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极端天气及次生灾害的应对是一项牵涉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媒体大力鼓与呼，推动包括政府、社会、公众在内的各个层面，进行根本性的审视、反思和调整。

　　今年，极端灾害频发，单是洪涝灾害信息，就已经让人应接不暇。

　　据应急管理部，上半年，全国平均降水量316.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3.9%。强降雨过程频繁、强度大、极端性明显。广东、广西等21省（区、市）618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共造成全国1434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失踪230人，紧急转移安置74.2万人次，倒塌房屋2.1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334.9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92亿元。

　　笔者的一名同事总结了极端天气的三个趋势：从非常态成为常态，从区域灾害扩散至全国，从特定人群受灾到不特定人群受害。

　　笔者对上述总结颇有感触，正好赶到7月下旬休假，也就是北方极易遭受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的“七下八上”期，在选择出行方式时，一度对是否开车走高速公路产生了很大的犹疑。

　　但与此同时，又有另一种现象——公众对于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出现了疲惫感：大家对于暴雨洪涝的信息不那么关注了，人们给救援机构的捐款越来越少了，甚至网络上出现了有的捐款者遭遇嘲讽反呛的舆情。

　　舆论或者公众情绪的成因很繁复，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有社会心理的作用，有远近紧迫程度的不同，甚至还有普遍情绪的迁移，很难单纯用道德和博爱的标准去强制去要求。

　　无论公众关注与否、疲惫与否，媒体都有必要超越灾难事件个案本身，将对话题和问题的关注推向深入。

　　关于公共基础设施。

　　极端天气越来越对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形成威胁，如今年发生的多起高速公路及路桥坍塌事故，导致了严重的群死群伤问题。平时被视为安全系数高、抗风险性强的公共基础设施，如何应对极端性屡破纪录的天气事件？需要媒体发声呼吁，寻找专家建言献策，推动相关部门予以根本性的重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孔锋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就提出了一些举措，如就气候变化对基础设施、对城市的影响，5年进行一次评估；建立响应极端天气威胁的铁路、高速公路熔断机制等。

　　关于灾害隐患排查。

　　极端天气加剧了灾害风险发生的概率，也会放大损害效应，甚至过往认为安全的地方也成了隐患点。

　　我国有一套系统的灾害隐患点排查和监测机制，但对这些点位和监测机制在烈度屡创新高的极端天气下是否应该有新的估计——更底线更极端的估计，需要媒体深入做调查做报道，去关注那些位于山前、峡谷、沟前、河边村镇的选址点在极端天气中是否还安全。

　　关于预警和有效反应。

　　笔者早年曾去过一些经常遭遇暴雨洪涝的地方，尤其是大江大河大湖周边的一些聚落，多年受灾让当地居民形成了自己的应对经验，默认灾害严重时一楼会被淹掉，这里只放置桌椅等，贵重的电器、家具等全部放在二楼。但在如今极端天气频发、烈度迭创新高的背景下，居民这样的应对措施是否还充分，其实需要超越经验的重新评估。

　　孔锋还提到，当前很多灾害预警信息的传递流于形式，要么是发布了却没有反馈机制，要么是淹没在一堆冗杂信息里，防灾减灾机制没有起到“喊醒”每个环节、每个责任人的作用。

　　笔者也注意到，灾害发生后，记者采访了许多受害对象，受害者要么是没有注意到发来的预警信息，要么是觉得预警信息太抽象太含糊缺乏现实指导性，要么是预警信息来得太晚来不及反应。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应该检讨灾害预警信息的传递和提醒机制如何才能更有效。比如，笔者注意到，国外某地对于非常严重紧迫的威胁有一种有效的通知方式，是直接发送到受威胁地区所有用户手机上并在屏幕顶层弹窗提示。

　　对于极端天气及次生灾害的应对是一项牵涉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媒体大力鼓与呼，推动包括政府、社会、公众在内的各个层面，进行根本性的审视、反思和调整。

　　此外，在更长远的减缓和适应维度上，媒体应该进行公众教育，呼吁公众重视全球气候变暖的广泛影响，引导其改变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尽可能选择低碳方式，并支持国家减碳目标的实现。

　　（作者为澎湃新闻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