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时度效标尺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的系列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我国应对波诡云谲的舆论场开辟了重要路径，也为我国媒体格局

　　时度效标尺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的系列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我国应对波诡云谲的舆论场开辟了重要路径，也为我国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媒产业的升级再造指明了新的方向。新舆论格局下要加强对舆论引导工作时度效的研究，推动党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1]同时，技术更新迭代日新月异，传媒行业被裹挟在技术机器的洪流之中，而遍在的技术倒逼各生产主体思考人与技术之间的边界与区限，媒介可供性概念的引入恰好回应这一理论需求。

　　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1.舆论生态：国内国外双重压力。我国舆论生态正面临着国内国外双重压力。在国内，庞大的网民规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针对特定的社会议题有广泛的用户参与；另一方面，参差不齐的用户媒介素养也带来了冗余嘈杂的意见表达。尤其是网络水军、竞价排名等现象的出现加剧了我国舆论场域多、偏、杂的混乱现状。在国外，敌对势力妄图以经济制裁、政治封锁、文化渗透的方式危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2.智能技术：媒体生产力的催化剂。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媒体逐渐朝着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前进，同时也逐渐呈现出智能化的生存形态。技术的变革和更新逐渐成为媒介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催化因素。智能媒体还凭借其具身性、可视化、云存储的传播特性，赋能各媒介主体以更加快速、便捷、高效的形态深入挖掘潜在的用户信息，进而改进其原有机械的传播过程。在元宇宙的助力之下，阐发不同事物之间的功能特性，进而剖析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潜在关联。

　　（二）理论背景

　　1.可供性（Affordance）理论。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在1966年首次提出“Affordance”，并将其与价值的概念相互连结。[2]?1979年，吉布森进一步将可供性解释为环境赋权给主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或好或坏，能够促进或者削减主体采取某种行为的动机。[3]人仍然是行动主体，但是会受到外部环境以及技术的制约或激励。此后，可供性概念被引入多个学科，其概念得以不断地外化延伸。潘忠党认为媒介可供性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又在以上三种可供性的基础之上细分出13项可供力。[4]孙凝翔对“可供性”这一译名提出了质疑，建议将其译为“示能”，认为在示能之下，技术不再是“客体”，而是复杂的行动者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5]可供性理论传入中国掀起了学界重新思考人和技术人工物之间关系的风潮，进一步丰富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大厦。

　　2.时度效标尺论。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关键是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6]，这表明时度效是指导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理论准绳，又是检验新闻舆论工作效果的重要标尺。丁柏铨认为时、度、效分别涉及时间维度、尺寸（方法）维度、效果（影响）维度[7]，时就是时机节奏、度是力度和分寸、效是效果实效[8]。“时”涉及大势观念、“度”涉及传播观念、“效”涉及人本观念。[9]综上，学者们对时度效的研究大多从其语义本身出发，不断扩展时度效的内涵与外延，难免会出现研究视角窄化的现象。本文试图从媒介可供性视角切入，分别从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三个维度对应解释时度效标尺论的新内涵。

　　新内涵：媒介可供性视角下的时度效标尺论

　　（一）时：生产可供性下的时势与时机

　　时的要求不仅仅体现在提高新闻的时效性上，还包括对整个舆论生态、传播策略、引导方式等整体上的改善和提高。从生产可供性的视角反观“时”，其内涵有了新的解释，即在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的基础之上帮助传播主体更好地从时势、时机层面把握时度效标尺论。可编辑，即允许用户针对相关对象进行编辑修改的自由程度。[10]技术的赋权促进受众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传播权的转换。新闻生产的多主体联动与共同编辑缩短了新闻产生与发布之间的时间距离，进而深度把握舆论引导的时势与时机。可审阅也意味着用户搜取信息的速度开始加快，缓解了信息爆炸时代信息体量大而有用的信息却很少的困境。可复制扩展了信息到达的圈层，破除了以往信息传输技术迂缓的壁垒。可伸缩也可以理解为信息的延展性，尽可能地在较少的文本、图片、音视频内容中展现最多的信息。可关联也进一步放大了新闻类别在时间性层面上的联系。

　　（二）度：社交可供性下的硬度与软度

　　度在时度效标尺论中具有核心地位。从方法论层面讲，度即采取何种措施、以何种态度应对舆情事件。在社交可供性下，可致意即运用基础的媒介传播技术将正确的、正向的、正能量的信息以受众可理解、可接受、可内化的形式扩散开来，进一步地帮助用户分辨错误的具有蛊惑性的谣言信息等。可传情要求从温度、态度上深刻把握好舆论引导的分寸和尺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协调即深刻剖析各平台、各主体、各层面的显性的或隐性的联系。在度的把握中则体现为对事件主体、事件本身或事件外延进行全方面的了解，协调各方的关系力争将矛盾最小化。可连接，即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总体的认知，促成彼此之间产生连接，进而减少隔阂的产生。在时度效标尺论中则体现为度的边界的把握，将舆论各方相互连接增进沟通，促进舆论引导工作的正常开展。社交可供性将“度”的内涵延伸到了硬度与软度两个方面，既要从精度和密度层面把握又要从温度和态度上着力，体现了时度效标尺论科学的生成体系。

　　（三）效：移动可供性下的效能和效率

　　效是落脚点和归宿，要检验时与度的把握情况，全部通过实际成效体现出来。在移动可供性视角下，效与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和可兼容之间具有重要联系。可携带即用户接收信息的场景愈发多样并出现移动化的发展趋势，从多元化的场域和碎片化的时间段中获取信息。从效果层面看，可携带意味着效果的多样态呈现方式，从以往单一的数据层面展现到如今可视化多场景的方向转变。可获取也暗示着信息获取门槛的降低以及用户主动搜集信息的能力提升。这意味着传播效果的改善奠定了海量的用户参与以及效果测量的科学性，同时也增强了舆论引导工作的效能和效率。可定位表现在可以精确地掌握用户所在地信息，提升传播活动的精度，真正实现点对点式的靶向传播。可兼容即各种传播手段、传播关系、传播形式的融合，真正实现传播效果层面各主体间关系的正常发展。

　　现实障碍：时度效标尺论实际落实偏差

　　（一）时过我待：过细的生产流程违背时效性原则

　　时效性是新闻作为消除受众不确定性而存在的重要属性要求，时间上的滞后直接影响到受众对该信息的认知、态度甚至是行为，其在整个新闻媒体的运作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新闻是易碎品，并且总是处于进行时态之中。[11]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过程往往具有显著的惯习性与固定性特征，问题症结之一在于传统媒体这种过于细化的、分块的、定时传播的生产流程落后于急速、高效、准确的新媒体。新闻工作者往往需要在前期素材采集或者编辑审核阶段花费大量时间，致使本应是今天的新闻却成为昨天的“旧闻”，从而出现“真相还在穿鞋而谣言早已跑遍全世界”的尴尬局面。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时效性的滞后与受众对及时全面信息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新闻在时间上的把握能力亟待提高。

　　（二）度的缺失：单向传播形态不符合新闻传播规律

　　对传播对象的忽视直接影响到时度效标尺论的中心环节的缺失。与此同时，传统媒体时代较为单一的传播内容形态也是影响度的把握的重要因素之一。文本、音频、视频信息的过度接收容易在受众层面产生疲劳感以及“感官失衡”现象，对传播效果产生不利影响。而这与元宇宙等虚拟与现实的连接技术相比，用户的感官落差较大。被动地接收信息与主动搜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之间的用户体验感的差值也愈发扩大，使得传统媒体时代度的达成完整性受损。再者，传播语态上的生硬进一步促使在具体的舆论事件引导过程中的分寸感与尺度出现把握性偏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提高质量和水平，关键要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12]这就要求新闻舆论工作在转换语态、重视受众、创新形式上发力。

　　（三）无效传播：效率低效果难测背离媒体发展规律

　　新闻传播活动时效性的缺失、传播形式的单一、传播对象的忽视、传播语态的生硬直接将其置于无效传播的境地。除此之外，传播效果的测量也是传播主体所面临的难题之一，一方面，基于自身的自给自足甚至有所剩余的经营现状，其并没有过多地干预和关注传播效果的实现；另一方面，传统媒体时代朴素的测量技术与简单的预测准则，也使得效果的好坏难以估量。以电视媒体收视率为例，收视率作为衡量电视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多采用简单的分层抽样，在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如地区、收看时间、物质条件等）的情况下以少量的样本预测庞大的整体，其准确性值得商榷。不仅如此，传统媒体时代缺乏对重大舆论事件的提前研判，致使舆论场乌烟瘴气，各种不实言论大行其道，人们容易被困在各类不实信息之中。效率低下、效果难以测量的传播弊端对深入开展舆论引导工作形成了阻碍，不仅有损整个传媒业的转型升级，更致使不重实效之风盛行，背离了媒体发展的自身规律。

　　智能化：媒介可供性框架下时度效标尺论的实现路径

　　（一）全流程智能化生产，提升新闻的时效性

　　与以往的新闻生产的线性流程不同，全流程的智能化生产过程中极大地缩短了新闻的产出时间。机械化对印刷业产生的的影响表现在寿命短暂的东西的重要性日益增加[13]，相反，那些需要较长时间生产的东西的重要性却逐渐减少。这与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的生产时间越长，价值越大的观念相背离，原因就在与用户对信息的需求缺口日益增加，快速阅读成为普遍趋势。在新闻线索采集层面，智能技术扩充了新闻线索的来源渠道，进而丰富了新闻的种类和样式，且大数据智能算法实时监测网络中信息流的动态变化。在具体新闻采访过程中，智能语言技术在延伸记者听觉、提高新闻采访生产效率的同时，实时语音转录、在线语音编辑、海量语音数据库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了新闻自身的可供性。在新闻分发传播阶段，内容协同过滤算法推荐技术助力新闻媒体真正实现靶向传播，进而为后期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奠定时间基础。全流程的智能化生产方式一方面解放了媒体工作者的双手；另一方面也节约了新闻从萌芽到扩散的时间预算，增强了新闻传播时间上的可供性。

　　（二）个性高精度传播，凝聚社会关怀与共识

　　内容生产层面效率的提高保证了时度效标尺论中一环扣一环的科学体系的正常开展，进而为度的把握迈出了关键一步。智慧媒体的内容呈现已不再是以纯文本、纯音频、纯视频的方式传播开来，而是以一种双向的可交互的形态展现给用户。话语体系包括思想体系与知识体系两个部分，思想体系即在思想上重视舆论引导工作，知识体系即在方法上讲求引导的艺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传播人民看得懂、听得懂的信息。同时，机器深度学习技术的成熟催生了MGC（机器生产内容）形态的出现，具有在线编辑、自动化写作、定制推送、视觉增强等系列功能，帮助在把握度的基础上丰富引导方法，增强引导的艺术性。

　　（三）数据分析实时监控，加快传播闭环流动

　　面对以往对传播效果的忽视以及传播效果难以测量的问题，元宇宙时代的传播效果往往以更加精确更加多样的形式呈现在决策者的案头。除了大数据技术能从宏观上监控舆情发展态势外，还可以通过运用皮电传感器对微观个体的情绪进行实时把控。皮电传感器通过对个体皮肤电的间隔性记录测量，精准地绘制出个体在受到外部刺激时的情绪变化趋势。这对用户观看视听产品、参观具体场景等多层面的应用效果测量具有深远意义。智能媒体的可供性不断延伸使得传统媒体时代时效分离度的现象也不复存在。时效分离是指新闻传播活动及时性与社会效益性之间出现分离或对立，具体表现为重时不重效或者重效不重时。[14]智能媒体在时间线的全时传播使得效果的测量以及效率的提高得到了实时的增强，实现了传播的全时性与效果的社会性的统一。

　　【本文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基金项目“吉林省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与效果研究”（编号：2021JLSKZKZB083）、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新媒体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路径研究”（编号：21GZGX02）、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双重融合与升维进路：元宇宙时代的视频媒体”（编号：202222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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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ibson, James J. 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M]. Boston : MA: Houghton Mifflin, 1966：139.

　　[3]Gibson, James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1979：127.

　　[4]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 “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01)：2-19.

　　[5]孙凝翔，韩松.“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J].国际新闻界，2020,42(09)：122-141.

　　[6][12]中国外文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156，155.

　　[7]丁柏铨.在舆论引导中如何把握好“时、度、效”[J].新闻与写作，2014(05)：59-62.

　　[8]余仁山.如何把握新闻舆论工作的“时、度、效”[J].当代电视，2018(07)：94-95.

　　[9]张勇锋.舆论引导“时、度、效”方法论研究论纲[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10)：51-56.

　　[10]景义新，沈静.新媒体可供性概念的引入与拓展[J].当代传播，2019(01)：92-95.

　　[11]陈力丹. 新闻理论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6-14.

　　[13]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133-136.

　　[14]杨保军，王阳.论新媒介环境下新闻传播的“时效统一”原则[J].当代传播，2018(03):4-8+18.

　　（刘鸣筝：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梅凯：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23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作为内嵌的可供性 ：元宇宙时代时度效标尺论再解读[J].青年记者,2022(23):5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