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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部落化:“老漂族”的日常交往图式研究

2022-08-02 08:30:26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作者:王海玉 张淑华

摘要:  老年群体的迁移和流动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学术界把出于照顾孙辈、与子女团聚和异地养老等原因而流动到陌生城市的老年人称为

  老年群体的迁移和流动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学术界把出于照顾孙辈、与子女团聚和异地养老等原因而流动到陌生城市的老年人称为“老漂族”。本研究中的“老漂族”特指民俗学意义上为了照顾孙辈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祖辈老人。国家卫健委2018年的数据显示:流动老人数量占总流动人口的7.2%,其中因为照顾孙辈而流动的人口占流动老人总数的43%。近年来,隔代照料的老年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流动老人生活空间变化导致日间空巢和社交孤岛等现象发生,“老漂族”成为社区中的“隐形人”[1],他们的日常交往和精神状态成为关注的焦点。

  从2021年1月至11月,笔者围绕隔代照料“老漂族”的日常交往实践,对郑州、海口、深圳等5个城市“人户分离”的老人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对15名流动老人进行深度访谈,发现“老漂族”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的过程中,脱嵌于原有社会网络,呈现去部落化特征。居住新环境影响交往行为,“老漂族”构建起微信群和抖音圈群等虚拟型交往部落,并形成以身体在场的集体带娃、广场舞等实体型交往部落,“虚实结合”的再部落化社会交往模式得以建构,其中女性群体的再部落化现象明显高于男性。流动老人的日常交往图景,是麦克卢汉部落化理论的新注解。

  “老漂族”生命轨迹变迁及城市社会交往困境

  麦克卢汉从媒介演化的角度把人类社会概括为“部落化-非部落化-再部落化”的过程。[2]乡村独有的符号意义、物理空间和文化秩序所形塑的“地方感”为流动老人营造出具有情感和功能属性的部落化家园,迁移化带来身体的离场和交往关系的断裂。在城市社区的新场域中,“老漂族”面临社会交往的多重困境。

  (一)“老漂族”身体和社会关系去部落化

  有学者将农民居住的村落称为农耕时代的部落,血缘、地缘和姻缘是部落形成的主要因素。差序格局作为一种共享的文化仪式维持村落成员之间的交往秩序,这种文化仪式对老年人的影响尤其深刻。老年人进城帮扶子女,照顾孙辈,在城市和乡村间进行钟摆式的流动,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其日渐脱嵌于乡村,脱离熟悉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呈现去地域性、去乡土的新属性。[3]

  根据生命历程理论,城市化迁移是老年人成长和发展生命轨迹中重要的转折点,造成原有生命轨迹的断裂。具体来讲,在生命历程的晚期,流动老人的身体脱离于乡村,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与街坊邻居、亲戚和朋友联系逐渐减少,旧的交往关系濒临断裂,熟人社会的交往秩序、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逐渐疏远,原有的社交网络被打破。身体离场导致“老漂族”逐渐脱嵌于原有熟人社会的社交网络,呈现去部落化趋势。

  (二)城市社交中的困境

  父母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物理距离越来越近,紧密度并未弱化,却形成了新的互动模式。突出体现在父代权威的衰落和子代权威的崛起,父母由传统的家长权威转变为对子女的帮扶支持,处于“承托”地位[4],老人原有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在新交往关系中逐步减弱。除此之外,老人随迁城市之后,无法适应子女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在消费观念和教育孙辈的理念上难以达成一致,代际之间无法进行深入沟通,导致家庭亲密关系疏离。旧的社会联系式微,家庭权力关系和互动关系的微妙变化,导致“老漂族”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和焦虑感,精神生活无法满足,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5]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社交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为应对原有社会关系断裂和家庭关系改变造成的不适,寻求新的交往对象、建立交往关系是老年人满足其社交需求的出路。然而,他们在社会交往中遭遇多重困境,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生活方式差异是主要问题。“老漂族”在日常交往中多使用方言,语言不通制约了人际交往的质量和效率,导致理解和认同的缺失。另外,流动老人的文化水平和行为习惯与城市社区老人差异较大,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个性化最终导致两个群体交往实践的差异性和交往区隔,抑制“老漂族”的城市融入进程。

  在家庭互动压力和社会融入困境双重挤压下,“老漂族”身心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角色压力理论和角色扩张理论对“老漂族”应对困境的心理和行为做了充分的解释。角色压力理论指出多重身份冲突容易引发个体的心理焦虑和不协调。角色扩张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多重角色可以为个体争取多元的社会支持,从而抵消角色紧张的风险。[6]代际矛盾和异乡居住中的社交障碍对“老漂族”造成心理压力,导致孤独感产生,他们通过再部落化的交往获得新的角色,以新身份平衡陌生环境中的困境和冲突。

  虚拟交往空间再部落化

  与传统社会金字塔结构的交往模式不同,微信、抖音等新媒体App围绕信息和意义分组,建构扁平化、去中心性的社交框架,实现虚拟空间个体交往的再部落化。[7]麦奎尔用“满足群组”来形容这种状态,他认为媒介平台可以把兴趣、需求与偏好相似的受众进行重组,形成满足个体需求的群组。[8]新媒体时代的再部落化与传统乡村的部落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新媒体场景中,成员因业缘和趣缘得以聚合,成员之间是平等对话关系。经历相似的“老漂族”在微信群或短视频平台中进行信息和意义交换,这些“宽维度、细颗粒”的个体按照大概一致的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和心态聚合在一起,形成圈子化、部落化的拟态社会。再部落化交往是流动老人生命周期的特殊阶段为寻求社交满足和情感支持的典型群组形式。

  (一)微信群再部落化

  根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10.32亿,其中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近1.19亿。老年网民的网络行为主要是虚拟社交、短视频观看与信息获取,女性用户多于男性。微信是典型的虚拟社交方式,微信的强关系社交降低了个体的社会隔离感。笔者在访谈中得知,“老漂族”在随迁城市建立了“健步走”“晨练姐妹花”“小区广场舞”“夕阳红八段锦”等微信群,群成员数量6-40人不等,女性明显多于男性。老年网民虽然在微信上花费的时间少于年轻人,但是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微信群成员间的互动,更积极地参与朋友圈点赞和评论。83%的受访者表示微信群的使用满足其与亲友联系的需求,他们通过微信群与朋辈进行语音、视频聊天,在群里发送一起出游的照片、视频,以及健康信息的链接,分享心情,缓解孤独感。每天早上和晚上在群里发送的问候类图片和文字,成为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和“黏合剂”,在共同体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9]

  微信群建构起流动老人之间的强关系,改变了传统乡村邻里间的交往模式。“老漂族”流动的共同经历,凝聚起群体间的共同记忆,通过微信群的虚拟叙事,形成一个真实可接触、可感知的部落。微信群内持续的信息流动及所建立的关系连接让孤立的个体从疏离走向汇聚,形成新的邻里社交网络,打造出“新部落化”景象。[10]

  (二)短视频交往再部落化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是“老漂族”交往的新领域。此类App为“老漂族”在可视化世界中积极地展示自我创造了条件,也成为其寻求社交、归属和认同的再部落化平台。在调查中发现,流动老人分享的短视频内容多与广场舞、太极拳等相关,呈现出轻松、愉快的休闲画面。他们会提醒好友及时关注自己的新动态,并把抖音好友的关注、点赞和评论看作一种激励。粉丝、点赞和评论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成员在交往群落中的受欢迎程度。79%的受访者表示观看和发布短视频是他们的娱乐和社交方式,也是获取存在感的方式。短视频口语化的传播模式和“热媒介”特点把人们再次拉回部落。[11]虚拟交往空间缩短了物理距离,使边界消失,地域感弱化,日益成为“老漂族”重要的虚拟日常交往空间。

  “老漂族”虚拟交往空间的再部落化行动不仅是流动语境下个体和群体日常交往中的数字化生存体现,也彰显出新媒体为弱势“老漂族”的赋权和增能。新媒体使原子化、个体化状态的个体重新聚类,形成虚拟部落化群体,增加个体间交流的机会。“老漂族”构建的微信群、抖音群等交往部落具有一致的价值观和情感氛围,在信任和愉悦的交往中,个体的社交需求得到满足[12],减轻老年人漂泊异乡的孤独感,使其获得心理补偿及精神支持。

  实体交往空间再部落化

  与虚拟交往空间再部落化同时存在的是实体交往空间的再部落化。城市生活的“高楼效应”对个人、家庭的负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有些老人把城市生活形容为“坐监”,这种生活使他们的社会交往更加困难、认同感和归属感缺失。在人际交往中,“老漂族”仅作为孩子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的角色存在,为了满足社交需要,老人们慢慢形成一个共同体,他们约定时间一起下楼活动。带孩子玩耍、接送孩子上学、买菜、晨练、跳广场舞等是他们的共同活动场景。当问及日常交谈的内容,他们用“说说笑笑”和“开心的事情”来形容。轻松愉悦是他们交谈话题的特征。在闲暇之余,他们经常邀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公园游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他们也可结伴到周边城市景区旅游,交往半径的扩大是“老漂族”积极老龄化的体现。媒介素养的朋辈互学也是流动老人互动的重要话题,他们会对新媒体使用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寻求帮助或主动向别人分享使用技巧,发挥朋辈效应。朋辈群体具有空间距离近、互动活跃、心理情感接近等特征,成为代际反哺的有益补充,可有效消弭老年人新媒体使用中的数字鸿沟[13],老年人融入朋辈群体会降低衰老带来的被剥夺感和孤独感。[14]实体交往空间的再部落化为“老漂族”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对城市生活空间认知提升和情感融入提供了现实土壤。

  结语:“老漂族”再部落化的实质与出路

  “虚实结合”的再部落化交往模式是“老漂族”应对城市交往困境和缓解消极情绪的出口,也是其满足社交需求、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的路径选择,再部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互助和情感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他们在与自己同样处境的人群交往中,建立起情感联系,获得情感支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老漂族”在微观生活场景中人文关怀缺失的窘境。

  其一,他们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媒体社交,甚至把新媒体使用作为养老的模式之一。然而,数字技术为他们的无障碍使用设置过多的门槛,技术的工具理性多于数字温暖。

  其二,儿女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无暇顾及老人的心理感受。老人作为无偿劳动力在照顾孙辈的同时,还可能遭受无端的指责。

  其三,人户分离之后,“老漂族”无法有效享受身体所在地和户籍所在地的公共服务,使其产生巨大的落差感。

  “老漂族”作为规模庞大的流动人群和弱势群体,是养小的主体同时也是养老的客体,需要受到新媒体、家庭和社区更多的关注。

  首先,新媒体具有强互动、娱乐消遣和社群聚合功能,可有效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为实现积极老龄化,新媒体需提供更加多元和丰富的内容服务,创新体验形式,体现数字温暖,消弭数字鸿沟。

  其次,家庭子女应给予父母更多的亲情互动和关爱,提升其存在感。父母迁移到城市后,居住条件和饮食可能会得到改善,而精神抚慰却无法得到相应提升。来自家庭的亲情关怀可以提高流动老人的幸福感知,并促进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

  最后,流入地和流出地基层组织提供针对流动老人的服务显得必要又紧迫。流入地基层社区开展满足老年人需求的个性化活动,引导“老漂族”积极参与,推动构建流动老人与本地老人的社会交往圈子,既丰富流动老人的日常生活,扩大其交往圈子,又提供情感支持,进而推进“老漂族”的城市融入。流出地基层组织充分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构建虚拟空间共同体,确保身体离场的老人也能参与乡村公共活动。“老漂族”作为城乡两栖的特殊角色,应该受到流入地和流出地基层组织的充分重视,而不是作为两不管的尴尬群体对待。

  媒体、家庭和组织应充分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提升“老漂族”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研究”(编号:21&ZD31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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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梁萌.买卖不成仁义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平台家政小时工的社会网络变迁[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S1):25-40+126.

  [5]芦恒,郑超月.“流动的公共性”视角下老年流动群体的类型与精准治理——以城市“老漂族”为中心[J].江海学刊,2016(02):22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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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牛耀红.在场与互训:微信群与乡村秩序维系——基于一个西部农村的考察[J].新闻界,2017 (08):2-9.

  [10]姬德强.“超文化回声室”视域下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转型[J].编辑之友,2021(11):16-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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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李庆林,彭仕亨.社交媒体时代呼唤情感素养的培养[J].青年记者,2021(03):44-45.

  [13]刘入豪,邱乾.老年人数字鸿沟中被忽视的朋辈影响[J].青年记者,2020(36):31-32.

  [14] J M.Raymo. Living Alone in Japan: Relationships with Happiness and Heath[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15(32):1267-1298.

  (王海玉: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淑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2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海玉,张淑华.再部落化:“老漂族”的日常交往图式研究[J].青年记者,2022(12):50-52.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