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热搜的本质是一种重要性的排序和对事件的概括与标签。热搜机制中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坍塌形成了对整个社会的解构。

　　最近，中年网红“秀才”的账号被封登上热搜后，撕开了原本圈层化的算法世界，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不同人群、社群与趣缘群体中所看到的信息和意见具有巨大的异质性，而同一圈群中的个人却在算法推荐下形成了回声室效应。新浪微博作为社交媒体平台与意见的交换市场，在引导舆论生成、演化、消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微博可以通过热搜榜强化事件在网民头脑中的重要性排序，从而进行议程设置形成意见气候。

　　随着5G、万物互联、元宇宙和ChatGPT等媒介技术的演进和迭代，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生存在被媒介所“浸透”的社会中，媒介如空气和水一般存在于受众的生活中，形塑社会认知并影响着人的行为。正如彼得斯所言，“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是嵌入在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1]。在这一背景下，“媒介化”意味着信息域、认知域和社会域等不同场域与媒介逻辑进行互构。表现为微博等社交媒体作为意见场域为大众提供了发声空间，传播权利的下放和话语权力的转移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公共领域，然而这一公共领域在早期的意见开放和自由讨论的欢呼中逐渐变化，在注意力资本的影响下也面临着公共领域中议题的窄化和个人层面的“信息茧房”与认知闭合的问题。因此，如何打破这一难题，构建积极的公共领域在当下就显得尤为关键。

　　制造的“共识”：热搜机制下的同质化意见市场

　　从2023年上半年微博热搜趋势报告来看，社会热点仅占30%，其余是40%的娱乐热点和30%的垂直类热点。从微博披露的数据来看，微博热搜用户以中青年群体为主。微博热搜作为倦怠社会的“技术多巴胺”，以圈群化的信息形成了不同的信息流。因此，热搜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在于信息是如何通过用户画像、算法推荐和社交圈层等因素进行精准化推送的。微博热搜的算法是综合根据搜索量、发博量、阅读量、互动量等数据指标，建立起搜索、讨论、传播的热度模型。

　　不过，这一客观指标背后也可能存在基于流量逻辑和注意力经济下的操纵，例如研究发现微博等平台以非正常方式干预热搜，强化信息茧房效应。[2]这一过程中，微博平台可能通过空降话题、矩阵联动曝光和营销号的重复曝光增加话题度，意见领袖等网红大V进一步在人际关系领域强化态度，形成同心圈层，同心圈层结构强调了隐藏的中心化结构，构成了用户相似性网络的组织和演化。[3]这种同质化的信息与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提出的意见自由市场相悖，同质化的意见市场越多，不同圈层之间的壁垒也就越难打破，而同一圈层中的意见不断重复也强化了用户的既有认知，形成了被媒体机构所“制造”的共识。

　　热搜的本质是一种重要性的排序和对事件的概括与标签。热搜机制中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坍塌形成了对整个社会的解构。具体来说，热搜机制加速了一些事件的发酵和扩散的同时，也意味着另一些新闻信息被迅速地遗忘，整个社会的认知和事件走向仿佛困在热搜当中，热搜榜上的事件和人物获得了媒介的可见性，而更多事件则被遮蔽在热搜榜的阴影下。由于热搜机制的限制，传播者在有限的时间资源和注意力资源中进行认知竞争，导致公共议程的有限化和收窄化。同时，在点赞和转发公开的社交圈中形成对受众的“显在行为规训”，点赞多的信息获得了更多的曝光，信息和议程形成了“马太效应”。海量的信息流对用户形成了“茧房式”的包裹和“资讯黑洞”，用户的个人生活痕迹转化为数据形态为平台所利用。对平台来说，热搜意味着流量和注意力资本。对社会来说，热搜意味着更多信息和群体的不可见，意味着社会治理、社会协调需要按照媒介逻辑或者说是算法逻辑进行改造。

　　信息茧房：他者的消失

　　在热搜机制对公共空间的解构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在技术和资本裹挟下的热搜又是如何通过这种“信息茧房”来影响人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信息茧房”这一假设目前还需要从学理层面进行操作化验证，不过这一隐喻方式却契合了互联网环境中用户的认知基模和网络行为习惯，为我们批判性思考平台和用户的关系提供启发。

　　在平台热搜机制和算法推荐的机制以外，用户也可能基于自身的媒介使用习惯而形成信息茧房。例如，用户对于观点相异的信息可能会出于防御性回避的心理而拒绝该类信息，在信息流中选择性接触、记忆相关信息，或者是在信息和平台使用中产生习惯性依赖，等等。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形成的“信息茧房”使得人们成了信息的产销者，而并非知识的产销者与传播者。韩炳哲认为，数字社会中的同质化信息和“同者的肯定性”使得“他者的否定性”不复存在。“同质化的暴力”使得信息不再是启发性的，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4]

　　进一步来讲，“信息茧房”对个人来说是一种隐形的认知竞争策略。个体接触的信息更多是符合自己观点、认知和喜好的信息时，可能陷入认知闭合的过程中，减少对其他信息的摄入。根据人的思考模式，当个体面对模糊性时，为了消除模糊状态的压力和焦虑会进行信息的“夺取”，以快速做出判断。[5]在信息夺取后，认知闭合程度比较高的个体可能会固守其在夺取期的判断，面对新信息时较为“闭合”，这一阶段也被称为认知闭合的“冻结”阶段。热搜榜单和个性化推荐机制可能基于个人的认知观点进行匹配，可能导致个体在认知过程中过早地闭合，减少对其他观点的认知加工。当个人所接受的观点被平台和资本收编时，认知闭合的加工方式可能会影响个体对事件的价值判断、个人的行为决策等，同时也可能对刻板印象和群体决策等产生影响。不过，在当下网络环境中，个体获取新的知识也可能通过“信息偶遇”的方式进行积极的信息采集，从而从消极自由过渡到积极自由。

　　积极的公共领域：构建开放与明亮的对话

　　尽管热搜机制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但其仍是一个可以展开的开放式交流空间。不可否认的是，智能技术全面改写了传播者和受众，信息权力的下放使得微粒化社会的个体在同一空间中获得对话的可能。在这一环境中，如何实现理性、健康、开放和明亮的对话，是包括互联网公司和用户在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传播学的现实意义和社会观照也正在于此。

　　公共领域的特征是开放性、公共性和理性与交往理性。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模糊的网络空间中，探讨如何进行明亮的对话，还需要将许多因素纳入其中，例如技术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以过程性、系统性和协同性观点来看待公共领域的协商对话。以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为例，一方面，情感可能是一种社会的泄压阀，形成群体中的情感共振和关系认同，促进社会秩序的维护；而另一方面，情感也可能成为后真相时代情绪动员的刺激源。在此基础上，明亮的对话还意味着自由平等的交流社区，允许多种信息、意见和观点同时存在，在这一社区中用户遵循共同的交流原则和交流规范，媒介信息具有平等的可见性，商业利益让位于公共利益等。

　　“现代技术是一种实践的意志”[6]，站在技术突变的时代节点上，对技术和人文的否思还需要将人本思考置于逻辑起点，将技术变革的过程视为行动半径，将整个“人-技术-世界”的连接过程视为人与技术世界交互的行动场域，由此来动态地看待媒介社会的发展。根据人工智能的不同程度，约翰·赛尔将人工智能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认为计算机是辅助人类开展实践的工具，而强人工智能则认为计算机拥有人脑的认知功能，是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进行自主学习、自主决策的人工智能。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推荐的价值调适需以人为中心的具象规范，对智能算法相关的人类主体进行约束。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则要以机器为中心进行规制，在智能系统中嵌入符合人类价值的基模，构筑智能系统的底层规则。以微博热搜榜为例，构建积极的公共领域需要将公平、准确、透明、可解释等价值原则嵌入技术的底层“座驾”中。

　　参考文献:

　　[1]约翰·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2]南方都市报.微博公开热搜规则之后：仍可花钱买，删帖降热搜严重可能构罪[EB/OL].(2021-08-25).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10824589900.html.

　　[3]徐翔.社交网络意见领袖“同心圈层”：现象、结构及规律[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1):133-148.

　　[4]韩炳哲.他者的消失[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5]Kruglanski, A. W., & Webster, D. M. (2018). Motivated closing of the mind:“Seizing” and “freezing”.The motivated mind,60-103.

　　[6]米切姆.技术哲学.转引自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本刊学术顾问；苏芳：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21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喻国明,苏芳.困在“热搜”中的社会——谈谈平台制造“共识”与积极公共领域的构建[J].青年记者,2023(21):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