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从新知识形态、新知识社群、新知识生产三个层面探究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形成机制与生产转向。

　　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为突破知识空间和拓展知识疆域提供了前提。随着知识生产者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向，从权威专家到业余生产者的身份扩展，知识生产的权力被下放。青年群体利用自身的智慧与创造热情在网络空间呼朋引伴、集结成群，他们建构的亚文化知识社群践行着新的行为准则，也重塑着知识生产的崭新面貌。

　　新知识形态：青年亚文化社群知识的萌生与演化

　　知识是一个开放发展、兼容并蓄的生态系统，在不断的传承中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知识指除了“精确科学”和“形式知识”逻辑之外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科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思想”[1]。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及行为活动的思想，“乌托邦”是变革现存秩序及行为活动的思想。权力以知识为基石，涉及具体的社会场域和情境，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拥有知识的话语权，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对知识的生产分享与扩散传播加以干预和限制，他们许可的知识会上升为社会主流知识、主导知识，而那些非统治阶级创造的知识及其文化则成为非主流知识、边缘知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两种形态本身所具备的对抗特征，也恰恰能够用来解释权力和知识两者间的相互作用。

　　知识成为争夺权力最有力的武器，“知识的真正革命性特征是：弱者与穷人也可以掌握知识”[2]。随着时代的变迁，知识生产的垄断权被破除，新的权力主导者会按照自身意志对原有的知识内容及知识体系进行“解构”并“重构”，致使产生新的语言符码和知识文化体系，朝着“多维的、镶嵌型的权力制度迈进”[3]，而权力的转变，正是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及其社群知识生成的先决条件。

　　青年亚文化社群知识是指在社群内部形成，为社群内部成员所拥有的亚文化知识内容。“所有进入人类文化场所和进入思维领域的一切人造物都可看作是知识资源的认识范围。”[4]青年亚文化社群的知识资源包含了一系列亚文化知识内容、亚文化知识贡献者的知识活动以及亚文化知识的存储空间等，这些知识资源不仅为社群成员们提供技术方法和经验教训，也为他们提供精神支撑，使他们了解本社群的文化、历史，了解社群行动的方向、轨迹，使他们能更好地融入社群。当然，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社群能形成自身独特的知识资源库，通过巨量的信息聚合，为亚文化知识的生发提供肥沃土壤，汇聚成亚文化社群专属的知识体系。

　　青年亚文化社群知识体现了社群成员作为认识主体的一种能动性，他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并创造性地建构起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专业的亚文化知识体系，用社群独特的语言符码进行展示与交流，形塑了集体智慧与该社群独特的群体价值，并由此形成不断发展更新的社群知识共同体。知识共同体的生成意味着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中的个体不仅具有着统一立场，也有为群体共同的知识目标而努力的动力。当然，为了方便社群成员学习使用，管理者也会将这一套内化的知识体系分割成不同的知识单元，帮助社群个体以原有的知识基础为起点，在前人的经验方法上得到启发，通过对其进行选择、扬弃、继承、创新，生产出新的带有亚文化族群独特文化印记的知识内容。

　　新知识社群：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建构与发展

　　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是指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中致力于某一亚文化类别的知识生产、分享的青年群体。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会将某一个亚文化领域的知识话题作为自己的关注焦点，不断吸纳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志同道合者，由知识个体逐渐集结成一个知识种群，并围绕这个领域进行各种互动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给予了参与者超越现实身份的内聚性和凝聚力，共同的亚文化实践活动围绕兴趣或是知识、技能本身展开，不断影响着社群成员的心理及行为。

　　按照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生成意图对其进行分类，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学习型技术类知识社群。这类社群通过亚文化领域的学习实践或技术研讨来获取、积累知识。此类社群知识密集度相对较高，对个人的学识学历、技术能力要求较高，有时也需要高度的集体协作完成知识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代表社群如字幕组、弹幕艺术社群、鬼畜技术群等。

　　第二种，小众亚文化知识传播社群。这类社群以传授小众知识、帮助成员解决问题、分享心情、想法、经验为主要目的。代表社群如女性教育社群等。这类社群带有较多的互助性质，社区成员能在社群中与有着相似经历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以此获得情感支撑，降低自身焦虑。社群管理者会筛选出最有意义和价值的知识信息，打造相对隐秘的分享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及互助活动，利用公众号原创科普文章，服务小众亚文化人群。

　　第三种，网络亚文化热点自创型知识社群。这类社群围绕网络亚文化热点生成，与网络亚文化热点一样具有爆火速度快、生命周期短、受众范围广、娱乐性强等特点。与以上两类社群不同的是，网络亚文化热点自创型知识社群中的知识生产与分享并不是社群发展的主要维系因子和重点目标，因此，此类社群知识生产相关活动的稳定性不强，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代表社群如各类“学”组、影音文化作品所形成的同人/超话社群等。

　　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存在对知识生产与交流带来了直接变化，不仅将分散的知识个体聚合在一起，从知识学习、生产、分享、传播的现实“有形学院”到虚拟空间“无形学院”[5]，再到青年群体自建“有形亚文化社群”的转变，大大扩展了知识的空间。

　　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出现对亚文化群族的发展至关重要，社群的发展以及应对社群困难必须以知识作为武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亚文化知识社群都是以知识生产和分享作为主要动力，或者说每个社群都会依据自身的特点从不同层面围绕知识来建构社群内部各个组织环节，这使得不同的知识社群呈现出不一样的状貌。另外，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不会为制度、体制的所属关系所限制，所以他们的潜在价值和潜在作用会延伸到亚文化社群的边界之外。

　　新知识生产：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知识生产新表征

　　知识生产是“在人类活动中发明、创造、创新和复制各类型知识的过程”[6]，这种生产不仅仅指原创性新知识的生产，也包含了知识的复制性生产与传播过程的总和[7]。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成员在生产知识时，带有着一种破坏性创新本能，破坏意味着打破原有桎梏，改变原有知识文本的呈现方式，利用拼贴、重构等方式淬炼出新的知识闪光点，这些被生产出来的知识使知识生产者自身获得了一种精神满足，其生产的知识内容也与传统的权威知识产生了区隔。

　　（一）生产工具的数字技术方式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8]从人类早期的口语传播到原始的龟甲、竹简再到绢帛、纸张，从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排版印刷到古登堡的金属排版印刷再到当下的数字印刷，人类知识工具的进化速度不断提升。进入数字时代以后，知识生产的工具依赖于电子网络，知识存储的空间也逐渐无限化、数字化和虚拟化。

　　生产工具的变化意味着参与形式的变化，从以往受制于限定的知识内容到自我参与知识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知识接受者的参与深度与广度都得到了巨大提升。以往知识掌控在少数人或专业机构的手中，因而知识垄断的状况一直存在。电子媒介的覆盖，大众化媒体的普及，技术发展带来知识传播效率的提升，也由此提升了民众的知识水平。数字时代的知识百家争鸣、活泼有趣、领域广泛，通过越洋电波、国际网线，使知识变得更易于生产、流通、传播，甚至形成了全球化的信息知识共享的繁盛局面。传播形态的丰富，使得知识生产在结构与形式上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而展现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对于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而言，数字技术缔结的赛博空间以及技术工具的熟练使用使他们能够在新的虚拟场域中获得一种新的身份归属乃至较为平等的权力秩序，他们能专注于生产过程中确立的自我目的和社群目标，搜寻、挖掘信息，将其整合为新知识，并在应用、分享、传播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更新与完善。例如，数字媒介技术所建构的虚拟化空间为女性群体创设了更多的发声场域与展演空间。特别是那些边缘的亚文化女性群体，她们也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身份抗争的手段与表达个性的方式，从而确立自身的话语体系，书写并传播亚文化小众知识，建构新的意义空间。

　　（二）知识“玩”工的身份特征

　　“社会重构朝向个体组成……社会生活的新式自我理解的成长和加固，这种自我理解赋予了个体前所未有的地位。”[9]数字社会的想象图景不断演进着各种重大变革，社会想象的转型随之带来了人们自我想象的转型。自我逐渐脱嵌于社会整合的洪流之中，这不仅仅意味着自我身份认同发生了变迁，也促使了个体新自我的形成。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建立实际上是一种个体脱嵌的过程，在脱嵌之后，个体化的进程加快，他们从原有的生活与现实社会中脱嵌，又重新嵌入赛博空间中扮演着更多的身份与角色。他们在小众网络空间中建立亚文化知识共同体，通过圈层的特殊语言，在不断的对话交流中重新理解自我新角色，进行自我新身份定位，并通过生产与分享亚文化知识内容获得自我认同与群体归属。

　　权力与知识相互建构，也就是说权力建构知识、生产知识，同时，知识也建构了权力。权力主体通过各种形式的规训与惩罚使个体内化为自我监控与服从，并将主导知识深深烙印在自我的行为准则中。但权力又是流动的、多元的，具有后现代性。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中的知识生产者主动开启了生产亚文化知识的先河，“把知识生产者的队伍扩大到传统意义上的专家以外”[10]，他们利用新技术进行意义建构、体验自我增能的快感，并在社会文化空间中重塑新身份、结成新的友伴关系，将那些被压制的、偏差化对待的知识生产、分享出来。每当社群出现重大问题，他们都能凭借专业知识，主动承担起责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具体操作方法帮助社群渡过难关。

　　更重要的是，这些聚居在网络空间的年轻人对当下网络流行语汇的熟稔使用，对亚文化知识点个性化、趣味化的解读使得他们成为知识“玩”工，知识“玩”工新身份的获得与新知识内容的扩充使得权力关系被重塑，“玩”的态度与行为并非对知识的贬低与轻慢，而是用一套自我生产的积极张扬、炫技搞笑的亚文化话语解构正统的学院派知识，在戏谑中传达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社群内部那些经过变形、重构的特殊语言符号和独特的信念与价值观，都带有明显的知识属性意味。他们妙笔生花、信手拈来，玩世不恭地冲击了曾经壁垒森严的专业化、权威化的知识生产桎梏，使得亚文化族群能通过新媒介赋权展开交流分享，更加自由地生产并传播亚文化知识，营造出社群内部生机盎然、包容开放的意趣氛围。“玩”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后现代的生活展演，青年亚文化知识实践活动政治性弱且更为平和，以娱乐化的个性展演寻找新的变革方式，新部落的结成带有更多亚文化旨趣和亚文化知识分享的目的，以微观的政治色彩求得繁衍生长。

　　（三）集体主义导向的分享动机

　　传统经济学中有“理性人假设”一说，即个人在采取某种行动之前都会考虑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获得的收益大于成本才会促使其采取行动。在经济社会，就知识贡献而言，若个体将知识无偿分享给他人，不仅直接在生产、分享知识内容的过程中耗费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还会间接导致自身知识优势地位的丧失，因而“无偿”“少利”成了知识贡献的阻力。但知识生产是一个沟通的过程，也是一个合作的过程。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社会交往即一种相互交换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价值、最优原则、投资、奖励、代价、公平和正义等基本研究范畴和概念为核心的理论体系”[11]。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换的不仅仅是物质资源，更多的是无形的社会资源，这种资源包括情感、价值观念、文化信念等。

　　在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内部，个体在进行知识生产与分享的时候并不强制他人对自己的知识贡献做出同样反馈，这使得社群知识贡献者互惠动机减弱，平和性增强。但辩证来看，若一味付出而得不到相应的回馈，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社群成员知识再次生产和分享的意愿。因此，亚文化知识社群也要考虑在互动层面提升社群成员参与的积极性。另外，知识贡献不与实际经济利益挂钩。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成员知识贡献得到的回馈仅仅是积分或是一些隐性利益（个人权威），这种不与实际效益的挂钩使得知识分享更加自由与随意。在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中，个体的等级及地位并不直接对应现实的阶层等级，个人名望的累积依赖于知识贡献的数量与质量，也就是成员是否愿意及能否有效分享自身与亚文化实践话题相关的知识经验与技能方法等。

　　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虽然结构相对松散，但群体内部仍然具有凝聚的集体主义导向，这也就意味着越具有集体主义导向的个人越关心社群利益，也更愿意进行知识分享。当然，知识个体对亚文化本身的肯定与热爱，对自身所属亚文化圈层的强烈情感归属，也使得个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愈加强烈，愿意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愿意将自身的精力用于探索此类知识，并为社群的发展提供更多助力。因而，他们为了维护社群稳定与和谐发展，必然不会拒绝社群内部的其他成员提出的疑问与知识求助，于是在频繁的互动间促进社群内部的知识流动，提升成员间的知识分享频度。

　　青年亚文化社群的集体主义导向与文化共同体的凝聚会激发个体知识分享与传播的意愿。社群存在的集体主义导向使得每个成员之间形成相互依附和依赖的关系，因为集体给予了个体心理的安全和身份的庇护，从而降低其对环境风险的焦虑。青年亚文化社群内部的良好氛围给予了成员情感的归属，因此信任度较高，而这种信任度意味着能大大提升社群成员之间的知识分享与相互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个人的自私心理。对社群的信念和对友伴的信任能使知识个体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并在社群成员的鼓舞下，在无偿分享欲望的激励下，更热情地投入知识生产与分享的环节里，以此获得他人的认同。并且，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成员较少带有对自身知识权力地位丧失的担忧，并未将知识视为自己的私人物品，而是将自己所获得的知识视为社群的公共物品，愿意倾囊相授。“无偿”的知识贡献也会给个体带来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人权威的建立与提升、社群成员间情感互动的升级、社群集体的圆满等。

　　（四）另类社群知识的内容属性

　　数字时代，知识的适用范围发生了变化，知识不仅囊括了原有正规的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与认知，也包括了那些非正规的理解与认知。同样的，亚文化生产领域中的知识生产与分享的情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集中在互联网区域，话题也是亚文化领域中的热点话题。

　　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中知识的生产，源于社群发展和交流的需要，可以参照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的知识内容分类，将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知识内容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实践性知识。指导青年亚文化社群成员如何操作的关于技能传授以及方法指导的知识等，这是一整套公用的技能方法和操作标准。比如由弹幕研究社管理层以及技术高手们共同编写的BAS弹幕教程，传授社群新人快速掌握BAS弹幕代码的方法。

　　第二，经验性知识。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内部形成的经验规则、制度条款、社群活动建议以及社群成员个体对于社群发展的一些建设性意见等。如社群制定的入组规范和社群原则，以条文的形式告诉组员违反哪些行为会受到何种惩处等。

　　第三，理论性/学术性知识。这是较为独立、特定的知识内容，具有系统化、复杂化、抽象化的特点，它将事实性的知识上升为一种理论、模式，将青年亚文化专业知识内容囊括其中，比如对亚文化专有名词的介绍与阐述。理论性/学术性知识较多出现在小众亚文化知识传播社群中，以指导手册的形式将抽象的知识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帮助新入组成员了解亚文化专业基础知识。

　　第四，休闲知识。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成员为了交流互动、密切成员关系而生产、分享的各种娱乐性、消遣性的知识内容。

　　媒介技术形塑了新的社会实践与组织形态，这也就意味着青年亚文化群体能够在分布式网状信息结构的基础之上，建立自治的知识社群，建构独特的亚文化身份与话语体系，进行另类知识内容的生产与分享。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生产、传播的另类亚文化知识挑战了主流社会知识权力的支配与束缚。他们生产的知识内容或分享的生命故事是被主流社会/文化偏差化对待的，这种生产与分享的过程却成为自我赋权的最好注脚。这些年轻人在赛博世界寻求到了自由发声的空间，他们可以无忧地阐述内心的困惑，解决那些在社群内部惯常但在社群外部不被接受的“污名化”问题。而且这些另类知识内容的分享也提升了个体的批判能力，令他们在亚文化空间内部进行深刻反思，通过打开自身被压抑的生命经验，提升创作、生产的激情，通过重新界定自我的新身份，建立起社群另类知识的合法性与正常性。比如小众亚文化知识传播社群莓辣（MAYLOVE），定位于传播女性局内人的另类知识，为女性群体中有着同样困惑、需求的成员提供解决方案。她们抨击男女刻板偏见，分享女性正确的性知识与性文化，对女性热点话题提供专业性的解读，推动社会性别教育行动的发展。

　　另类知识的生产会增强社群个体的生命记忆，成为凝聚社群必不可少的黏合剂，社群成员在沟通分享中获取了彼此的经验，建立起互信机制，也发展出了共同的社群集体意识、共同策略和社群知识体系。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生产的另类知识虽然在主导的知识结构/内容的底层，但我们仍要肯定这些另类知识内容的生命力和进步意义，它们的出现不仅重构了一种新型的话语权力，还让年轻人用建立另类的知识体系尝试解决问题的替代性方法展现群体智慧与群体合意，让生存在亚文化知识场域的个体都能在知识的生产、分享与传播过程中发现自我、提升自我，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走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社群的知识分享机制研究”（批准号：20BH14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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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18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孙黎.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知识社群的形成机制与生产转向[J].青年记者,2023(18):7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