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媒体不太具有“监督”功能，在政府和大公司面前，它们往往直不起腰。

　　9月7日，日本爆出一条特大社会新闻，著名的“造星”公司——杰尼斯事务所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书，承认该机构的创始人喜多川自1970年代前半期到2010年代中期，进行数百起性侵犯。喜多川本人已经在2019年去世，活到了87岁，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还专门发去了吊唁信。

　　但是这么大的一条新闻，在此之前，日本的主流媒体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报道。这次之所以有了一个调查报告，是因为今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了一部长达1小时的纪录片，采访了喜多川的3名指控者，拉开了事件的序幕，促使更多的男性受害者站出来对喜多川进行指控。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杰尼斯事务所于今年5月宣布，将在事务所内部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查清事件真相并“以防今后再次发生”此类性侵事件。

　　调查报告专门指出了媒体在这个事件中的缺失，“由于没有受到来自大众传播媒体的批评，杰尼斯事务所在没有发挥自净能力的情况下加剧了隐瞒体制，其结果造成了受害范围的扩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媒体都没有发声。1999年《周刊文春》杂志曾报道过这件事，BBC的纪录片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该杂志提供的信息。当时，喜多川曾以诽谤罪为由起诉了《周刊文春》，法庭最终支持了《周刊文春》的报道。不过，在日本媒体界，《周刊文春》虽然发行量巨大，但是其报道风格更加类似于“八卦”小报，很难和NHK、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全国性的大媒体并列。但是，后者一直保持着沉默。

　　报告公布后，受到指责的全国性媒体再也坐不住了，纷纷发表声明，反思在这次事件中的“失职”行为。《朝日新闻》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声明，承诺将严肃对待这些批评言论。与杰尼斯事务所业务往来更加频密的NHK在声明中说，之前对此问题的认识不足，没有进行深度采访报道，未能充分尽到作为媒体的职责，以后将以深入探究真相的姿态致力于新闻采访和节目制作。

　　对于日本媒体来说，喜多川的性侵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上智大学一名新闻学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事件反映了日本媒体公开的弱点，那就是“在涉及性、皇室和右翼团体等敏感话题时，日本媒体往往非常谨慎和胆小”。本专栏上期文章分析了日本媒体的“八月新闻”，其基本框架是战争的“受害者”，严重缺乏“加害者”叙事，很大程度上因为牵涉右翼团体等敏感话题，是日本媒体的一个“软肋”，在性丑闻上的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则是另外一个“软肋”。

　　这种选择性的忽略根植于日本的文化，在日本，社会和谐和群体观念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文化传统强调个体的服从和社会的稳定，在出现可能扰乱社会平衡的问题时，媒体就会选择不报道或淡化相关事件，以避免引发社会不安。性侵事件通常被视为污点事件，因为它会对受害者和嫌疑人以及他们所在的社会群体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日本社会普遍强调隐私保护的观念也在影响媒体的报道方式，这也会导致媒体对性侵事件采取谨慎态度。

　　文化因素之外，诸多现实利益的考量是媒体失语的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此次事件而言，自1962年杰尼斯事务所成立以来，喜多川就成为日本演艺界的掌舵人，掌握着日本最强大的演艺经纪公司，几乎垄断了利润丰厚的男团市场。由于在行业中独领风骚，喜多川的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日本主流媒体中没有人敢惹恼他强大的经纪公司。如果媒体报道喜多川的丑闻，所有当红明星都可能退出其节目，收视率会直线下滑。在这种潜在的威胁面前，许多媒体选择了退避三舍。

　　今年3月，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的大楼里，笔者偶遇一名来自美国的新闻学教授，他曾经在日本传媒界工作多年，对日本媒体的运作有比较多的切身感受。当时，他就非常明确地对笔者说，日本媒体不太具有“监督”功能，在政府和大公司面前，它们往往直不起腰。当时，笔者刚到日本时间不长，对他的这番话感触不深，如今看来，这名“老外”所言不虚。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级记者，本刊学术顾问）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20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窦锋昌.性丑闻报道：日本媒体的又一软肋[J].青年记者,2023(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