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1]波兰社会学家鲍曼21世纪初的这一论调如今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1]波兰社会学家鲍曼21世纪初的这一论调如今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随着数字化媒介的发展，全球对于数据存储和云端计算的需求不断增长，大型数据中心数量激增，而在依托互联网基础设施进行生产交往实践的同时，大量数字垃圾也被制造出来，最终成为一片无法毁灭的“数字废墟”。与其他人造垃圾相比，数字垃圾常作为人类社会的“后台”存在，貌似“洁净”的表象也容易让人忽视其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事实上，数字垃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生态污染方面，大量未得到正确处置的数字垃圾也可能将我们置于隐私泄露和被监视的潜在风险中。

　　制造垃圾：“物”的替换逻辑代替修补逻辑

　　一部智能手机的理论使用寿命约为5到7年，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因内存空间有限、磕碰、物理耗损等客观因素缩减使用寿命，平均两到三年更换一部手机已成常态；当我们刚入手最新款的iPhone13，用不了一年性能更优的iPhone14就会投入市场，进行新一轮产品迭代；打开相册，只需几秒钟，就可以从十几张照片中挑选一张角度最完美的自拍，剩下的照片则被丢进废弃的角落。比起前工业时代的各类工业产品，数字产品的生命周期被大幅缩短，正经历着“计划性淘汰”的过程[2]。

　　“计划性淘汰”也可被理解为“不进则退”的思维方式。德国社会学家罗萨认为，现代社会阻碍共鸣轴建立的罪魁祸首是加速社会造就的提升逻辑，以及提升逻辑下的增长社会。由于社会不断加速，任何事都以“量”为基准追求提升。我们与物界（dingwelt）的关系开始异化，直接废弃和替换代替了修理过程，物的“道德消费”已远胜过“物理消费”[3]。当前，包括手机、Pad、蓝牙耳机、计算机在内的各种硬件设施都被设计成生产成本过低、维修成本过高的样式[4]，使我们花费更少的时间用于修复。但同时，人与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被削弱，人只能从物的不断生产和消费中获取满足感，这也使得数字社会陷入过度饱和的状态中。

　　某种意义上，数字废弃物和所有废弃物一样，其制造行为是一种自我进化的过程，即为了生产更多、更先进的数字产品而产生更多废弃物。但事物本身无法通过自身逻辑演化为废弃物，数字产品也并非生来就是垃圾，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所言：“事物，不管是人还是非人，正是在人的设计中被指定为废弃物，而拥有令人敬畏、害怕和厌恶的本质。”[5]在替换逻辑下，数字产品似乎从离开生产线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不断贬值的消耗品，逃不开被废弃的结局。

　　何为垃圾：数字垃圾的类型及媒介特征

　　从生产到毁灭，数字垃圾并没有脱离媒介物的属性，依然遵循媒介物的演化规则。首先，数字垃圾的前身——数字媒介产品是人类在媒介实践中积累的交往经验和知识的体现[6]；其次，数字垃圾的演化过程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再次，数字垃圾的处置对整个社会起组织和形塑作用。

　　（一）数字垃圾的类型界定。物质是转瞬即逝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逐渐减少[7]，那些价值离去后，对我们不再有意义、不再有用的物质被称作垃圾[8]。对此概念进行延伸，数字垃圾即是因技术发展和互联网使用而被有意或无意制造出的无价值数字废弃物。有价值与否，是判断垃圾之所以为垃圾的重要指标，在工业时代，物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物理价值/实用价值，而在数字时代，物的价值内涵更加丰富，不仅包含实用价值，也包含文化价值和社交价值等，因此数字垃圾的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且不易分辨。

　　数字垃圾可被理解为一种“缺席”的存在，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在网络算法的流量中被边缘化，存在于时间的停滞中，同时也是不被需要的、贬值的和被遗弃的。它们不一定经历了老旧或毁坏的过程，而是经历了一个人为的、被选择性放弃的过程[9]。例如，每年“双11”来临期间，我们的手机总会收到大量淘宝订阅店铺的营销短信，无形中囤积起大量垃圾；一款曾经火爆的页游，可能会因社会审美趣味的变化、游戏产业的更迭等因素被广大的用户群体所抛弃。

　　有学者将媒介物质性分解为铭刻物质性和形式物质性：铭刻物质性（inscribed materiality）是能够使其他物质流动的物质，也是互联网数据生产、存储与流动的物质基础；形式物质性（formal materiality）强调数字媒介的数码形式和操作标准，具体指能够被计算机识别的规则和模式[10]。在此基础上，数字垃圾也可分为固态垃圾（电子媒介垃圾）和非固态垃圾，固态垃圾作为非固态垃圾形成的物质底层，具体包括报废后的计算机硬件设备、手机移动智能设备、通信基站、电缆、路由器等信号传输设备在内的基础设施。

　　非固态垃圾通常是不可见的，具体又可分为信息垃圾和数据垃圾两类：数据垃圾指向人与物之间的连接，指那些用户在使用智能设备过程中无意识生产出来的无意义或具有不良作用的数据，例如手机应用软件产生的云端缓存数据、内存垃圾、cookie、重复/系统更新安装包等；信息垃圾则主要指向人与人在交往实践过程中为建立社会连接或获取社会资本制造出的垃圾，最典型的就是社交软件中的潜在聊天垃圾（重复保存的表情包、图片、小视频）、垃圾短信/邮件、乃至社交媒体中广泛传播的谣言、点击诱饵等虚假信息。由于非固态性数字垃圾通常是无形的，因此更不易为人所感知。

　　（二）数字垃圾的媒介特征。作为媒介物，首先，数字垃圾继承了媒介物的本质属性，即永恒性——数字垃圾从生产到被废弃会经历衰退、腐烂、重组或被重新混合、被历史化、被复活至新场景的过程，成为媒介考古史上的“僵尸媒介”（zombie media）[11]，但其不会真正消亡，而是存在于一种永恒的当下，被废弃的数字媒介也可再次被转化、附着、重新组合成为载有旧媒介记忆的新型媒介。因此，数字垃圾的生命历程不仅符合顺时发展的逻辑，也符合共时叠加的逻辑。

　　其次，数字垃圾具有后台性。数字垃圾是社会背景环境的构成，较之其他工业垃圾透明度更高。这种后台性同时也是“物的谦逊”[12]的体现，当数字垃圾过剩，且产生的危害已严重威胁到社会正常运转机制时，人们才会意识到其存在。而当从后台走向前台，数字垃圾则会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另一重行动者，在物的权力的驱使下，反过来对社会关系加以重塑。

　　再次，数字垃圾某种程度上具有象征性。有学者将数字废墟比喻为时间胶囊，它展示的不是自身的老化程度，而是我们的老化程度和社会变迁的速度[13]，正如前文所述，一款游戏的淘汰并不一定是因为其质量下降，往往是因用户审美趣味和社会游戏偏好的变化所致，这些数字垃圾充当着时代记忆和情感的承载物，反映着时代变迁和物主情感的变迁。

　　垃圾何去：数字垃圾的潜在社会化影响

　　数字垃圾“生产—废弃—处理”的流动生命链条对人类社会、人与人、人与物等诸多社会行动者的连接产生深刻影响。鉴于数字垃圾类型广泛性和生产逻辑复杂性，下文将主要从生态环境、隐私安全和社会秩序三方面集中探讨数字垃圾的潜在社会化影响。

　　（一）“可见”与“不可见”的数字污染。数字垃圾分为固态和非固态两种形态，数字垃圾造成的污染也分为“可见”和“不可见”两种类型。电子媒介垃圾本身会对环境产生不可逆的污染，而对其处置速度的加快，以及将其作为促进过度消费的关键代理的做法，将会造成资源耗竭，并使得污染和浪费问题显著升级[14]。从当前全球形势来看，全球电子垃圾的回收率与其增长速度严重不符，据《2020年全球电子垃圾监测》报告，截至2019年，全球共产生5360万吨电子垃圾，但被正式记录回收的仅有17.4%[15]。由于电子垃圾本身的“非清洁性”，大部分未被妥善处理的电子垃圾都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副产品，有毒性化学物质的泄漏会对流经区域的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此外，从云计算、云储存中产生的能量消耗和碳排放实则是一种“不可见”的污染。看似“环境友好”的信息产业并非无烟产业，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研发需以大量服务器、数据处理系统为依托。以谷歌为例，谷歌核心服务器每月耗电花费数百万美元，同时会产生大量热量，需借助冷却器、冷冻塔等大型工业设备进行冷却。据联合国下属国际电信联盟和WEEE联合发布的研究预测，到2025年，随着手机视频分辨率的提升，智能手机将消耗全球约95%的数据流量[16]。我们进行的每一项数字化操作，每一次信息传递，都在无形中进行着能量消耗。

　　随着数字垃圾的不断累积，其过剩的经济性也得以体现。在这片庞大的数字垃圾场之上，人们建立起“云回收”市场，通过技术手段对其中具有潜在价值的要素进行二次利用。但对数字垃圾的回收处置过程也是一个“计划性贬值”的过程，贬值后的剩余材料和污染可能会以更细小的单元，被有计划地投向欠发达地区，其本质依旧是数字时代全球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

　　（二）隐私泄露和数字监视。数字垃圾在多数情况下是被无意识制造的，例如在搜索引擎上留下的历史记录和保存在手机、电脑里的照片、聊天记录等，这些被我们习惯性忽略的琐碎信息和数据，却会在不经意间被政府机构及各大数据公司自动捕捉、整理和分析。通过不同获取渠道对这些信息进行匹配加工，便能再次组合成原本的数据库，甚至可以锁定到某个特定群体或个人。同时，大多应用软件的使用需开放多种权限，读取用户相册、地理位置、存储空间等隐私信息，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将受众置于隐私泄露的风险中。尽管我们试图以“擦除”这一行为来对抗信息熵，人类所做的一切依然会留下痕迹，技艺高超的黑客可以在计算机内某个犄角旮旯找到已删文件的魅影[17]。

　　因此，在这条由原始数据和加工数据产生的垃圾洪流中，人主动或被动地暴露在监控机制下成为完全透明的个体。这一模式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监控”和“隐私”这一组概念，由权力中心向四周辐散式监控模式转变为全景照明式监控，过度暴露的处境使个体对隐私的控制不再具有现实性，我们的身份住址、账号密码乃至银行账户信息都可能被泄露到互联网的某些阴暗角落。而随着数字垃圾的大范围堆积，海量数据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泄露也容易造成更大范围的社会性破坏。

　　（三）社会失序和人的异化。物质秩序是维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间关系的基础，正是在物质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人类社会得以步入现代化。现代化的发展看起来似乎与产品废弃无关，实则不尽然。如果我们以整体而非割裂的目光去看待数字垃圾，就会发现它是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重要一环。如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所说，每一种社会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不被需要的”，这些被社会抛弃的部分被称为人口废品[18]，数字废品和人口废品一样，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倘若没有这些废弃物，现代化进程将无迹可寻。

　　尽管数码媒介快速增生是现代社会不可逆的一大趋势，但这些产品并非具有“灵韵”[19]的创造物，而是工业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同质化复制品。在不断的复制与丢弃中，一方面数字产品自身的生命周期被打乱，即其作为物的能动性被大大削减；另一方面，价值和意义不再凸显，任何物都可能是无价值且随时可被替换的，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等多重社会关系都将被重构，社会失序也由此产生。

　　社会失序对人最大的影响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当“丢弃文化”成为现代化生活的常态，前现代生活中那些稳定价值将会被感官的、消费的满足所取代[20]，比起追求稳定，享受当下碎片化的物质状态更加重要。长此以往，工具性、功利性和对现实环境的顺从性会逐渐剥夺人们对周遭世界的判断和感知，使其在虚假之物的满足感中走向个性的湮灭。

　　结  语

　　数字垃圾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貌似洁净的表象背后暗藏危机。但危机之处必有转机，与其一味排斥它的存在，不如思考如何与之共生，挖掘其中的潜在社会价值。随着数字垃圾景观日渐增多，“云回收”“云处理”正在成为新兴商业市场，如何制定完善的数字垃圾管理服务法规、在减少生态破坏的同时发展数字经济，以及如何处理因数字垃圾造成的隐私泄露问题，无疑是当今时代亟待思考的问题。

　　【本文为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新时代大学生网络表达及互动关系研究”（批准号：20YJC71002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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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数据源自：https://weee-forum.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Internet-Waste-2020_FINAL.pdf.

　 [16]de Vries, Alex;Stoll, Christian. Resources, Bitcoin's growing e-waste problem,Conservation & Recycling.Dec 2021,Vol.175, pN.PAG-N.PAG.1.

　 [17]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35.

　 [19]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87.

　　[梁珈绮：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黄怡宁（通讯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1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梁珈绮,黄怡宁.被遗忘的“废墟”：数字垃圾的生产及社会化影响[J].青年记者,2023(01):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