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政策的制定要努力规避意识形态差异，深入挖掘人性、共性的元素，鼓励文化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有效引导中国文化“走出去”，营造积极的文化生态环境，助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球文化生态受到了猛烈冲击。强调互动式体验的文化活动被按下暂停键，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也遭受“断崖式”下降。虽然线上的文化呈现不断涌现，但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壁垒在增强，突出表现在国外文化舆论对中国的不信任和误解，中国对外文化输出和交流频频受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上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因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关键推手的文化政策，究竟应当如何调整才能适应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

　　“危”与“机”并存：我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客观现状

　　（一）疫情下我国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诸多难题

　　第一，价值观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愈加明显。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黑天鹅”事件，之所以会引发诸多连锁性的国际社会争端，除地缘政治因素外，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不理解、不信任也是不容忽视的推力。[2]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技术上的优势，利用各种媒体不遗余力地向全球兜售和“输出”烙有西方文化特点与色彩的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我国一向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西方的强权政治思想具有根本理念和价值观上的冲突。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冲突，如孔子学院在欧美屡遭关停、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等充分显示了当下中西文化交流存在的巨大障碍。

　　第二，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难度进一步加大。“去个人化”的信息传播模式构成了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新生态，舆论生态正在走向多元化。由于国外的文化元素较之国内来说本就存在天然的距离感，人们在相关信息的筛选上自然会忽视国外的相关文化信息，再加上部分网络媒体运用算法推送技术，这无疑会形成国外信息获取的恶性循环。此外，阅读碎片化、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客观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对国外文化的误解，从而演变出抗拒国外文化的心理。

　　第三，企业在国家文化品牌的塑造上屡受限制。作为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象征，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文化企业走出国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名义下，一些国家打着保护主义的大旗，对他国的文化企业进行限制，打压文化品牌的跨国发展，如美国政府对字节跳动公司的TikTok（抖音短视频国际版）进行封禁以及印度制造的名为“Remove China Apps”的应用软件抵制产自中国的App，并且该软件在印度国内受到热捧。这些事例都是当前国家之间政策内顾倾向加重的体现，映射了疫情中保护主义蔓延的趋势，极大限制了文化的国际传播。

　　（二）疫情下我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新机遇

　　第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在疫情中得到显著上升。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开展合作，协同努力。作为世界上最先遭受疫情冲击的国家，我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促进国际间的抗疫合作，并主动向世界分享了中国治理模式、治理经验，为有效遏制疫情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切实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3]我国在国际上的种种抗疫工作，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为世界抗击疫情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为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影响力的增强打开了新的渠道，也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第二，文化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为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新的渠道。在传统的电影、演艺、旅游等文化活动形式受到“毁灭式”打击之时，线上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潜力被激发，促进了新兴互联网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网络直播、线上教育、网络会议、云展览、云演出、云旅游等新的文化业态和形式不断涌现，重塑了文化消费场景，满足了人们的文化需求，为科技赋能文化产业提供了新路径、新模式。自疫情以来，我国不断进行文化对外传播的积极尝试，如2020年5月，中国国家大剧院出品的“声如夏花”系列音乐会通过西班牙皇家剧院旗下“我的歌剧院”视频平台进行了实况转播，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一系列活动之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民众参与网络文化交流的意愿空前高涨，推动了线上文化接触习惯的养成，这就为疫情下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为我国文化对外交流提供了便利，成为疫情下突破空间藩篱、消除文化误解的重要机遇。

　　第三，我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得到进一步提升。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国展现出国家和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谱写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抗疫故事，使民众深切感受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下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与此同时，我国在疫情防控中凝练出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无疑会极大地鼓舞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迸发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的强大热情。长久以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在面对国家和民族危机时，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成为民众的共识，这也为我们有效采取措施战胜疫情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疫情中展现出的我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势必会增强我国民众的文化自信，提升我国民众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底气和信心。

　　文化政策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文化政策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意志载体，是实现我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对国家整体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且文化多维度的、动态的、创新的特点使得文化政策在指引国家文化发展方面成为关键推手。

　　（一）文化政策是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促进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动力

　　从宏观层面来说，文化政策对于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创作、生产以及渠道宣发等对外产业链条具有推动作用，是构建“中国故事，全球表达”的重要方式。从微观层面来说，文化政策对于文化IP的打造及开发、文化对外传播人才的培育、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等具有主导作用，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文化政策是文化企业对外交流的重要保障

　　在互联网与数字文化发展热潮下，需要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向“走进去”发展，但是，在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企业在国际业务中会经常性遇到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国家（地区）地方法律和政策的问题，因此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需更有力的国家层面顶层设计，通过给予企业相关优惠政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等方式，为文化企业对外交流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持。

　　（三）文化政策是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手段

　　对文化产业的保护是一国文化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任何国家的文化政策都立足于“保护和促进国内文化发展”这一基点，即便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不例外。我国在与国际接轨、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需要积极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但完全抛开本土文化资源去发展文化产业，这既不可取更不现实。因此，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应该在充分汲取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与优势，制定科学的文化政策对本国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

　　（四）文化政策是引导文化国际传播正确方向的根本指引

　　文化产业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内容产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文化政策要有正确导向作用，不能仅追求利益最大化，还要以符合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为宗旨，发挥出传播先进文化的社会作用。从文化对外传播进程来看，文化政策的制定能够推动文化的发展，并且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贯彻落实，指引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导向，保证在交流和传播本国文化的同时不会偏离正确的文化轨道，将是至关重要的考虑事项。

　　疫情下加强我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政策化路径

　　在我国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说明“文化强国”和中华文化国际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之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制定显得至关重要，如何从更高战略层面为对外文化传播寻找支点、找到方向、指明道路以及如何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大格局中一个生动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疫情下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支持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为传播“中国声音”提供支持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做好文化国际传播，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是大前提，“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始终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核心”[4]。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诸多可以为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普遍价值的文化元素，然而，任何传统要被世界更多的受众所接受，就必须结合当代文化语境，满足当代人的文化需求。[5]首先，中国文化作为一个不断成长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社会的变迁不断变化、丰富和拓展，并不是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不能只局限于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四大发明和传统民俗等，这些文化内容并不能让海外受众真正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现状。因此，我们的文化政策应当为文化创新提供保障，鼓励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激发中华文化的活力，提升传统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张力。其次，由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与海外国家的文化壁垒进一步加大，因此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不能讲艰深晦涩、甚至连多数中国人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故事，要讲“好故事”，讲让人爱听的故事。我们的文化政策应当鼓励创作者更好地将“中国故事”与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主题”联结起来，既要从中国现实出发，又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思考人性本源，寻找全人类的共同主题，将共同文化主题作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切入点。

　　（二）积极引导各类媒体力量，努力抓住国际舆论主导权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络逐步成为对外传播重要的线上阵地，对外传播的执行者不再局限在传统媒体本身，而是进一步形成了以社交平台、自媒体以及线上公共视频等相结合为基础的对外传播新态势。[6]再加上疫情的影响，人们的物理活动范围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因此媒体在塑造国家和政府形象中的地位愈发突出。一方面，无论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很多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威胁”，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同国家媒体传播渲染的结果。另一方面，文化和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了“文化误读”。因此，我们不该盲目定义孰“对”孰“错”，应理性剖析双方的思想根源，深入了解国外受众的思维模式和心理需求，积极引导各类媒体力量，才能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扩大国际舆论影响力，使之得到更为行之有效的发展。在“去中心化”的网络时代，新媒体成为我国文化对外传播需要着重引导的力量。一方面，积极引导各类媒体力量，充分巧妙地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大众传播，淡化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减少口号式的官方宣传，是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另一方面，以个体为主体，以人际传播为手段的国际文化交流手段是不容忽视的。在某种程度上，“民间力量所展示的形象往往更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7]。因此，在对外文化政策的制定中，增强民众的文化对外传播意识，提升市民话语的重要性，是有助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一项重要举措。

　　（三）大力扶持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的文化企业是民族利益、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我国参与全球文化竞争的“本钱”和赢得世界尊重的“筹码”。首先，在对外文化政策中，要注重发挥文化企业在拓宽海外渠道，促进文化生产要素和文化资源国际化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大力扶持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打造优秀中国文化品牌，培育具有旺盛文化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群，引领我国文化产业向国际市场拓展。其次，构建跨文化交流的国际平台，大力发展会展业、艺术节、博览会、项目会等对外交流形式，将影视剧、出版物、文艺演出等三大文化产品与服务推向国际市场。增加与国外的交流机会，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文化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生产水准。再次，支持国内文化企业与国际知名演艺、展览、电影、出版中介机构或经纪人开展合作，向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结  语

　　总之，在全球新冠肺炎肆虐之时，我国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着新挑战和新机遇，“危”与“机”并存，国际文化交流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因此需要国家通过文化政策来为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引导和保障，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提供“桥梁”。当然，文化政策的制定要努力规避意识形态差异，避免官方单方面宣传，要注重双向交流，将重点放在浓厚的人文关怀上，深入挖掘人性、共性的元素，要致力于消除文化误解，弥合不同文明与文化间的裂痕，这样才能有效引导中国文化“走出去”，营造积极的文化生态环境，助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要论述研究”（批准号：20&ZD00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讲话[EB/OL]，新华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2021-06-01.

　　[2]杨越明.后疫情时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思考[J]，对外传播，2020（08).

　　[3]严瑜.中国为全球走出危机贡献力量[N]，人民日报海外版（001），2021-01-26.

　　[4]李明.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J]，广东社会科学，2017（05).

　　[5]李巍晏子.中国电影如何吸引国外观众——中美电影比较研究[J]，电影文学，2008（09).

　　[6] 赵清源. 新冠肺炎疫情视角下的对外传播策略——以外交部发言人海外个人Twitter账号为例[J]，青年记者，2021（12).

　　[7] 曲慧敏.论多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J]，思想理论教育，2012(13).

　　（毛倩倩：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4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毛倩倩,单世联.我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政策提升路径探究[J].青年记者,2022(14):3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