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媒体需要更加具有独立性和使命感。

　　2023年8月6日下午4时，笔者在广岛某酒店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看到柜台上放着供客人免费取用的当日印刷出来的“特报”：一张纸，四个版，全部是关于广岛核爆78周年的特别报道。四个版的报道贯穿着两个鲜明的主题，一是对维护和平的向往，一是对在原子弹爆炸中死伤者的哀悼。

　　酒店就在广岛和平公园旁边。当天上午，公园里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专程从东京赶来参加。公园里建有一个大型核爆纪念馆，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其中不乏肤色各异的外国游客。纪念馆展品丰富，用照片、文字、实物以及各种声光电手段展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过程以及给日本人带来的重大创伤。

　　新闻往往被认为是出乎预料的、难以预期的，各类突发新闻最符合这个定义。但是，翻看报纸，新闻也往往是策划的，是有节奏的，有些还带有明显的周期性。比如，在日本，8月发生的新闻就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八月新闻”。每年的8月6日（广岛被投原子弹）、9日（长崎被投原子弹）以及15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媒体会刊发大量相关新闻。

　　媒体研究专家米仓律教授多年来对日本的“八月新闻”有密切的关注和研究。8月26日，《朝日新闻》刊发了一篇对米仓律的专访，深刻批评了日本媒体的“八月新闻”只有“受害者”叙事而缺乏“加害者”叙事的做法。

　　8月6日、9日以及15日对日本人来说固然是值得纪念的日期,然而，类似的纪念日还有7月7日（卢沟桥事变）、9月18日（柳条湖事件）、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等。前面三个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形象的日期受到日本媒体重视，后面三个日本作为“加害者”形象的日期则被日本媒体遗忘，这充分反映了媒体的选择偏向。

　　媒体关于战争的叙事（Narrative）方式更加带有偏见。米仓律分析了1654个与战争有关的节目，将其叙事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关于原子弹、空袭、疏散、撤退等“受害”经历的叙事，以及反映“特攻队”和“玉碎战”等士兵“牺牲”的叙事。第二种是将战争结束作为开始，以自我评估的方式诠释战后民主主义发展的“战后历史”叙事。第三种是誓言放弃战争的“和平主义”叙事。三种叙事中，“受害” 经历的叙事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侵略、暴行、殖民地统治等“加害”元素被严重边缘化了。

　　为什么媒体会形成这样的报道偏向？米仓律分析认为，这种战争观、历史观是日本战后问题处理的特殊性所致。在美国占领军的意图下，天皇得到了豁免，西方国家放弃了赔偿权，使日本能够不正视战争责任而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日本以“牺牲”为基础，从废墟中“崛起”，获得和平与繁荣，这成为日本的“建国神话”，也就是日本的所谓“集体记忆”。

　　20世纪80到90年代，“加害者叙事”一度活跃，特别是战后50周年的1995年前后，涌现出了许多重新审视战争责任的文章和节目。这是媒体推动的，也是对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诉讼及其引发的正式道歉、亚洲国家的赔偿要求、对殖民地统治的深刻反省等外部压力的反应。但是，“八月新闻”很快回归“受害者叙事”。20世纪90年代，右翼分子反感“加害反省”言论，出现了新保守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这种趋势在21世纪继续加强。安倍晋三在任期内连续8年在战争结束纪念日的致辞中没有提及“加害和反省”，媒体上“加害者叙事”随之被边缘化。

　　米仓律曾考察过为什么日本核爆受害者的声音不能传遍全世界。他认为，是因为这些声音只立足于受害体验和被爆者的情感。如果不克服基于被爆国家自我意识的“被爆国家主义”，就无法升华为普遍的反核思想。

　　目前，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口已占到85%以上。米仓律认为，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减少，遗忘难以避免。然而，日本的战争观和历史认知方式一直在受到挑战。在“八月新闻”的报道中，媒体需要不断努力突破“受害者”的单一叙事，将“叙事”多层次化和全面化。这不仅需要记者和导演的多样化，比如大量引入具有国际眼光的报道和制作人才，也需要日本媒体更加具有独立性和使命感。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级记者；本刊学术顾问）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18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窦锋昌.“八月新闻”：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J].青年记者,2023(1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