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体性的缺失　　今天，就在我们享受智能化与数字化带来的种种便利并无限憧憬之时，消费主义、技术主义、虚无

　　数字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体性的缺失

　　今天，就在我们享受智能化与数字化带来的种种便利并无限憧憬之时，消费主义、技术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等甚嚣尘上，主体性问题随之暴露。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性是以人的解放为逻辑主线。主体性首先要求人具有现实性，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其次要求人具有自觉自为意识，其实践活动具有能动性、目的性，能够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和创造；还要求包括自然、政治、社会和精神在内的人之属性得到全面发展。主体性包含意识和地位两方面：既要求人凭借主体意识自觉、自主地参与实践，又要求人在实践中保持主体地位。人作为主体，并不在于他是一个实体性的人，而在于他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处于一种能动性的地位，如果失去了能动性地位和对世界积极主动的改造，人尽管还是人，但不会是主体。由此可见，主体并非一个实体的范畴，而是价值关系的范畴。

　　智能媒体之于主体利弊参半，既可能起增进、发展主体性的作用，也可能有威胁、侵蚀主体性的影响。人的主体性看似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得到了扩展，实则长期处于技术弱势地位，遭受着来源于技术逻辑的无形限制与摆布，从依赖主体转而依赖技术。

　　智媒时代主体性缺失的表征

　　纷至沓来的技术融合正在引发社会结构的重组，随着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边界的消融，生命力量与物质力量也将再次博弈。智媒时代数字技术对人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控制，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的同时，也使人陷入了主体性缺失的危机之中。

　　（一）时代荒诞：从“知识鸿沟”到“数字鸿沟”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空间超越了时间的界限，让一切瞬息而至。然而，在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人的意识却呈现落后趋势。人们所生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所养成的习惯都来自分类数据技术时代，所处的时代却是由数字媒介所形成的整合任务和知识的大数据环境，两种环境本质对立而形成的结构反差，不仅暴露了人与媒介环境本质对立的矛盾，还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时代的荒诞。

　　诚然，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信息资源，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但必须承认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能访问网络，并以此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因此，互联网惠及不均的现状是主体性缺失的原因之一。此外，传播媒介的门槛升级、社交范围的茧房化，以及信息选择的高度自由性，导致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知识鸿沟”并没有因网络的存在而弥合，反而呈现扩大的趋势，转变为“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一种“技术鸿沟”，即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在接入、应用和普及方面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造成了信息领域的贫富分化。而“机会鸿沟”“银发数字鸿沟”（Peter Millward，2007）等衍生问题则是对技术弱势群体的再一次边缘化，社会阶层流动，尤其是低阶层向高阶层的流动变得越发困难。

　　（二）现实失真：从多重身份到认知失衡

　　数字技术使看得见的世界不一定是真实，看不见的世界不只是梦幻，但鲍德里亚认为，拟像扼杀真实。VR、AR、MR等技术在5G与AI的加持下，其清晰度、时延及内容生产速度都大幅改善。当频繁置身于数字技术所打造的比特世界时，“高清晰度”引发的认知功能障碍使得受众对于真实与拟像难以判断，从而无法区分虚拟和现实。随着“拟态环境”在人类头脑中的印象愈加深刻，人类越来越难以正确认知客观现实。[1]

　　虚拟空间中的数字身份具有临场性、多元性、可伪性、匿名性等特点。人们可以根据不同场景构建完全不同的数字身份，多重身份可以进行叠加和转换。这看似巩固了人的主体地位，实则在消解人的主体地位，因为这种多重身份的转换又被称为“安泰效应”，即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换言之，离开虚拟现实的大环境，虚拟身份便会立即失效，比如游戏世界中的王者可能只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这就有可能导致心理上的认知失衡，不愿放弃虚拟荣誉而日渐沉迷。匿名性、可伪性则让数字身份往往远离现实身份并带有奇观化色彩，若不积极引导，可能导致虚拟化身的认同障碍，引发心理问题。

　　数字身份的数量越多，虚拟化程度越深，主体对其的控制和整合就越困难。美国著名脑神经科专家彭菲尔德对《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缸中之脑”的假想进行了医学实验。实验表明，人们在被各种设备刺激大脑，如体验虚拟现实的逼真场景之后，会认为自己所经历的场景是真实的，导致与现实生活的混淆。而且，技术所达成的效果越真实，人对其的依赖越强烈，自身的禀赋越容易被消磨。虚拟现实对真实生活的过度代替并非言过其实，日本一男子因迷恋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用30万日元买下了官方认证的初音虚拟体装置GateBox，并花费 200万日元与其举办婚礼。虚拟偶像限制了他认识现实世界的理性，使其认定虚拟影像就是真实形象，并容易满足于编排的真实。如果虚拟现实技术大量渗入现实生活，在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普及之前，人们很有可能失去理性判断力与价值判断力，从而与现实世界失联，主体性的“现实性”前提也将由此被消解。

　　（三）媒介异化：从算法偏见到隐私威胁

　　媒介异化是指人所创造的媒介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外在于人，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甚至反过来统治、支配和束缚人。媒介异化在智媒时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社交绑架，人们离开社交媒体就变得无所适从；语义消解，不问语境的网络模因传播带给人们矛盾、不确切、误导性的理解；网络社区离散化、区块化，不同的社交圈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不同社区间存在社会隔离现象；虚拟主播、虚拟偶像的过度消费带来的伦理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对数字化的虚拟角色报以过多的情感投射、智能家电人格化之后可能引发的交流依赖，让真实的人际交流被异化等。其中，算法偏见和隐私暴露作为媒介异化的后果，是大数据时代人们主体性缺失的重要表征。

　　网络空间既是一个极度的私人化空间，又是一个全球共享的透明化公共区域。大数据的盛行意味着人们在互联网上包括身份、行为、喜好在内的一切都会成为被记录和分析的数据，人们也因此得以享受各大平台为其量身打造的个性化内容。然而，定制化服务背后往往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算法推荐起初确实提升了部分用户获取信息的效率与效度，但在资本逐利的操控下愈演愈烈，终于，算法偏见、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同质化的信息过载等信息窄化问题敲响了主体性的警钟，带来了智媒时代特有的数据隐忧。从算法推荐的逻辑来看，基于内容的算法推荐更倾向于取悦、迎合用户，基于时序流行度的算法推荐不可避免地走向“热度导向”的误区。[2]如果用户长期浸溺于由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中，其认知标准和价值取向可能会被扭曲，甚至固化已有的认知偏见。在大数据的严密监控下，人们似已成为“全景敞视监狱”中的透明人，主体性被进一步瓦解。一旦大数据系统比人更了解自己，权力就会从人类转移到算法。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悲观地预言，未来数据主义将会替代人文主义。数据的可视化功能将人的行为习惯、情感关系抽象为数字化的图像，人类世界依照数字方式重组，化简为“0”和“1”的二进制代码。

　　目前仍疏于管控的大数据技术，使信息安全存在隐患，数字身份可以被轻易地获取和盗用，用他人数据伪造身份的案例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精准诈骗”这一情节恶劣的高科技犯罪手段。

　　（四）娱乐至死：从感官沉溺到社交成瘾

　　数字媒介诞生之前，人类依靠阅读和理解来感知世界，接受知识的主要方式是“读”和“写”；数字媒介诞生之后，人类依靠感官和体验来感知世界，接受知识的主要方式则转变为“看”和“听”。此前的印刷媒介允许读者调节自己的阅读速度，给读者思考的空间，强调的是认知性、象征性的内容和抽象的思维方式，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理解和情感的净化。而数字媒介却将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不等观众思考便一闪而过，强调的是形象内容和情感震惊，导致观众反应的情绪化和戏剧化。[3]数字媒体在技术上可以实现高度的视觉沉浸，这使得第一人称射击、战争、恐怖类游戏至今仍是VR、MR、AR的重要类型，这些作品带来的高感官刺激，会引发过度沉浸、高度紧张与神经刺激等诸多心理健康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智能家电、人工智能的人格化也可以对精神创伤者有所抚慰，或对恐惧社交的人进行训练。目前，大部分智媒设备仍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技术的发展，无论是视觉层面，还是交互的丰富性与真实感层面，沉浸感只会越来越强，且相关技术越发展，这些作品的安全性问题就越可能在用户使用时凸显出来。因此，引导科技向善的规范化技术伦理体系亟待建立。

　　数字媒介“用户友好”的典型特征，使媒介素养各异的人们都有机会轻松快速地创造并共享内容。数字媒体凭借着移动终端和碎片化阅读及沉浸式体验，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带来的数字伦理问题也是不言而喻的：多维度的数字化世界使人在现实场景中异化为“数字化单面人”，虚拟现实的感官沉溺使人在生活世界中异化为“网络植物人”，“低头族”盛行、“手机依赖症”频发，人们在赛博空间里畅游无忧，却在现实世界中疏亲慢友。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采用“实地研究”和“临床诊断”的方法探索人与媒介的关系。特克尔认为，从形式上看人们在社交网站上交流、玩电子游戏消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似乎更轻松、更密切，实际上却更焦虑、更孤单，过度的媒介使用会导致“情感性孤独”。此外，线上社交还会阻碍线下社交，因为现实社交是一种情绪化社交，表情与动作作为伦理器官能够传达情绪，如说谎时脸会红、眼神会躲闪，而虚拟社交目前不具备实时传达真实情绪的功能，更有甚者会因此而丧失面对面交流的能力。

　　主体性缺失的归因和重塑途径

　　智媒时代的主体性式微使得社会风险和隐患不断积累。要突破伦理困境，首先需要对产生伦理危机的原因进行溯源与归纳。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相关政策与制度的滞后，二是技术逻辑与主体逻辑的矛盾，三是责任主体的淡化与泛化。科技发展应遵循人的理性意志，服务人的日常生活，彰显人的主体价值。因此，重塑智媒时代人的主体性需从人本主义出发，注重自为的自律性、自觉的能动性和自由的超越性，思考人与技术的内在关联，在制度、技术及人文关怀等方面切实提高人们的自主性。

　　（一）加强媒体引导，完善政策法规与监管机制

　　对于智媒时代的新事物、新领域来说，目前法律法规与制度均有很大的滞后性。智媒时代的法规建设应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重视各类媒体的引导功能，鼓励人们主动获取信息，解决由信息过载、刻板印象、话语陈旧所引起的信息飞沫化、解读负面化、危机常态化，以及阅读碎片化等传播问题；完善内容审查与舆论监管机制，督促相关企业定期发布责任报告，公开相关信息以接受社会监督；切实解决数字空间中的实名制问题，避免网络狂欢和网络暴力等滥用技术赋权的现象，其中“问责”和“维权”是智能媒体伦理调适的现实路径。同时，还要警惕技术在执法过程中的运用，避免数据盲信与数据独裁，“用人性的洞察设计更人性的社会”[4]，保障人们的主体地位。

　　（二）重视技术驱动，树立数字正义观和价值观

　　人们总是渴望让机器拥有可以与人类媲美的智能，这种愿望刺激了智能媒体的研究热潮。然而，以机器为导向的智能媒体，其设计出发点大多是协助、推动或影响用户，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给出的是答案而非问题。其用意是好的，帮用户节省时间，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等，但弊端是损害了用户的主体性与创造力，甚至有可能成为阻碍个人与周围世界交流的屏障。应重新定位人与媒介的关系，树立数字正义观和价值观，倡导科技向上，创造以用户为中心、开放共享、高可信度、无时延、永远在线、富有情感和温度的智能媒体，实现技术的返魅，让现实的身体得以回归。

　　（三）提高媒介素养，强化反思意识和批判思维

　　媒介人性化发展满足了人的个性化需求，但也弱化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反思。[5]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应该对自身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并且在行动前要权衡且理性对待，考量事物所带来的风险与不良后果。[6]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做具备反思意识和批判思维的“把控者”，而不是被媒介反向驯化的“使用者”；保持理性、辨识力与判断力，从自身出发优化内容，净化数字空间；警惕智能媒体对注意力的攫取，自主节制地使用媒介，避免被技术截除。

　　结  语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技术的跃迁给我们带来了不言而喻的便利，但也把前所未有的数字伦理问题带到我们面前。“数字化未来”不仅是数字空间的未来，更是人类社会形态的未来。我们不必“抱朴守拙”，放弃对智能媒体的依赖，而是应该抱持一份清醒的态度来审视智媒时代一切伦理问题，增强主体性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自由能动地对技术进行改造，使其观照人本，具备服务意识。在保证未来社会不被数字伦理异化困扰的同时，建立符合智媒时代的审美范式，构筑自由、平等、开放、有序的智媒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创新研究 ”（批准号：20ZD20）阶段性成果，受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学科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1]田刘琪.VR技术支持下的沉浸式传播伦理问题探讨[J].东南传播，2019（06）：12-13.

　　[2]陈昌凤，师文.个性化新闻推荐算法的技术解读与价值探讨[J].中国编辑，2018(10).

　　[3]金振邦.Web2.0与写作研究新课题[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03)：63-67.

　　[4]阿莱克斯·彭特兰.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M].汪小凯,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21.

　　[5]林爱珺，何艳明.数字媒介依赖的新表征与伦理反思[J].学术研究，2022(05):54-60.

　　[6]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5-67.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21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嫱.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智媒时代的数字伦理问题[J].青年记者,2022(21):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