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群体免疫”“口罩无用论”等相关国际热点舆情为例，分析相关舆情的关键用语在国际传播中的翻译偏差及文化意向错位等问题，并从政府、媒体、公众等主体层面分析了避免转译问题

　　媒体语言的国际传播涉及媒体的转译、传播及受众的接受等过程，其规范性使用对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信息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很多舆情就是因语言的不当转译而引发。本文通过分析这些转译问题，提出相应策略，以期对中国疫情防控过程中相关媒体语言的国际传播提供镜鉴。

　　问题的提出

　　突发公共事件的相关报道是全球媒体的竞技领域，也是国际舆论场最为活跃的热点话题,其公共特性容易引起全球关注。如英国“群体免疫”一度成为国际舆论场最为活跃的热点话题。在国内外舆论里，充斥着对该放任政策的批判之声。然而，从之后英国政府对疫情的管控措施来看，英国政府宣布了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这表明，英国并没有依照“群体免疫”的放任论调来实施防疫政策。

　　同样，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口罩相关话题一直在国际上备受争议，西方一些国家在口罩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疫情期间美国甚至多次爆发反对戴口罩的示威抗议活动。国际舆论中形成了“口罩无用论”及“口罩必须论”等不同阵营，口罩问题甚至一度被政治化。而中国呼吁戴口罩的相关政策也在国际媒体报道的“转译”中改变了原有的意味，导致诸多境外媒体将之上升为体制、人权等问题，“口罩无用论”甚嚣尘上，致使中国国家形象受损。

　　针对上述两个案例，我们有必要思考的是，人们为何将“群体免疫”视为英国政府针对此次新冠病毒所采取的防控政策？为何诸多亚洲国家推行的“戴口罩”相关政策不被西方理解，出现了“口罩无用论”的论调？这些源信息在转译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偏差？为何会产生这种偏差？对我国媒体语言的国际传播有何启示？基于这些问题，文章分析了媒体语言在转译过程中发生的翻译偏差和文化意向错位等问题，并从政府、媒体、公众等主体层面分析了避免这些转译问题出现的对策，以期对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媒体语言的国际传播提供镜鉴。

　　媒体语言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

　　国际舆论场中媒体语言的不当使用及传播容易导致翻译偏差及文化意向错位等问题。“群体免疫”及“口罩无用论”的相关国际舆情堪称两个典型代表。

　　（一）“herd immunity”的转译偏差

　　“群体免疫”主要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处于危险中的个体受到保护而不受感染，因为他们被具有免疫力的个体包围着，因此，病毒的传播会被最小化。“群体免疫”这一话语本身并没有负面意蕴，却与英国政府“躺平”的放任政策产生了关联，致使该话语引发了来自国际舆论场的集体批判。然而，通过对该话语溯源发现，“群体免疫”这一媒体语言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转译偏差：“群体免疫”并非英国政府推出的防控新冠病毒政策。

　　追溯该词来源，可以发现英国政府提出的“immune”（免疫）并非“herd immunity”（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首次出现在英国天空电视台（Sky News）于2020年3月13日对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的公开采访中。瓦兰斯在采访中称：“我们想要去压制该病毒，不是说完全摆脱它，也不是压制它不让它二次暴发，而是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对其产生免疫（immune），来达到保护整个人类的目的。”瓦兰斯只提到了“immune”，并未提到“herd immunity”。该词随后出现在记者的提问中：“您昨天和部长一起出现时所说的群体免疫，就建立群体免疫力而言，需要感染病毒的人的百分比是多少?”瓦兰斯直接使用该词称“长远来看这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需要60%的人感染病毒以使社会对未来疫情具有‘群体免疫’”。自此，很多媒体以“herd immunity”作为话题，直接将之视为英国政府推行的政策而引发争论。

　　“herd immunity”一词经媒体发酵后产生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相关舆情的引爆与媒体的选择性转译不无关系，很多媒体通过拼接杂糅、断章取义的“转译”，强行将英国政府针对冠状病毒的防控计划与群体免疫产生关联，加剧了错误认知的形成。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批评英国政府消极抗疫，称英国政府的“‘群体免疫’令世界大跌眼镜”；《今日俄罗斯》称：“‘群体免疫’是最终的答案吗?”，该报道并未追溯该政策来源，而是直接对此进行了批判；国内网易平台一篇文章标题为“英国的‘群体免疫’火了，6600多万生命的豪赌”，科技咨讯平台《快科技》则称“英国的‘群体免疫’打法算得上抗疫举措的一朵奇葩”，这些新闻在转译过程中并未追溯其来源，仅通过强调“群体免疫”，直接给出英国当前的防控计划即为放任不作为的错误暗示。概言之，国际传播中，很多媒体极易通过不当或选择性转译，使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原有之意产生变形，加剧信息偏差的产生。

　　事实如何呢？伦敦医学院科学家格雷汉姆·迈德勒曾作出澄清:“人们误以为‘群体免疫’代表英国政府有意让人们感染病毒以此引发一场流行病，但英国政府实际目标与其他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错开感染的发生来使感染曲线变平。因此，国家可能获得群体免疫，“‘群体免疫’是副产品，而不是目标。”英国卫生和社会医疗部长马特·汉考克对此作出回应：“群体免疫不是我们的目标和政策。这只是一个科学概念，我们的政策是打败病毒保护生命。”英国医学界及政界对“群体免疫”是如何传递成当下的谣言而表示困惑：“这些信息真的令人困惑，我认为这真的很不幸。”与此同时，通过检索英国政府在网上公布的实际新冠病毒防控计划，当中并未提到以“群体免疫”作为防控手段。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并没有主动提出“herd immunity”，该词的出现及传播与天空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有意引导有很大关系。节目主持人在提问环节采用新闻干预，改变了公众的认知结构。

　　（二）“口罩无用论”舆情背后的文化意向错位

　　文化意向错位主要指译者在不同语言文化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对某些文化信息的诠释因价值取向、民族偏见、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不同而出现的理解错位现象。口罩问题使媒体充斥着来自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辩论，其中不乏“口罩无用论”“口罩必须论”的对立争辩。

　　首先，“口罩”问题在东西方涉及的文化内涵不同。在我国，戴口罩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也是集体责任的体现。但西方世界遵循的是自由及个人主义信仰，西方多数民众认为佩戴口罩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在他们看来，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戴口罩出门就等于你有可能会传染其他民众。有报道称，因华人戴口罩被误认为“感染者”而遭到袭击,类似新闻在疫情期间屡见不鲜。可见，对于“口罩”舆情，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意象差异明显。因此媒体应关注言论背后的文化意向问题，重视语言的规范性使用，若用词不当很可能造成有损国际形象的舆论。如我国国际媒体将对戴口罩的指引政策或指南描述为“强制性”，使用了“mandate”一词并以之作为标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外国民众偏见的形成，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此外，一些西方媒体通过删除、套用、使用诱导性字眼来篡改原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将之引向国家的体制、自由等与原文毫不相关的问题，使相似舆情的情绪叠加，产生舆情的关联效应。

　　在社交媒体时代，圈层化的社交传播以情感为媒，所有的信息分享中都混杂了私人化情感和认知偏差，但与此同时外界暂时没有权威可靠的知识信息进行干预。“口罩无用论”舆情就是在西方内部形成情绪共同体，但外部又缺乏应对的紧张环境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各个国家有着类似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当发现有言论佐证自己的观点时，平台算法的逻辑会强化既有观点，加速证实性偏差的形成。如在“口罩无用论”舆情愈演愈烈时，西方民众在舆论的带动下纷纷对倡导戴口罩的亚洲诸国进行批判。在无数类似舆情的轰炸下，“口罩无用论”的错误认知便在西方社会形成了。疫情期间对口罩的使用与不同的社会及文化习俗、政治、伦理和健康等问题都密切相关，其背后的文化意向错位问题，更是很多西方民众将戴口罩视为“感染”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为避免分歧和冲突的发生，我国媒体应充分认识到这一舆情背后的理解偏差及文化冲突，对症下药，杜绝使用可能影响国家形象的相关词汇（如强制、必须等词），以合理规范的媒体用语积极介入异质性的舆情环境中，使舆情停止发酵。

　　具体应对

　　考虑到媒体运作特点、语言环境的不同，社交媒体的算法逻辑等因素，媒体语言在转译过程中容易产生信息偏差。为防止信息偏差甚至是冲突的进一步滋生，应从政府、媒体及公众等不同层面入手来积极应对。

　　（一）政府层面：规范媒体用语、重视对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

　　作为信息发布中的信息源，由于媒体用语不够清晰明确会导致信息在之后的“转译”中出现偏差，甚至可能由此而在传播过程中滋生冲突性事件。如英国“群体免疫”事件中，当记者在采访时第一次提及“herd immunity”一词时，官员既未能清楚表明政府态度，也未进一步解释该词准确意义，这为谣言留下了一定的生长空间。对此，政府可以从如下层面着手。

　　第一，政府应规范使用媒体用语，在发布重大决策或通知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大众不够熟悉的科学词汇、专业术语。因为科学词汇、专业术语理解门槛偏高，需要一定的理解语境。这也要求政府在危机出现时及时提升现有策略，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正确引导舆论。

　　第二，重视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当下，国内外复杂的新形势给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信息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的过程，而翻译存在大量语言文化信息的转换，是一种再创作过程。而媒体用语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难免会遭遇“误译”或“误读”。因此专业的对外传播人才可以更好地避免因文化意向错位而引发的冲突，当处于国际舆论的漩涡中时，应急队伍可以在第一时间予以澄清，以阻断舆情的持续发酵。因此，我国对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

　　第三，对外传播人才仅仅注重舆论爆发后的信息披露与正向引导是不够的，舆论的冷却是以公共事件的解决为前提的，而这个过程高度依赖公共力量的介入。因此，国家级媒体还应该建立起“擅于监测，长于引导”的治理理念，协调多方技术与资源对脸书、推特等为代表的国外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舆情监测，在舆论危机到来前抢占先机、先发制人。

　　（二）媒体层面：谨慎用词、追逐真理，以维护媒体人公信力

　　记者或新闻工作者作为新闻干预主体，在信息产生及传递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所谓新闻干预，即记者在制定政治议程、阐述政治问题和采取立场方面发挥的干预作用。从上文分析可知，“herd immunity”一词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记者的新闻干预力量，通过节目主持人与政府代表的一问一答，造成该词出自政府代表之口的错误认知。“口罩无用论”舆情的发酵也离不开新闻工作者个人的固有偏见，造成所谓的“正义假象”。如公众戴口罩本是为了大家彼此的共同健康，却发生了因戴口罩而遭受歧视的状况，有些甚至视戴口罩为“被感染”的象征，认为攻击戴口罩民众的行为是“正义之举”，这种现象实在荒谬至极。为避免翻译偏差及文化意向错位等问题，媒体人应从如下几方面作出积极应对。

　　第一，媒体人需要在差异中寻求理解和共识。当遭遇舆论危机时，在充满偏见、歧视、文化异质性的舆论环境中“晓之以理”不太现实，因而媒体不妨充分运用“动之以情”的路线。如对口罩相关政策的解读，我国国际媒体可以避免单刀直入地告知戴口罩的必须性。当舆论形成时，为向国际公众更好地阐释这一行为背后的意义，可以通过讲述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戴口罩“并非主要是为了保护佩戴者，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人”，从而通过寻求理解和共识，更好地避免误解与冲突。

　　第二，作为新闻工作者，也即真理的追随者，在对信息进行传播时，绝不能因为扩大传播效力而运用特定的框架对信息进行裁剪，甚至为此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而是应该追根溯源，坚守媒体人追逐真理的本性，以维护自身作为媒体人的公信力。

　　第三，媒体人应谨慎用词，防止因表达不明确引起错误回应和认知偏见。特别是涉及有关中国政策、中国规定等代表国家的相关用语时，内容应清晰准确以避免引发争议，注重不同词语的使用可能引发的论争。

　　（三）公众层面：提升媒体素养和科学素养、培养批判性思维

　　在移动传播和社交媒体时代，民众的“信息饥渴”和“媒介依赖”与日俱增[1]，因此，舆论传播“逐渐成为一种民意情绪的连接，这些舆论往往以关系、情感作为连接纽带完成信息交往实践”。[2]在这样的连接之下，传统的理性逻辑必将逐渐式微，而由非逻辑、情感关系建立的横向连接，其影响力必将逐步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不实信息的传播。因此，公众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字媒介素养，来应对反常的消息。如通过定期参加网络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培养自身的批判性思维，以提升对信息来源和内容的辨识力。此外，公众还需要有意识地提升个人的科学素养。清晰地认识到国际环境中兴起的一些反智言论的背后不仅仅是反科学、反知识，更隐藏着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思潮。因此，国内公众要提升个人的科学素养，交叉验证科学专家的言论，对科学权威保持基本的敬畏。

　　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体语言的不规范使用所引发的震动将比病毒传播的速度更快、波及范围更广、杀伤力更强。因为一旦形成信息偏差，公众极易落入认知陷阱里，此时无论怎样纠偏，也很难扭转公众已形成的认知偏见。因此，在突发的公共事件中，政府及媒体应积极预判可能出现的翻译偏差及文化错位问题，即坚持客观的报道原则，规范媒体用语，理解不同舆情背后的文化意向差异，以便从容地避免或化解舆论的进一步升级。

　　【本文为2021年度北京物资学院校级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理论旅行：北美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及应用研究”（编号：2022XJQN4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史安斌， 郭泽众.化危为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美国地方媒体[J].青年记者，2020(22):96-100.

　　[2] 朱豆豆.从宣传到战略传播：美国宣传观念分野、影响及新宣传话语研究[J].新闻界，2020(07):78-87+95.

　　（朱豆豆：北京物资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讲师；高慧敏：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0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朱豆豆,高慧敏.媒体语文在国际传播中的转译问题及应对[J].青年记者,2022(10):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