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看新闻生产　　当下，层出不穷的新兴的数字化媒介技术带来了新闻生产的深刻变革，业界和学界对新闻生产中的媒介技术

　　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看新闻生产

　　当下，层出不穷的新兴的数字化媒介技术带来了新闻生产的深刻变革，业界和学界对新闻生产中的媒介技术问题也给予更多关注。关于工具、机器、硬件、软件等技术物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新闻学研究中，新闻学研究中的物质性相关话题也不断涌现出来，就像有学者所说的，“物质性、社会物质性、社会技术系统”等术语逐步取代对技术的忽略和简单的关注[1]。

　　在媒介与传播的物质性转向中，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因其应用的广泛性和拓展性成为物质性研究整体图景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种理论[2]。行动者网络理论摒弃了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的偏向，把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带入研究视野之中，各种异质行动者作为网络中的节点发生联系，它强调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对称性，潜力在于适合“建立一种媒介与传播技术在当下社会中的角色的理论”[3]。

　　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已有新闻学的研究，大多将焦点放在了媒介技术对新闻编辑室以及传统新闻生产者带来的具体变化上。这些研究包括：关注对新闻生产具有深远影响的技术设备，如电子邮件、谷歌和电话已经成为新闻工作实践的“无缝连接”（seamless connectivity）部分[4]；讨论社交媒体如何提高公众自主性使新闻真相存在于动态的转译中[5]；将算法视为一种“非人类行动者”纳入新闻传播行动者网络中加以研究[6]，以及关注到内容和技术行动者之间的协作转译过程[7]。可以说，新闻生产研究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结合，让人们关注到新技术介入后对整个新闻网络产生的动态性影响，也让学界开始思考技术在智能新闻生产中的角色。

　　“转译”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具体而言，“转译”是行动者之间发生联系的主要方式，任何信息、条件在行动者这里都会发生转化；转译就是一个不断地转换他人兴趣的过程，最终使得事实建构者和被他/她所吸引的人在利益上达成一致[8]。与中介者不同，转译者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达，而是会在翻译的过程中转变乃至修改原本表达的意义。转译代言人既是关键的行动者，又作为其他行动者的征召者为其他行动者分配角色，并带动各个行动者朝着一定的方向协调。在智能化的新闻生产中，技术路径被视为造成新闻业环境变化的最大外部因素，已有研究证明传播技术造成了新闻环境变化的必然性[9]。从这个角度而言，媒介技术在新闻生产的行动者网络中无疑也扮演着转译代言人的角色。但是，媒介技术对智能新闻生产的转译行为并非均等，而是层次有别、深浅不一的。技术是如何在智能新闻生产的网络中发挥转译作用的？本文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基于技术的涉入程度和技术的物质特性，将智能新闻生产的转译模式分为两种——显性技术主导模式和隐性技术主导模式。显性技术主导模式中，技术对新闻生产的改变是强势的，直接形塑了新闻生产的边界和面貌。而在隐性技术主导模式中，技术隐秘而间接地施加影响，将技术的逻辑渗入新闻业。本文试图通过提出这一初步的解释框架，进一步思考新闻生产中转译的多面性和可能性（见图1）。

　　图1：智能新闻生产中的两种技术转译模式

　　软硬客体的并存：显性技术主导下的转译模式

　　学者莫兰（Rachel Moran）和厄舍（Nikki Usher）将与新闻生产相关的技术划分成硬客体、软客体和意外客体三种类型[10]。硬客体是指有实体的物质性，以印刷机、打字机、电脑、新闻建筑等为代表。软客体则可以涵盖当下研究的大部分数字技术，比如新闻App、网站、算法、数据库等。意外客体强调与新闻业的情感连接，指一系列不直接参与生产或消费新闻的物，却对新闻业起到情感层面的意义。参考上述类型，本文阐述的智能新闻生产中显性技术主导的转译模式，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软客体转译和硬客体转译两种。软客体和硬客体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在新闻制作、传播和消费过程中，软硬客体的相互作用将不同类型的劳动、组织需要和基础设施配置结合在一起”[11]。

　　（一）软客体转译：数据框架决定新闻的存在形式

　　软客体既包括为新闻生产提供协助的后端产品，如内容管理系统、数据库等，也包含前端产品如新闻App、网站、聊天机器人等，更包括了以元数据形式存在的新闻原材料[12]。无论是后端产品、前端产品，抑或是元数据，在软客体囊括的多种数字技术的范围内，“数据”是以核心要素的面貌出现。具体看，“数据”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变革了新闻的产制流程：1.新闻素材的数据化——人和物都以数据的形式被接入数据库中，成为可收集的新闻来源；2.新闻工作者的数据化——海量混杂的信息汇聚云端，对新闻生产者的数据挖掘、数据处理、数据解读和数据可视化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3.新闻生产、分发的数据化——新闻内容的定制化、个性化、流动式、关联式，都是基于数据的精确计算，通过算法而达成的；4.新闻评价的数据化——新闻被数据衡量，浏览量、转发量、点赞量等用户的反馈行为以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评价新闻的量化标准。

　　软客体技术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或围绕着数据而运行，在此意义上，软客体转译也基本上是以数据为中心的一种转译，数据就是隐匿在新闻内容或是屏幕和程序背后的数码物。数码物所表示的不仅是物体本身，而且包含其所造就的关系和信息系统。就像有研究者说的，“技术物的存在方式在于它不同的网络化模式”[13]；而在数据的转译下，参与新闻实践的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形成一张由数据聚合而成的关系网。以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为例，新信息的获取建立在旧数据沉淀的基础上，算法会结合用户特征、内容特征、环境特征等数据特征，在不断地进行训练后产生决定数据流向的“模型”，新闻的传播和扩散成为在算法中介下的一种数据流动过程。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新闻信息在终端呈现为文字或图片等人类能够读懂的形式，但它实际上是以能够被平台所接受的数据代码形式存在。一旦违背这一存在形态，可能呈现为错误或乱码，根本无法作为新闻被传播。因此，以软客体为代表的数据及其程序、协议框架在更底层的基础技术层面上决定了新闻之所以为新闻。

　　（二）硬客体转译：基础设施影响新闻业的未来边界

　　所谓硬客体主要指有实体的技术物，新闻活动中用到的基础设施、通信工具、数字设备、传感设备等都可以纳入硬客体的范畴之内。硬客体所囊括的物质体系是一系列由文化所创造的人工物的集合，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可以说，硬客体搭建起智能新闻生产网络的基础，硬客体的转译也为网络中引入了更多异质性的行动者，新型行动者的加入有时甚至会促使新闻生产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硬客体转译直接决定了新闻的采集方式，新闻生产者需要按照设备的“物的特性”进行新闻采集。比如，360°摄像机镜头具有跨越整个圆形运动宽度的全景功能，为VR新闻的拍摄提供了可能性。这一采集模式意味着新闻的镜头语言、摄影记者的专业素质都要随之发生相应改变。同时，所有的360°4K摄像机镜头拍摄的视频必须一起剪辑，才能看起来像一个完整的全景镜头。这又对新闻生成的硬件设备提出了性能上很高的要求。

　　硬客体转译在万物互联中所发挥的作用贯穿于“人-物-人”“身体-物”“物-物”等多层次的传播网络。在人与人的传播网络层面上，硬客体承担着接入点的作用，拥有一台可拍摄、可联网的移动终端使用户有机会从新闻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新闻生产的主动参与者，新闻在职业群体与公众中共同生成。在身体与物的连接层面上，硬客体可以延伸人的感官，比如传感器能够对外界环境和物体的数值进行精确测量；智能可穿戴设备能够通过生物传感技术实现对“人体”的感知，使身体成为媒介系统的生物终端；虚拟现实设备可被视为“终极移情机器”，为现实生活体验提供类似的移情和同情心感受，唤起“第一人称”和“关注情感”的取向。在物与物的连接上，未来在数字传感设备的连接下，人、家居物体、空间环境、公共信息、服务等之间会形成多种交互关系，“人-物”“物-物”“物-空间环境”“物-服务”等新的传播关系得以建构。[14]

　　平台与用户的间接影响：隐性技术主导下的转译模式

　　与显性技术主导的转译模式不同，在隐性技术主导的转译模式中，技术间接地作用于新闻业的变革。本文将其进一步分为平台和用户两个方面。平台转译在社交关系、平台导向/规则、价值预设的表象之下，包裹着媒介技术的运行逻辑，因此可被视为隐性技术主导转译模式。同时，这一模式还包括了因技术而被赋权的用户的转译。

　　（一）平台转译：制造新闻生产的伺服机制

　　在新闻生产活动中，平台作为一类特殊的代言人，既依托于硬客体提供的物质基础设施，又囊括了数据、算法等软客体主导的关系性机制，通过技术和制度将媒体、自媒体、用户聚集在一套应用程序系统上，实现了多种异质行动者的协同合作。

　　平台媒体通过建立完整的新闻服务机制，完成内容生产的收编和新闻生产利益格局的重组。平台媒体的崛起导致整个新闻业的权力分配、组织结构、利益结构和性质发生巨大变化[15]。网络中的平台媒体为新闻传播提供了必要的虚拟设施，包括便捷的渠道、取之不尽的消息源和庞大的受众。由于新闻在内的信息都栖息在平台上，新闻从业者只需要一个与平台连接的终端就能完成传播的全部环节。但在享受这种由平台媒体带来的便利之时，新闻从业者不得不遵循平台的社交关系传播方式、导向规则和价值标准，在专业新闻理念和平台理念之间摇摆徘徊。

　　在平台媒体与新闻业的融合生产中，技术差距导致了传播权力的不对等。在分发渠道上，新闻媒体失去了独立的新闻产品分发渠道，何种新闻内容会被推荐给用户交由平台媒体的算法机制决定，新闻媒体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反抗这种“专制”。在获益结构上，新闻媒体依赖平台带来的流量吸引广告商投资，从而参与广告收益分成。而尚未与平台媒体合作的媒体则将面临用户流失、广告收入减少的情况。平台媒体不需要自己进行内容生产，仅利用自己的用户优势、流量资源和数据挖掘技术，即可以获取巨额的经济收益[16]。在用户反馈上，新闻媒体无法获得平台的所有数据，包括自己详细的粉丝数据和内容传播数据等。新闻媒体只能通过少量平台开放的内容获取数据反馈，如用户构成、播放量、评论数、点赞量等，以此总结平台媒体未公开的分发偏好和用户需求等。平台作为公司企业并不一定必须考虑新闻业所遵从的专业理念和公共价值，相反，他们往往将资本运营和收入放在制定标准的第一位。

　　在平台媒体的冲击下，为了生存和接触更多的用户，新闻媒体采用入驻平台、售卖版权、新闻媒体平台化等手段与平台合作，并尝试以合作促竞争，利用平台提升品牌影响力、发展自身优势。这种以合作促竞争的方式看似协调了新闻媒体与平台媒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冲击了新闻生产的自主性，使得新闻生产显现出平台化的特点：以平台用户的需求和分发偏好为导向，内容生产趋于垂直窄化和专业化，与自媒体和平台扶持的内容生产团队进行竞争，新闻的公共价值受到流量至上的资本理念的挑战。

　　（二）用户转译：开放新闻文本的对话领域

　　借助资本与技术，平台创设了一套新闻从业者需要倚靠的新闻传播伺服机制。一方面，消解了传统媒体固有的权威性，专业编辑和记者的身份及权利日渐式微；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随着公众参与新闻生产的门槛降低，用户获得了观点表达和议题设置的象征性权利。

　　在用户转译中，最为典型的是社交媒体用户对新闻生产的转译。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了对话的渠道，对于新闻文本的生产和解读不再是专业媒体独享的权利，生存于各个信息群落生境中的用户，通过评论、分享、点赞等行为参与新闻的生产和再生产，通过关系化的传播影响新闻的流通路径。新闻作为新闻事实的反映，不再呈现为固定的文本形态，而是在用户参与改造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动态的新闻实践。用户通过对新闻文本中的词汇、句子等进行个人化的解读、挪用与拼接，通过文本盗猎等再生产方式把握自己的展演权。例如Bilibili上对新闻作品的“二创”常有出圈之举，《1818黄金眼》作为一档地方民生新闻节目屡次登上微博热搜，这些背后都与用户自发的创造性行为息息相关。囿于传统新闻价值的要求，新闻媒体很难持续关注到弱势群体，但是社交媒体给了用户及其群体自我曝光、自我观照的机会，比如抑郁症群体、罕见病群体在“微博超话”建立自我书写的公共空间，从而抵抗媒体构建的单一形象。用户在平台终端中的操作行为和表达行为还作为生物数据和文本数据被算法实时抓取和反馈，不断刺激平台的把关和分发行为，从而影响专业新闻媒体的价值取向。用户与终端、算法、数据构成了新闻领域的“人-技联合体”，对新闻生产进行着隐秘而深刻的干预，使得新闻文本本身成为一个动态而开放的对话领域，这正是转译对原始新闻生产网络的一种再造和重塑，也印证了转译之结果的多元可能性。

　　结语：重视转译的差异和技术之外的社会因素

　　智能新闻生产受技术要素驱使，无可避免地卷入技术逻辑中。媒介技术的参与革新了新闻的各个环节，多元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与转换，使新闻生产在采集、分发、呈现、接受各个环节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借助大数据、传感器、物联网、多终端等技术，数据成为新闻报道的起点，传播过程被算法逻辑所主宰，一种用户驱动的新闻生产机制正在建立。

　　显性技术主导的转译模式中，技术直接以技术物的形式对新闻生产施加影响，“物”的属性更加凸显。无论是硬客体还是软客体，都是从新闻生产的底层物质架构上，决定着网络中会有哪些行动者以及这些行动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构成。而隐性技术主导的转译模式之所以更加隐蔽，则是因为在硬客体和软客体之上包裹了平台的外衣，借由平台又赋予了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的权利，但其实质上仍遵循着硬客体和软客体内嵌的技术逻辑，同时更为经常地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在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中，显性技术和隐性技术凸显的环节、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显性技术主导的转译中，硬客体的数字设备和软客体的算法，在当下智能传播的语境下对新闻的采集和分发等环节造成了更强势的影响。大数据、传感器、物联网、多终端介入新闻生产流程，表现为“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新样态。人类生存境况不仅仅停留在“数字化”，而是走入“数据化”阶段。传感器、监控摄像头、无人机等数字设备的信息采集方式可以突破以“人”为信息采集主体的诸多局限，人与物变成一个个嵌入网络的元件，为新闻生产提供可挖掘的数据来源。在智能新闻分发上，新闻传播形态的表征话语日渐被“自动化的智能逻辑”所主宰，新闻分发由“普适化”向“个性化”转变，“把关”的权力被转让给了机器和代码，人与新闻机构的互动变更为人与算法、与App之间的互动。

　　相较而言，用户和平台等隐性技术主导的转译主要体现在新闻的接收、流通和再生产等环节中，因为用户是接收和创作新闻的双重主体、平台是新闻流散的栖息地。在新闻接受上，未来新闻业将把用户需求作为导向，构建一种用户驱动、新闻生产者主导、参与者共同监督的生产模式。平台与用户在广义上扮演着新闻生产的记者、读者及信息真实检察官的角色。用户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仅仅是所谓的“公民记者”，而是活跃在选题、素材、采访、编写、核查、发布、互动等新闻传播全流程，并要求成立一个开放动态的新闻场域。在新闻的流通和生成环节上，形形色色的新文化与亚文化群体开始涌现，“信息原生态”的格局被打破，双向互动、可供选择的新闻及信息服务成为必然趋势，各类信息内容在接受方式上不断进化，呈现出可视化、游戏化、具身化、策展化、无边界化等诸多特征，整体的智能传播技术、数字媒介技术对新闻本身的存在样态都在进行重新定义。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仅仅将媒介技术视为推动新闻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而忽略了新闻业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并非本研究应有之义。未来对智能新闻业变革的考察也应注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新闻生产变革的驱动力是多元和变动的，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技术物能够被投入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同样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审视。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也构成一个宏观网络，在以新闻生产作为转译目标时，各种要素因目标不同发生不同的影响。技术作为行动者网络中的重要一方，是不可忽视的行动者和转译者，它与其他行动者互动并协同对网络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每一种技术自身也构成一种行动者网络，它可以作为被检视的对象进行内在的解构和分析。而动机和权力存在于每一个网络节点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在不断影响、驱动着新闻生产权力关系的流动与变化，需要与技术逻辑一同纳入分析的视野当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未来媒体视野下的新闻生产变革机制研究”（批准号：17CXW0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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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湛文：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孙欣然：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23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毛湛文,孙欣然.智能新闻生产中的两种技术转译模式[J].青年记者,2022(23):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