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数字新闻学认识论的演变核心，“情感转向”即新闻以体验创设者的角色嵌入大众日常生活，具有情感询唤和关系表达的宽度价值。

　　在传统的理性主义范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研究领域，情感因素因其非理性、不易测量等特质，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研究议题之外。霍耐特直言：“社会理论扎根在理性维度上，这就彻底遮蔽了我们对道德情感的社会意义的认识。”[1]技术引爆的范式革命意味着研究中的“主流—边缘”进行重新排序。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新闻业态景观，以政治、市场、专业力量为代表的多变量合围，催动新闻业发生结构性变革。在高度“混杂”的数字新闻生态之下，“作为数字新闻学发展趋势的情感转向”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成为新闻学核心议题之一。[2]

　　本文对新闻业情感化现状进行经验上的勾勒，从中提炼和抽象新闻行动者的支配性“情感逻辑”。基于技术可供性的视角，对新闻生态系统的多元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关联性做出解释，分析数字媒体如何通过技术属性对新闻生产、流通、接受等环节进行情感赋能。在此基础上，重访彼得斯“基础设施主义”媒介哲学，审思新闻学“情感转向”的可能哲学解释，提出新闻业的“情感转向”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对旧有传播秩序乃至社会秩序解构的结果。

　　新闻学的“情感转向”

　　传统新闻学建立在“朴素实证主义”认识论和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认为新闻业理当奉行理性、客观、不偏不倚的原则，“提供一个不带感情的调查手段和理性讨论的论坛”，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新闻中包孕的情感因素则是“导致新闻质量下降的直接证据”。[3]将情感基本等同于非理性的认知惯性，导致情感被长期驱离在传统新闻学核心准则之外，未被纳入学科的核心议程加以严肃考察。

　　主流新闻学界开始严肃审视情感的问题，主要源于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联姻”。社交媒体时代人与数字新闻生态之间的连接首要是情感性的。卡迪夫大学教授瓦尔·约恩森提出，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发展以“情感转向”为主要特征。[4]对于数字新闻学，“数字化”和“情感化”是不可分割的硬币两面。研究者应准确把握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发展演进的情感逻辑，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新闻学的核心命题，甚至重新理解“新闻”这一概念本身。[5]新闻学对于情感的重视不仅与数字平台技术可供性对情感空间的深远影响密切相关，也暗合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发生的“情感转向”——当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概念无法为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文化提供足够的解释力，情感便成为新的理解维度，其内涵是“对情感如何强化或延伸最具生产性的学术范畴的理论化”。

　　近年来，情感议题得到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研究者陆续展开与之相关的概念厘清、价值探索及实证研究工作。尽管研究者普遍放弃了感性/理性、客观/主观之间的旧有对立，转而检视情感话语在公共生活中的功能和后果，但是由于情感概念边界的模糊性、情感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和理论资源的驳杂，不同学术传统对于情感议题的理论化存在较大的话语差异[6]，这在客观上阻碍了彼此间的理解、对话以及共识的凝结，并给数字新闻学的情感研究制造了认知混乱。因此现下亟待学术社群内部充分的交流对话，对新闻业情感化的具体表现、动力过程及后果意涵作出进一步的实然性判断。

　　新闻业情感化的多重审视

　　技术可供性概念（以及更加宽泛的技术可供性理论）强调特定技术的可能性如何限制或促进人们的行动，关注数字技术环境与主体行为之间互动或对等的连接属性。可供性本身的生态学进路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技术决定论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对立”，具备对处在弥散、流动状态的新闻生态系统进行“语境化”分析的认识论潜能。新闻业的情感化趋势实际上也是数字技术的可供性对新闻业生态性影响的具体表现：新闻生产的多元行动者主动生产更具情感吸引力的内容，凸显技术逻辑与主流价值体系之间的复杂张力；社交平台和智能终端作为总体性场景，支持和培育不同样态新闻产品的情感询唤和情感表达。质言之，强调数字新闻生产中情感卷入和情感劳动的“介入”话语，社交媒体平台上流行的高度情感化、主观化新闻形态的“体验”话语，是技术可供性重构数字新闻生态的可能话语路径。

　　（一）生产：泛新闻生态中的多元行动者

　　有学者指出，对“技术可供性”的使用不应停留于一般性的技术解释，需要更多地容纳技术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7]“前数字时代”，新闻场域基本由秉持一致新闻常规且稳定不变、边界清晰的制度化新闻组织构成。进入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专业垄断被打破，新闻场域涌现出包括原生媒体、“自媒体”、平台媒体、政务媒体等在内的多元行动者。这些新入场者，与已经全面或部分数字化的传统新闻机构共同构成了有序与无序混杂、专业与业余并存的泛新闻生态系统。

　　传统的机构媒体为弥补新媒体对传统宣传体系造成的“传播失灵”，在社交媒体时代重夺“麦克风”，主动采取高度情感化、人格化的表达策略。当然，传统机构媒体的话语调适有着鲜明的语境限制，体现为坚持其严肃的核心气质不变的基础上，朝向更加柔性的形象设定，建立与受众情感询唤和关系表达的“协商机制”。

　　平台媒体在泛新闻生态系统中拥有通道优势，休梅克等学者称其为“重新发布”内容提供者们所生成内容的“超级把关人”。原生媒体、“自媒体”等众多行动者为提升内容可见性，不得不“栖身”于各大社交平台，内容呈现受制于平台的算法逻辑。在平台可供性的支持下，新闻产制流程不断与情感要素相接合，情感的生发与流变成为理解平台化新闻生态的新入口。“社交媒体编辑”这一新角色就是数字技术与既有文化结构之间相互调适的体现。社群小编将新闻转载到社交媒体上时，偏好能够展示当事人情绪与关系状态的文本，并通过“小编贴文”改变原有的新闻框架。[8]这个过程正是将新闻报道本具有的公共话语特性，逐渐以情绪性字眼、非官方消息来源等方式，将新闻公共讨论予以私人化的历程。而新闻内容供给端的私人化，很可能促使习惯于从平台媒体获取资讯的受众疏离甚至放弃结构化、制度化的公共议题理解模式，转而采取情绪化、个别化的抒发模式。

　　原生媒体是数字新闻内容生产领域的新入场者。凭借对垂直内容的深耕，与嵌入特定内容的用户社群建立持续的情感关联，并通过会员制、基金会资助等多种商业模式，在生存危机弥散的新闻业实现盈利。2020年，当西班牙媒体El Diario坦诚告知读者，详细说明收入的亏损、对资深编辑减薪以及其他预算调整，2000多名会员主动提出增加年费。疫情笼罩下的原生媒体，生存的关键在于摆脱以付费订阅和广告收入为核心的传统盈利模式，为特定利基市场提供细分服务。网络空间的微粒化提升了个体连接和组合的自由度。个体基于小众的内容偏好结成“虚拟社群”，与原生媒体及其他社群成员分别结成卢曼所说的“系统信任”和“人际信任”。荷兰原生数字媒体De Correspondent在生产新闻的早期阶段就开始与读者对话，试图以“透明主观”理念取代对“客观性”的追逐，向读者群公开所报道的问题、调查方案、消息来源、报道经济成本等，尝试与读者共创新闻。[9]

　　（二）形态：对理性新闻形态观的超越

　　传统新闻学研究重视以理性、事实和硬新闻为主的新闻形态，认为只有符合新闻规范理论假定的硬新闻才能扮演告知公众和服务民主的角色。泽利泽认为，主流新闻学所研究的仅仅是当代新闻业“材料/物质”当中的一小部分，忽视了那些不同形式、不同场所的新闻实践类型。[10]数字新闻学将视野投向那些被边缘化甚至被遮蔽的情感化、主观化新闻形态，其核心诉求是主动营造和创设新闻体验感。

　　VR/MR新闻、传感器新闻、新闻游戏等“沉浸式新闻”代表一种后现代的认知图式，其特点是具身、透明、简约，强调观看和视觉本身的重要性，在触发共情方面具有独特优长。VR新闻以空间引导取代线性叙事，模拟真实场景增强感官体验，被认为是制造“同理心的终极机器”“共情引擎”。新闻游戏利用程序修辞为玩家提供选择自身命运、体验他人困境与悲欢的可能。玩家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化身主角参与到整个新闻事件中。游戏让个体在周而复始的生活中找寻自由感、决断感和创造性效能感，从而建立稳定的情感结构。

　　2021年随着Facebook更名为Meta，“元宇宙”成为年度技术热词，有学者称其为“超级经验体系”“超越现实世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预测短期内“元宇宙”的突破口是沉浸式内容。[11]格里夫等学者将元宇宙中的云社区描述为一个临时的、外包的居民群体，其间分布着不断漫游，无视边界，寻找新的空间寄寓情感的数字原住民。[12]

　　波兹曼说，媒介史亦可视作一部情感史。基于独特的物质特征而带有情感偏向的新闻形态，早已出现。沿着“印刷—电子—数字”的演变路径，媒介呈现和激发情感的功能愈发强大。相比纸质媒体，电视能够以强有力的方式引发情感。数字媒介情感偏向更为明显，不仅延展了传统符号形态的情感表达范畴，更是创造了一个最接近现实生活的虚拟世界，表征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元素，并且在行动层面提升用户的公共话语介入和参与。[13]

　　以沉浸式新闻为代表的完全数字化的新闻形态显然无法置于原有的新闻规范理论框架进行解释，这也引发了学者对于新闻学元问题体系的重思。诸如“什么是新闻”“何为新闻真实”“如何定义新闻价值”等基本问题被“重新问题化”了，而它们几乎是新闻学所有研究的合法性的来源。后现代的解构性的沉浸式新闻，否定先在嵌入新闻叙事结构的真相，认为真相只在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中敞开。技术拟真创造的“体验性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复杂张力，提示研究者新闻真实性的演进可能及其衍生的阐释话语构型。

　　荷兰学者古蒂尔等对全球知名新闻机构的沉浸式新闻制作人进行访谈，发现在大部分从业者看来，为新闻“注入”情感因素与真实性理念并不冲突。但为了消解争议，他们提出“确保技术手段还原准确的新闻发生情景”，实质上是采用一种“策略性仪式”将应然性的真实性规范“转译”为纯粹的技术原则，将“真实”等同于“准确”。[14]

　　学界围绕真实性、客观性等问题的持续讨论，说明数字时代新闻学虽然经历着某种研究语境和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转变，却始终保持与经典新闻学的接续，保持自身清晰的边界和适用范畴，其价值指向也始终是人文主义的。研究数字时代新闻学的“情感转向”，一方面应当对新的历史条件有充分的观照，同时更要强调对新闻学研究传统的承继。基于规范性的维度，对情感因素介入的新的公共信息流动进行批判性审思，探索新闻可能实现的社会功能和新的实践方式，对“什么是好的新闻业”“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闻”持续追问。

　　延伸讨论：“情感转向”的可能哲学解释

　　如何理解新闻业的情感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情感转向”仍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对旧有传播秩序乃至社会秩序解构的结果，可置于彼得斯“基础设施主义”媒介哲学的分析框架中予以讨论。

　　媒介是一种秩序的建构者，大众传媒在20世纪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互联网彻底解构了这种秩序。彼得斯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中提出：“传播首先是对存在的共同领会，它的衍生物才是信息传播，所以传播首先是存在问题，其次才是沟通问题。”彼得斯关于“基础型、后勤型和元素型媒介”的理解，印证了海德格尔的名言——“技术是揭示实在的一种方式”，以及基特勒的名言——“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因此，媒介首要的“任务”绝不是像水龙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大众传播信息、提供娱乐，而是作为人的“存有方式”来建构大众的时空观和权力秩序观。

　　在夏瓦看来，“媒介化”是媒介本身的存在方式对于社会的建构作用，媒介从传播的过程走向了社会的各个环节，类同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中所言的一种虽不携带信息内容却隐蔽参与社会秩序建构的“媒介原型”。[15]当互联网出现并成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基础技术结构，大众传媒创造的“共在”局面被打破，一切的边界开始模糊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言说的逻辑被涤荡、言说的权力被瓦解、言说的主体更为多元交织，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拟像化的世界。

　　新闻业实践中“情感”从被遮蔽到释放，正是由互联网基础设施组织和发动起来的。普通用户在平台媒体发言的可见性门槛远低于大众传媒时代，公众是带着自己的情感走进公共空间的。其希望和悲观、恐惧和欲望、怨恨和愤怒的情绪体验附着于互联网平台之上，影响着公共舆论的建构，并成为社会动员和整合的一种资源。而在大众传媒神圣的“日神精神”的语境下，这种狂欢式“狄俄尼索斯”精神的释放是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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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antti, M. The value of emotion: An examination of television journalists’notions on emotionality[J].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25).

　　[4]Wahl-Jorgensen K．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studies?［J］．Digital journalism，20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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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胡泳，刘纯懿.“元宇宙社会”:话语之外的内在潜能与变革影响[J].南京社会科学，2022(1):106-116.

　　[13]自国天然.情之所向:数字媒介实践的情感维度[J].新闻记者，2020(5):41-49.

　　[14]Goutier N, Haan Y D, Bruin K D, et al. From "Cool Observer" to "Emotional Participant": The Practice of Immersive Journalism[J]. Journalism Studies, 2021, 22(12).

　　[15]胡翼青，陈洁雯.媒介化视角下的少儿游戏:基于媒介物质性的考察[J].南京社会科学，2021(11):113-122.

　　（米雅璐：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卫明：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5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米雅璐,王卫明.情之所至：数字新闻生太的情感维度[J].青年记者,2022(15):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