传播内容来看，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体总是能按照其自身文化惯习、政治观点和新闻价值等要素来选择、编辑、采制新闻，新闻生产中带有主观倾向和主观偏见的新闻报道常常见诸报纸、广播、电视、手机等媒体，而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却因缺乏相应技术、资本、理念、产业的支撑而不得已地遭受着各种“污名化”“妖魔化”的渲染与攻击。

　　国际传媒新秩序的论争焦点

　　国际传媒新秩序的建构历经了两个阶段的发展，也引发了诸多论争焦点。

　　在第一阶段，国际传媒新秩序主要以口号和倡议的形式存在。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大众传播媒介和国际了解”的研讨会提出，要充分认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后）发达国家信息传播不平衡/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1970年，第1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会上，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的与会代表提出强化传播话语权的诉求，拉开了建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序幕。1973年，阿尔及尔不结盟国家第四次政府首脑会议在商讨经济合作纲领时，提出将谋求国际传媒新秩序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结合起来，以此来提升国家的综合传播能力。1974年，在哥伦比亚召开的第1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年会上，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的代表就“跨国新闻传播的问题”“国家传播政策”等议题与发达国家的代表开展激辩。1976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美地区的会议中，20多个国家协定成立拉丁美洲新闻通讯社，来改善国际间信息流通的不平衡现状。同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传播政策的会议认为，“传播政策是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各国应将传播政策视作增强国家传播实力的资源”[2]。

　　除此之外，1976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在突尼斯研讨会发布的《关于信息非殖民化的新德里宣言》中商定，将组织60多个不结盟国家成立“第三世界新闻通讯社联盟”，以对抗发达国家的传播霸权。在这场会议中，以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批判学者为代表的学术力量和以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开始结合。同年11月份，第1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会在肯尼亚首都举行，80多个发展中国家联合推出的“规制新闻媒体的用途”提案因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付诸东流。在双方为新闻传播和信息流通等问题争执不下的状况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7年11月专门成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以此来认清国际发展新局势，检视当代社会在信息传播领域内存在的不平等/不平衡的问题与症候。

　　在第二阶段，国际传媒新秩序有了较为明确的内涵和指向。1980年，在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年会中，“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的主席肖恩·麦克布莱德代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调研报告，这份报告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世界上广泛存在的信息传播不平等/不平衡的状况，并提出80余条解决方案以建立新的国际传播秩序。报告的具体要点如下：“1.反对新闻检查，维护采访自由、社会责任与传播权力的基本观念；2.发展中国家应当切实规划国家传播政策，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应当予以足够的财政政策的支持；3.发展中国家应当充分发展乡村媒介，建立广播网络，培育其自制节目的能力；4.增产白报纸，降低信息关税，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往；5.防止报业独占与报团的形成，维护意见的自由市场；6.培训新闻从业人员，利用媒介促进国家发展；7.改善国际信息传播的不平衡/不平等，建立国际传媒新秩序”[3]。《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发布后，利益各方对此反应不一。比如，苏联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欠（后）发达国家对此报告较为满意，认为这是迈向国际传媒新秩序的第一步。但是在1985年，美国和英国相继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减少了对此项工作的资金支持，这成为国际传媒新秩序建制失败的一个重要标志。1987年，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家新闻部长的会议审议通过了《哈拉雷宣言》，呼吁“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和发展中国家、欠（后）发达国家继续加强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合作与互助，共同推动国际传媒新秩序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波诡云谲。美国、欧洲和日本在世界经济领域内三足鼎立，美苏争霸中苏联全面溃败，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可以利用的矛盾相对减少了。因此，对于国际传媒新秩序的讨论便由其本体转向了它所带来的外围性影响。

　　首先是传播与主权。主权是一个国家和政党存在的根基。在电子媒体流行之前，按照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在进行跨国流通的时候，都需经受查验，这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必要措施和手段。电子媒体彻底颠覆了这种现状，外来的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可以长驱直入，抵达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当电子媒体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体形式以后，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的主权，尤其是信息主权越来越受到侵犯和威胁。

　　其次是传播与文化。在旧有的国际传媒秩序中，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甚至广义上的文化帝国主义等现象始终存在，它们对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的文化生存和文化生态造成了绝对性的压迫和统摄。因此，“传播与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传媒新秩序论争的主要议题之一。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通过文化工业，制造有特定传播偏向的文化产品，将其销售给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的受众，导致了受众对于这类文化产品的极度依赖甚至是沉溺。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文化自主、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势必要遭受难以估量的、长期的冲击和破坏。

　　再次是传播与知晓权。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再强调，“许多国家以维护主权为由限制信息自由流通，侵犯了人人都有权自由接收信息的人权”[4]。虽然这是被大多数国家和机构认可和接受的准则，但国际间的信息传播和信息流通中的规制因素越来越多，信息传播结构失衡的状态也就越来越明显。在此形势下，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传播者的这一方就代表了整个信息传播结构，从而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公民的信息知晓权。

　　建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案

　　建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过程，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争夺传播话语权的过程。历史地看，任何一种秩序都有被颠覆和解构的可能性，既有的国际传播秩序亦是如此。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达国家可能永恒地处于强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未必会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就目前的形势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话语权的不断提升，由中国主导的国际传媒新秩序正在显现并成型。基于这种逻辑假设与现实状况，笔者将结合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就建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案提出一些思路，以期为服务未来中国国际传播战略调整，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新知识生产提供些学术视野上的关注和拓展。

　　首先，中国应在积极参与构建国际传媒新秩序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智慧。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话语权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参与建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中的角色和作为越来越受到期待。因此，亟须将那些饱含中国智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编织进国际传播实践之中。早在2011年，时任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就曾提出建立“媒体联合国”的理论构想，意在为国际传媒新秩序注入公平、共赢、包容和责任的发展基因。四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从战略高度进一步指出了国际传媒新秩序的变革方向。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应立足于国际传媒新秩序中诸多的不平衡/不平等的现状，从“论辩”的高度据理力争，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当下的语境中，随着“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性传播，其背后体现的如“和合”与“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伦理思想与交往思想大大丰富了国际传媒新秩序的内涵与指向。

　　其次，中国应充分认识到新传播技术的重要性，将新技术纳入国际传播实践。技术的演化与变迁不会因为某一主体，在某一时间和某一空间中有所停歇，生发新媒体的新传播技术亦是如此。在以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和国际广播等为代表的旧国际传媒秩序中，西方发达国家在硬件设备的占有率和使用率，以及支撑整个国际传播实践的产业、资本、理念等维度都大幅度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新传播技术诞生后，各个国家对于新媒体的认知、理解、管理和应用等维度的差距似乎并不十分明显。目前，新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置于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场域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5G/6G技术、量子通信技术、虚拟现实、元宇宙等领域同样具有相当程度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为此，中国必须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充分了解新技术的本质，掌握新技术的演进逻辑，将关涉新技术、新媒体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议题纳入国际传播战略考量之中，在补充既有国际传播战略的同时也能带着负责任的问题意识去规划下一阶段的国际传播实践。

　　再次，中国应充分意识到建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将其视作一种新知识生产的过程。新传播技术强化了国际传媒新秩序的连接度，实现了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传媒等领域内的高频率互动，让国际传媒新秩序只是看起平实和稳定。但是，高频率互动背后隐匿的文化等级和文化秩序处处规制着发展中国家和欠（后）发达国家的信息生产、信息接触和信息传播。国际传媒新秩序的发展历史和论争焦点已经表明，对媒体传播能力和话语能力的控制和垄断是保证传播权力的最佳选择。

　　因此，在积极参与建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进程中，中国应紧紧围绕国际传播战略布局和战略调整的核心，审视近年来中国在区域和世界范围内践行的如媒体走出去工程、文化走出去工程、孔子学院、亚太自由贸易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传播实践。在充分解构其国家主义/政治话语主导的基础上释放多主体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价值属性，将其从一种日常化的实践抽象化为一种理念，再从一种抽象化的理念概念化为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为建构国际传媒新秩序提供一个恰到好处且有较强阐释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视角。

　　【本文为2021年度西藏民族大学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项目“西藏高校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编号：21MDZGGCD0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威廉·B·古狄昆斯特主编.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M].陈纳审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5.

　　[2]钟大年.电视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5:39.

　　[3]李瞻.国际传播[M].台北:三民书局，1985:136.

　　[4]赵雪波主编.传播视野中的国际关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48.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9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汪罗.国际传媒新秩序的逻辑缘起、论争焦点与中国方案[J].青年记者,2022(09):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