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反思和重构中国传播学过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重新发现　　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和成熟，但是对于马克思

　　反思和重构中国传播学过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重新发现

　　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和成熟，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研究相对不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由于有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领袖的持续实践和理论总结，不断发展，日益成熟，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业发展的根本原则。但与此相比，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学习和运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传播研究，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向西方尤其是美国行政学派的学术范式靠拢，但却搁置了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探索和建设”[1]。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里寻找传播学的理论资源，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是由陈力丹教授完成的。他在1993年出版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书中，全方位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交往”和“传播”的相关论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基本观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对现代传播学研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也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该书堪称“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奠基之作”[2]。

　　此后的相关研究略为沉寂。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受到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传播观重构传播学的呼声再度响起。李欣人教授敏锐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交往观对解读“新媒体的人际化转向”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指出马克思主义传播观“对于构建数字时代科学与价值并举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型传播范式，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据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观与传播学的重构”命题。[3]赵月枝教授将“激活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学术理想，致力于“将批判范式重新引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4]也有力推动了传播学界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新认识。

　　交往研究从哲学到传播学的拓展和深化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交往思想的研究发端于哲学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现代传播学最接近的概念，无疑就是“交往”。“交往”在西方哲学中受到重视，是在十九世纪后叶到二十世纪初，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把目光投向“交往”，探讨一个主体如何与另一个主体相联系这个主题。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关注主体间的交往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继承多少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有关“交往”的最重要的理论综合尝试，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在1981年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把“交往”的内涵限定为以理解为导向的人类的精神交往，他认为马克思没有把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交往）与作为工具行为的“劳动”区分开来，并且用后者包揽前者，忽视了交往的巨大作用，因而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门真正的关于人的科学。[5]这样的认识显然并没有建立在对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真正理解基础上。

　　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思想有一个逐渐发现的过程。任平教授认为“交往性是人类实践突出的社会本质特征”，“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对全部历史发展和人类主体本质进行科学分析、深刻洞见和整体把握的基本理论尺度，也因此而构成贯穿马克思毕生思想发展的一个中心视界”[6]。俞吾金教授指出，马克思关系理论的独创性，在于将社会生产关系理解为“主体际性”“客体际性”和“主客体际性”的内在统一。[7]

　　（二）传播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思想进行了拓展和深化

　　虽然哈贝马斯的交往研究是从哲学层面展开的，但国内有学者称其研究的是“典型的传播学课题”[8]。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学发展历史中的地位是充分肯定的。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在其《传播学史》一书中认为：“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间接地影响了1900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9]事实上，与哈贝马斯类似，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有相当一批学者针对后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传播问题展开研究，包括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工业批判研究，达拉斯、斯迈思、席勒、默多克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威廉斯、霍尔等的文化研究。这些学者或多或少都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和方法，故被称为传播研究的批判学派。近年来，另外一些重要学者的研究也渐为国内熟知。法国传播学者伊夫·戴拉海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大量文本的分析证明其实存在着一个“对‘传播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Materialist Position on the Communication Question）。[10]法国左翼学者德布雷将自己开创的“媒介学”当作“社会思想的物理学”，其目的“是要把唯物主义坚持到底”。[11]瑞典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 Fuchs）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数字网络和数字资本的实质，提出了“数字化劳动”的概念。[12]

　　国内传播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与影响。支庭荣教授认为，马克思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对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重视，对资本逻辑的深入解剖，尤其是其深刻的自省意识和彻底的批判精神，为后来的跟大众传播有关的批判研究者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理论资源。[13]单波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西方传播学理论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联系。他认为，传播学批判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发生持续的对话关系”，而经验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一种咬合关系”[14]。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交往观”对于传播学的发展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国内学界在讨论这一话题时，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马克思主义传播观”“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或“马克思恩格斯交往思想”的表述，说法虽略有不同，其实质指向都是一致的。为了突出马克思恩格斯交往思想与当代传播学的内在关联，本文使用“马克思恩格斯交往传播观”这一表述。

　　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交往传播观的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交往传播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逻辑。他们虽然没有在今天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义上使用“传播”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交往理论实际上已对现代传播学所讨论的问题做了深入而系统的探索，从“交往”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人类传播的本质。

　　（一）马克思恩格斯交往传播观的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交往概念，交往是他们分析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的一个基础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总是通过交往关系去界定人和社会，体现出以下几个内在逻辑：交往视角所形成的关系逻辑和互动逻辑；“需要-分工-合作”推动交往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步逻辑；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辩证统一逻辑；对资本主义交往方式进行批判所体现出的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具体内容包括：交往产生于“人的自然规定性”，这种需要产生分工，分工产生交换；当精神活动从物质活动中分离出来时，分工才真正完成。每一次分工都催生了交往技术的革命，促成了在更高水平的合作，推进了社会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比如交往用时间战胜空间，可以增加一个区域内的人口密度，可分散保存人类文明以避免失传，可跨越“卡夫丁峡谷”等）。资本主义推动现代交往革命的发展，但资本主义交往方式的“物役性”特征使交往产生异化；作为交往未来的共产主义乃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是对交往异化的克服。

　　与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相关联，马克思事实上还有一个更宏观的关于交往方式（交往手段+交往关系）的分析范畴。鉴于今天信息传播发展的现实，我们可以提出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关系）这一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正如不能孤立生产力或生产关系，我们也不能割裂传播媒介和传播关系，它们一同构成特定的传播方式。如果说生产方式有关物质的生产和消费，遵循商品生产和交换规律，那么传播方式就与意义的生产和消费相关联，遵循符号生产和传播规律。恩格斯当年所提出的“蒸汽机交往体系”已经发展到了当今世界的数字交往体系，在这一体系下线上虚拟社会和线下现实社会的界限正变得模糊，以元宇宙的发展为标志，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在新的水平上开始交融。

　　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关注和强调了人类交往形式中的经济交往，就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商品交换的媒介是货币，规则是平等贸易。货币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双方共识的基础上，价格是双方议价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的研究提出了阶级斗争的概念，在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在传播领域中有所体现。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交往方式就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就表现为意识形态斗争。

　　（二）用传播的交往观整合和超越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

　　在对传播的理解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研究首先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关系的、互动的、人本的视角。这与芝加哥学派（及从米德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帕洛阿尔托学派以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交往研究之间具有视角上的相似性，顺着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的思路，可以把这些研究视角一起称作传播的交往观。

　　传播的传递观、仪式观与交往观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反映人类传播的内涵。其中传播的传递观以美国经验功能学派为主，兼及媒介环境学，强调信息的位移和媒介的延伸；传播的仪式观以凯瑞为主，兼及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强调传播与文化的一致性；传播的交往观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主，兼及哈贝马斯、芝加哥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等的交往研究，强调关系和互动。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传播观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把传播和交换、互动以及贸易连在一起，把传播研究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揭示了交往才是人类传播的本质。因此其不但优于其他交往研究，而且是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的结合和超越。

　　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一）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传播学

　　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基础理论是否完备。传播学引入中国四十余年，发展可谓轰轰烈烈，但是相对于新闻学研究和传播的应用研究来讲，其基础理论的建构乏善可陈，这种情形严重影响了传播学的学科形象，对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会造成极大的隐患。

　　中国传播学基础理论建设无疑应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为基础，将其丰富的理论资源作为一种“传播哲学”引入传播学，打通“交往”与“传播”的学术界限。理论视角的转换意味着立场的转移、范式的转换和方法的更新。唯其如此，才可以极大地拓宽传播学的学术视野，夯实传播学理论基础，超越西方传播理论话语，培养本土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

　　（二）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传播观把握当代数字交往的本质

　　传播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重要场域。分工与合作的持续深化促成了数字交往革命的产生，人类正在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新媒体传播已经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数字媒体弥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界限，推进了传播的交往化和交往的传播化。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智能传播等已经表现出了巨大威力，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交往共同体。数字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新发展也使交往异化出现了新的形态，当前逆全球化的潮流值得关注，实践、劳动、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概念在当代传播环境中有了新的意义，成为分析当代新媒体传播的结构、特征及影响的极具穿透力的重要理论工具。

　　传播是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国家现代传播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观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最新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的要求，为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指明了方向。当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建设应以马克思主义传播观为指导，在本土传播经验和世界传播科技发展的双重维度下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在参与世界变革的进程中推动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恩格斯交往传播观的内在逻辑和当代意义研究”（批准号：20BXW05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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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戴邦.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奠基之作─—读《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J].新闻界，1994（03）：8+21.

　　[3]李欣人.再论精神交往:马克思主义传播观与传播学的重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08）：18-23.

　　[4]赵月枝，黄艾，张晓， 约翰·兰特.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赵月枝访谈录[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27-35.

　　[5]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3.

　　[6]任平.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与主体性问题——兼评“主体—客体”两极哲学模式的缺陷[J].哲学研究，1991（10）：11-19.

　　[7]俞吾金.主体际性、客体际性和主客体际性——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关系理论探要[J].河北学刊，200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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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36.

　　[10]伊夫·戴拉海（Yves de la Haye）.唯物主义者对媒体的分析[M].问题（第3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7.

　　[11]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98.

　　[12]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M].周延云，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3]支庭荣.传播逻辑中的人类自省——马克思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与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03）：34-40+111.

　　[14]单波，冯济海.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联系的?[J].新闻大学，2016（03）：40-43.

　　（李庆林：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方泽：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4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李庆林,杨方泽.交往与传播：马克思与现代传播学的相遇[J].青年记者,2023(04):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