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学四史，看新闻，重点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及其大本大源，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的一条中

　　摘  要：学四史，看新闻，重点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及其大本大源，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的一条中国道路。从历史大势看，我们的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经历了“一波三折”，即人民新闻学、现代新闻学和中国新闻学。新时代新闻学需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道路上，重塑中国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四史”；中国道路；新闻学；中国新闻学建设

　　为了迎接建党百年，党中央号召学四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这些年的教学科研经历，也让我对学四史的重要性深有感触。

　　1995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入学后不久给甘惜分老师去电话，当时他的一番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李彬同志，我现在不研究新闻学了，以后就关注党史、历史了。当年，我以为甘老师退休后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不再过问专业。后来才渐渐懂得，原来这个时候他开始深入新闻学的纵深地带，探究其大本大源及其辐辏肌理，“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做新闻学的大学问了。

　　20年前的5月18日，是我到清华大学报到的日子。清华园的时光，让我越来越体悟到甘老师的点拨。其间感触尤深的有两点。第一点，当代新闻学子以及年轻学者与记者，思想开放，见多识广，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增长而愈发自信，特别是新冠肺炎全球流行，更让他们对胡适及其朋友们心仪的“天堂”日渐平视而非仰视。第二点，他们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往往一知半解，还满足于此，常常一叶障目，又振振有词。

　　因此，学四史，看新闻，重点不在专业乃至主义，而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大本大源。也因如此，这些年我在读书、教书、写书之际大多着眼四史，从而也愈发理解甘老师的良苦用心：不把握党史、历史及其大势所趋，就新闻谈新闻，就专业谈专业，总是不得要领而只得皮毛。举例来说，在“民国范儿”的新潮中，新记《大公报》从“小骂大帮忙”的蒋家王朝喉舌，华丽转身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典范。与之相对，新中国七十多年特别是前三十年的新闻，似乎就剩一笔“血泪账”，除了控诉，便乏善可陈了。

　　所谓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道路，王绍光形象地表述为“深一脚、浅一脚，左一脚、右一脚”。一百年来走出的这条道路，不仅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路径，而且如邓小平说的，“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新中国的新闻业、新闻学自然也处于这条大道之中，不可能脱离甚至背离这一大势，成为一种想当然的“独立王国”专业圈儿，即使一时脱离或背离，也势必成为不痛不痒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就像时下一些言必称希腊、死不说中国的学术流行语，无论文献多么翔实，方法多么科学，数据多么充分，发表多么“国际”，都近乎精致的平庸，恰似齐梁文学，看起来辞藻华丽、格律考究、形式精美，但又苍白贫血，有气无力。

　　什么是中国新闻学的知识图谱？2019年新中国七十年的节点上，我们有篇文章，题为《新中国新闻学知识图谱：从人民新闻学到中国新闻学》，也谈到新闻学的“一波三折”：我们称之为三十年河东的人民新闻学、三十年河西的现代新闻学与三十年再河东的中国新闻学。

　　三十年河东的人民新闻学一方面发扬光大延安传统，一方面探索新中国的新闻道路，在“深一脚、浅一脚、左一脚、右一脚”的进程中，既布满一串熠熠生辉的足迹，包括培养造就了成千上万正心诚意为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与数不胜数扎根大地的工农兵通讯员，又留下一些值得反思的“失足”记录。而这一切又同新中国新文化密不可分，与任继愈概括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两件大事若合一契。第一件大事，就是已成完成时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妨称为老中国，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多民族、大一统、家国一体、四海混一等历史遗产，这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底气与骨气之来源。第二件大事，则是进行时的少年中国新中国，也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开辟人民民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两个百年中国梦。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就需要意识形态领域的除旧布新，也就是新文化，人民新闻学无非是新文化在新闻领域的延伸，说到底同中国道路及其艰辛探索一脉相通。

　　三十年河西的现代新闻学，在面向西方全面开放，学习其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以及现代化理论的大背景下，一步步形成以欧美为师特别是以美国为样板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一转型犹如汉代雄浑与盛唐健爽之间的齐梁文学，虽在音韵、格律、用典上日臻完善，精雕细刻，为唐诗宋词的高峰铺平了道路，但自身未免沦为空洞无物的靡靡之音或亡国之音。同样，现代新闻学一方面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提升了学术研究的科学化程度，也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新闻学的学科内涵；另一方面，在这套“现代，太现代”的话语体系中，美国的一套“地方性”知识经过数十年的精心锤炼，一步步成为“普适性”的规律、定理或真理，而中国道路及新闻实践则一步步陷入失语、失声、失踪，新闻学也从社会动员与政治运动的有机经验，一步步蜕变为自足的、封闭的、学院化的知识生产。

　　进入新时代以来，日益学院化并深度内卷化的现代新闻学，俨然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被当作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之典范的西方，不过是想象的乌托邦。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建制派政客、媒体集团、全球资本精英媾和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导致欧美主流媒体与民众的信任关系严重破裂，更使旧的新闻知识生产的神话几近破灭。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不断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一部分人的现代化”转向“多数人的现代化”，包括精准扶贫、全面小康、乡村振兴以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那种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现代新闻学”，同历史大势日益形格势禁，显然圆凿方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并将新闻学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一门支撑性学科，既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也反映了中国道路对知识体系中国化的时代呼唤。为了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新闻学不得不主动被动地向三十年再河东的中国新闻学转型。

　　中国新闻学既不是对人民新闻学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现代新闻学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辩证取舍、守正创新的综合性方案。这里，中国新闻学一方面离不开梁启超阐发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以及其中蔚为大观的新闻遗产；另一方面，由于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通，又离不开《国际歌》里寄寓的国际主义情怀而非时下流行所谓“国际接轨国际化”（西方接轨美国化）。事实上，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到邵飘萍，从邹韬奋到范长江，从邓拓到穆青，从延安窑洞里人民广播的手摇发电机到数字时代融媒体，一代代中国记者与学者，以其辛勤耕耘和开创性工作，已为中国新闻学奠定了厚实基础。现在的关键在于我辈是否有足够自信与勇气，摆脱制约新闻学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套“东方学”，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道路上，重塑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2018年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上，贺雪峰提出中国研究的两种进路，同样适用于中国新闻学，一是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小循环，一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大循环。小循环中的经验是片段的、支离破碎的，旨在服务于具体理论的论证需要。而大循环中，实践则是本体的，是完整的，是有机联系的。以理论对话为主的小循环，是用中国经验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及其理论进行对话。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大循环，是通过对模糊的、暧昧的、复杂的、全息的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整体把握，发展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他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社会科学的重点不是规范化，而是在深入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野蛮成长”，没有大循环基础上厚重的经验研究，小循环基础上的精致研究没有意义。所以，中国学者应该“呼啸”着走向中国实践，在深入实践、理解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具有逻辑自洽性和具有实践解释力的概念体系。这个过程一定是大破大立的，大开大合的。（贺雪峰《中国社会科学需要“野蛮生长”》）

　　总之，新闻学的黄钟大吕只能立足中国大地，植根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与两个百年波澜壮阔的现代史，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道路及其新闻实践。随着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进一步加重，“马克思归来”已经成为汇聚中外前沿学术思想的时代强音。如何赓续新闻学的马克思主义道统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进而创新网络时代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日益成为迫在眉睫的时代命题。借用复旦大学一代新闻大家李龙牧先生半个世纪前在一篇讨论新闻学建设的文章中的话说：

　　从总结经验中提升出理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建设的基本道路。继续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新闻学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新闻学中国方案”（编号：A201101）研究成果】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