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交媒体是否消解了社会信任以及制造了更大程度的社会分裂？社交媒体的危险是否被夸大了？这在研究者中并未达成共识。

　　4月11日，《大西洋月刊》发表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文章《过去十年美国人的生活为什么特别愚蠢》。文中指出，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构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巴别塔”，这类互联网服务所引发的社会混乱已经消解了社会信任和人们对社会机构的共同信念。

　　社交媒体带来社会极化与分裂

　　海特曾在之前一篇文章中探讨了关于社交网络的“黑暗心理”效应，他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来自不同党派所形成的社交网络，正在共同创造一个变得越来越极端的世界。社交媒体平台中，充斥着虚假繁荣的媒介宣传活动，以及充满诱惑的意识形态暴力。

　　海特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观点，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内容推荐、定位等算法，已经分裂、极化和激怒了属于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她同时提到诸如“过滤气泡”“回音室”之类的概念，并讨论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引导其他普通用户的想法变得更加“激进化”。例如，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引导用户变成右翼阴谋论者，这一情况已经在互联网上变得司空见惯。当Facebook和Twitter的信息服务变得更加普及时，人们已经迷失了原来的方向，无法再使用语言或能力识别真相。人们不仅彼此隔绝，还与过去和历史隔绝。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几乎完美地设计了极具道德标榜而不具任何反思精神的个体。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愤怒情绪可以达到一种令人震惊的程度。

　　针对社交媒体研究的两种观点

　　来自杜克大学的社会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贝尔一直从事关于社交媒体的系列研究，他提出了与海特类似的论点。在研究中，他公开了一份名为《社交媒体和政治功能障碍：协作审查》的调查文件，海特和贝尔在序言中解释，这篇文章创作的初衷是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希望能有助于阐明社交媒体平台是不是导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功能障碍”现象不断增多的主要因素。

　　海特与贝尔公开发表的这份研究文件表明，关于社交媒体平台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研究者们所达成的科学共识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少得多。例如，在这份文件中，回答了关于社交媒体平台是否使人们更加两极分化的问题。其中，有11项研究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另外14项研究是否定的或不确定的。在关于社交媒体平台是否创造了“回音室”的回答中，有10项研究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另外25项研究是否定的或不确定的。关于互联网中“回音室”和“过滤气泡”是否存在，一些针对欧洲的社交媒体平台的研究认为：“关于社交媒体平台上新闻使用的研究，迄今未能找到‘回音室’和/或‘过滤气泡’存在的证据，而一些研究甚至发现证据，表明‘回音室’或‘过滤气泡’增加了人们暴露在反对意见中的可能性。”

　　正如《纽约客》的记者吉迪恩·刘易斯-克劳斯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海特和贝尔发布的文件显示，当谈到社交媒体平台时，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是，认为它对社会有害，这一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研究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

　　海特则表明，他喜欢通过Google文档收集相关研究的想法，即使这些研究发现可能不支持他的个人观点。他表示：“如果要写一篇文章，我必须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感受，而放弃对那些有偏见的内容的阅读。我们无一例外遭受到偏见的困扰。”贝尔表示，关于社交媒体平台对社会影响的相关结论，他与海特的结论略微有些不同。他认为平台发挥了负面的作用，但研究者或许夸大了社交媒体平台可能做的事情，而且可能严重低估了人的主观性因素。例如，关于政治“回音室”的想法，或许“被严重夸大了”。贝尔认为，也许只有3%-5%的人处于政治“回音室”中。

　　社交媒体研究中平台数据的缺失

　　一些社会研究人员认为，算法的“黑箱效应”正在让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变得更加激进，并可能将他们变成“阴谋论者”。《纽约客》有报道称，达特茅斯学院的政治学家布伦丹·尼汉在一项新的研究中发现，社交媒体平台中几乎所有与极端主义有关的内容，都会被相关频道的订阅者所阅读。因此，他提出这一现象是用户实际需求的表现，而不是社交媒体平台操纵或伪造偏好的结果。尼汉认为，该领域目前看起来最可信的研究却与实际情况存在不符。例如，针对社交媒体平台在传播极端主义内容和错误信息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尼汉认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消费这些内容的人，是那些少数已经持有极端观点的人。他指出，贝尔与海特在研究概述中表明，人们至少应该对“社交媒体平台散播邪恶的恐惧理论”这种观点持保留态度。

　　有研究人员指出，任何关于社交媒体平台对社会影响的讨论，都受到缺乏数据的困扰，以及来自社交媒体平台中可用数据的限制。因此，缺乏权威的可使用的数据，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同时，它让人们将自己的恐惧投射到这个研究领域。尼汉告诉《纽约客》，在过去的几年里，Facebook一再承诺向研究人员提供来自其网络的数据，甚至建立了一个备受吹捧的名为“社会科学一号”（Social Science One）的合作伙伴，但迄今为止他们未能向研究者提供大量可用的数据。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纳撒尼尔·佩西里是“社会科学一号”的联合创始人，后来也沮丧地辞职了，他认为，未来如果建立起“平台问责制”以及“透明度法规”，这些相关的立法可能会对问题改善有所帮助。

　　一直以来，说服Facebook（Meta）与外界共享数据也很困难，在剑桥分析公司在Facebook上获取8700万人的个人数据的做法引发争议后，分享数据这一情况变得更加困难。这起丑闻进一步削弱了任何社交媒体平台愿意让外部研究人员访问个人层面内容和数据的努力。Facebook也以此事件作为关闭纽约大学的相关研究项目的理由，称数据抓取违反了平台公司保护用户数据的承诺。

　　法国媒体监管机构Arcom最近发起了一项公众咨询，以收集研究人员、协会和记者的想法，了解研究人员针对来自在线平台数据的期望和需求。欧盟新数字服务法案第31条将于明年生效，其中规定了研究人员从Facebook和Google等大型数字平台获取数据的权限。

　　不同观点的回应与争鸣

　　在研究中，海特与贝尔引用了《网络宣传：美国政治中的操纵、虚假信息和激进化》一书中的观点。书中认为，当前媒体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美国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并不是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操纵算法，将政治话题作为点击诱饵以及互联网黑客、社交媒体平台马甲或网络喷子泛滥带来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美国不平衡的媒体结构与生态所造成的结果。

　　纽约非营利性市政厅项目的联合创始人迈卡·西弗里在回应海特的文章时，认为海特将社交媒体平台构建了现代社会的“巴别塔”并引发社会混乱看作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一论点“站不住脚”。西弗里认为，Facebook和Twitter并没有抢夺所有人的注意力。他引用了大量数据：“2020年，美国人每天花在各种形式休闲活动中的时间平均为5.5小时，其中，美国人平均每天花 3小时看电视，而在电脑上玩游戏的时间为36分钟，与他人社交和交流的时间约为32分钟。”他还引用美国统计局的数据表达自己的观点：“早在社交媒体平台消灭传统新闻业的守门人之前，美国貌似强大的社会机构早就已经腐烂了。”因此，他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美国当下社会问题的根源。

　　彭博社报道了来自美国社交媒体用户的针对Meta的投诉。在美国各地法院提起的各类投诉称，过度接触包括 Facebook和 Instagram在内的平台导致8起自杀未遂或实际自杀事件，以及饮食失调和失眠等问题。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大卫·福肯弗里克接替乔·卡恩担任《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时，两人在接受采访中谈到了《纽约时报》对Twitter的态度。卡恩认为Twitter已经开始在新闻编辑室的一些人的脑海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们将自己定义为Twitter 生态系统参与者，并为之承受了一些压力。然而，过多地沉迷于来自Twitter中的反馈，或许会扭曲新闻从业者对更广泛的社会受众的想法的认知。与此同时，根据《华尔街日报》基于匿名消息来源的采访，马斯克在4月份曾向Twitter提出了45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但此后由于认为该公司对垃圾邮件或机器人账户数量的估计不准确，因此暂停了这一收购。

　　针对社交媒体平台带来负面影响的相关讨论不会停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更多真实数据的出现，算法黑箱与社交媒体平台是否给人们带来负面影响，这一问题或许会得到更好的回答。

　　(本文原文为Have the dangers of social media been overstated?，编译自https://www.cjr.org/the_media_today/have-the-dangers-of-social-media-been-overstated.php。作者马修·英格拉姆为《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首席数字作家，此前为《财富》杂志资深撰稿人。编译者王茜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3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茜.社交媒体的危险被夸大了吗[J].青年记者,2022(13):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