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个体的主体性源于他者的塑造，物质性身体对于这种塑造则具有削弱作用。然而，网络媒介的出现一方面使得人们在虚拟环境中失去物

　　摘  要：个体的主体性源于他者的塑造，物质性身体对于这种塑造则具有削弱作用。然而，网络媒介的出现一方面使得人们在虚拟环境中失去物质性身体的庇护，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中的他者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聚集，网络群体如同个体被放大千万倍之后的“超级个体”，而群体中的个体主体性则逐渐倾向于成为“超级个体”主体性的一部分。基于此，本文研究探讨群体网络内个体被同化的过程，进而分析群体极化的形成与影响。

　　关键词：群体极化；离心定位；网络群体

　　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德国不莱梅大学的媒介研究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提出，以网络平台为基础，个体能够通过交流逐渐形成一个“我们”的“平台集体”概念[1]。也就是说，个体能够通过网络平台使“我”向着“我们”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能够得以实现，是基于意识或心灵等诸如此类的某种使人之为人的存在能够脱离物质性身体这一前提。对此，德国哲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的“离心定位”理论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生命，其独特性就在于人类不仅能够明确区别“我”与环境，而且存在一种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第三者视角”，该视角能够对个体的行为加以指导和规范。基于此，普莱斯纳提出人类在拥有“我”这个中心之外，还存在一个偏离的中心，即“偏离中心”，它们与物质性身体共同构成了人类。在信息时代，赫尔穆特所谓的“偏离中心”得以脱离物质性身体，在虚拟世界与其他志趣相投的“偏离中心”汇聚，并且因为不再受到物质性身体的区隔，这些“偏离中心”得以融合并化为一个“超级偏离中心”，而原本的“偏离中心”则成为“超级偏离中心”的一部分。基于此，当人的意识不再作为个体的意识，而是作为某个“意识”的一部分时，人类作为个体的身体和意识都必然会受到影响，进而做出在个体意识下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选择的行为。

　　个体的第三方视角：赫尔穆特·普莱斯纳的“离心定位”理论

　　在人类历史上，关于自我意识的问题向来不缺乏相关的思考与讨论。例如，英国经验主义学者约翰·洛克与大卫·休谟就认为意识不过是感觉与观念的持续之流，实际并不存在所谓的“我”。也就是说，身体的物质存在模式预设了所有的思想与体验，故而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同时我们的身体又是我们所拥有的某种事物。主体不过是由语言所创造的一种幻象。“我”一词并不指称现实中的任何事物，而是异质的、偶然的力量游戏的一种聚合名称。在他们看来，意识连身体的副产品都算不上，它只是生物学层面上身体的某种错觉而已。对比之下，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移动机器人实验室主任汉斯·莫拉维克的观点都显得柔和许多，他没有否认意识的存在，但也认为思维不过是大脑物质在运行时的副产物而已[2]。就目前而言，莫拉维克的说法似乎更加贴合现实，因为尽管我们现在依然不能完全解析意识的奥秘，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感受之中，即便只是身体的错觉，只要这份错觉对我们产生了影响，那么它就应该在一定意义上被认为是存在的。正如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生活是一场实验，人类需要通过加入各种体验才能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成为自己，这是人之为人的本义[3]。然而，在我们成为自己的过程中，那种通常意义上的自我似乎是在以“第三人”的视角在观察着我们自身，它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不是“自己”。据此，“自我”与“自己”似乎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主体，他们都是“我”的一部分。

　　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在《有机体与人类的发展阶段》中提出“离心定位”的概念，他认为生命体不同于无生命体的关键在于前者以某一界限为特征，且与界限具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把生命体与外部世界分离，从而进行“定位”，这使得生命体的内部存在一个“中心”，而人类作为生命体的特殊之处则在于除生命体内部的“中心”之外，还存在一个能够意识到该中心的中心，即偏离中心的“第二中心”，人类通过两个中心共同定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基于此，普莱斯纳认为人类生活在三重世界：外部世界、内部世界以及文化共享的世界。如果说“自己”是包括物质性身体在内，能够“自成一体”的自创生系统，那么“偏离”中心，且以第三者视角观察“自己”的“自我”则隶属于另一种他创生系统——“文化”，该系统中的个体只能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存在。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自我”是一个“偏离”的中心，但它仍受到物质性身体的约束，这也就使得我们对于文化这个他创生网络具备一定的抵抗力。然而，在互联网中，物质性身体的缺席导致人们对偏离中心的约束大大降低，也就使得对于文化这个他创生网络的抵抗力减弱，最终影响人们的行为。

　　网络群体的行为模式

　　卡斯特认为，在信息时代，我们作为个体在任何特定时间内都是某几个网络的成员，并且使用数字媒介来管理这些各具特色的网络。在这样一个以数字媒介所营造出的公共空间为基础的公共领域中，人们讨论文化价值，探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做出一些集体行为[4]。当然，这并不是说直到信息时代人类才开始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网络中，只不过与前信息时代相比，信息时代的群体在形式和动机上都有所变化。对此，喻国明与方可人在研究中指出，互联网中的不同群体可以跨越地域、年龄，仅仅因为价值观的趋同性而形成，即“趣缘”对“血缘”和“地缘”等传统连接关系的超越。目前，媒介社会的关系网络已经以价值观的认同与否而建立起相对松散的千姿百态的社群[5]。然而，尽管社群本身可能是一种松散的结构状态，但是作为群体的行为比之传统群体更具有凝聚力与向心力，在网络中群体对于个体情绪的正向增幅也更加明显。

　　在分析群体的行为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何为群体。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兰·费雪认为完整的群体包括三点：聚集，即个体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流动，群体内的媒介之间必须传递一些东西，可以是信息也可以是某些更物质的东西；多样性，这一点并非所有群体都具备，但对于拥有的群体来说往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6]。

　　在此基础上，首先对于聚集的方式而言，网络媒介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群体聚集的方式，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群体权力的分散。以“离心行为”的视角来看，网络群体中的权力掌握者其实是由所有个体的偏离中心汇集而成的属于该群体网络的公共“文化”，即“我们”，只要身处此网络之中，个体便会受到“我们”的权力支配。

　　其次，从流动的角度来看，网络群体中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的相互理解往往建立在“共情”的基础之上，袁光锋通过研究指出相比于认知层面的因素，在阶层隔阂和分化的社会，共情机制更容易将不同阶层连接，就此而言，情感的共鸣可谓是连接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重要纽带，也是不同阶层之间达成理解的管道[7]。

　　最后是群体的多样性特征。网络群体中的主体多样性明显高于传统群体，美国传播学家兰斯·班尼特对此提出数字化的新型群体具有杂糅性的特点。在诸如“以人为本”“阿拉伯之春”“愤怒的人群”“占领华尔街”等运动中，群体成员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向外界公众传递简明扼要的政治口号。与传统的群体政治运动相比，以网络群体为基础的政治运动虽然依旧有众多人员参与行动，但其成员的身份认同源于大量意涵丰富的个人表达，并通过分享互动逐渐发展成为组织性机制，最终采取“连结性行动”[8]。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群体的连结性行动完全是自发的行为，换言之，是个体自愿成为群体行动当中的“一分子”，而群体网络本身仅需要不断地依靠社交媒体扩大传播范围。基于此，个体的意志变为群体行动的一块拼图，而个体的主体性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愈发壮大的群体所裹挟，个体的发声成为群体声音的一个音节，这种情况下，个体的情绪最终将逐渐偏离中立而在情感共鸣中走向极化。

　　网络群体的本质：偏离中心构成的他创生网络

　　在网络世界中，群体之所以被视为一个他创生网络，是因为媒介能够对人类感官进行切割与分离，然后以新型方式融合在一起，成为连接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的融合性媒介，将多重的社会网络加以连接[9]。这就意味着网络中的个体会经过一个切割-剥离-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的概念也被肢解，并且就是在“第二中心”的注视之下，人们亲手将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切割成碎片。个体意识在网络群体中被部分剥离，其中与群体同质的部分凝聚在一起形成群体网络。从这一点来看，尽管个体作为群体网络中单独节点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但当它与其他个体节点进行自由组合时，能够形成某种特定属性被数以千万倍放大的超级个体。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机甲动漫中的“合体变身”，通过合体，虽然每个个体都失去自己的主体性而成为合体机甲的一部分，但以整体能力来看，最终的合体机甲往往拥有远超单独机甲相加的力量。

　　与此同时，除了人们自己主动寻求加入的群体网络外，还会因为行为数据而被算法进行“归类”，划入一个个隐性网络。此过程难以被人们察觉或者往往被忽视了，故而人们很难清楚地知晓自己究竟处于多少不同的群体网络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主动或被动，个体最终都将成为群体力量的养分。

　　网络群体作为他创生网络的基础特征是每个个体从最初就在某一方面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对比线下群体而言，网络群体的成员互动频率与强度显著提高，并且成员的交流往往会展现在所有成员面前，这也导致群体压力更易发生。一方面，人类的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依赖他人，并且会默认双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相互影响并非对等，甚至在网络群体中因为相互影响的关系双方是自己与群体中除自己以外的其他所有个体共同形成的“超级个体”，所以会出现近乎个体单方面被影响的情况。

　　在这方面，美国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通过研究提出“团体迷思”现象，其特征包括三点：首先，群体思想源于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压力，例如亚迪和博伊德通过对3万条突发事件的推文分析发现，在不同意见交锋的过程中，信息互动能够强化群体认同与群体联系，而遭遇不同的观点则能够显著提升用户参与讨论的积极性[10]；其次，群体内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在那些人们主动寻求加入的网络群体中能够体现得更加明显；最后，群体成员容易高估群体的实力，认为群体十分强大且比其他群体都更高级，甚至无懈可击。

　　对此，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克拉珀也提出通过参加群体内部讨论会使某些观点神圣化，并力求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叛逆者”拉回正统[11]。当群体内成员开始呈现出对于相左观点的拒绝以及对群体内观点的神圣化之后，群体思想就会逐渐发展成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所说的“群体极化”。值得一提的是，亚文化群体是网络群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类型，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少数派，他们相较线下群体而言更加容易形成自我观念的神圣化以及对相左观念进行反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互联网在为少数派发声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加速了他们思想极化的速度。

　　当然，也并非所有学者都认为个体与群体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例如德国哲学家尼采就曾说：“意识通常只在整体要使自己隶属于更高级的整体时才出现”[12]。在尼采看来，人之所以具备自我意识，正是因为他者，或者说群体的存在。对此，或许可以认为在传统的群体当中，人的自我意识虽然也是因他者而生，但因为整个现实世界相对于人而言的外部环境过于复杂，所以因他者而诞生的自我意识，即“第二中心”能够以一种客观的第三者视角观察并组织人们的行为。然而，由于人们在网络世界中的自我意识经过了媒介的切割，因而对他者影响的抵抗力降低，同时外部环境又是高度同质化的群体网络，所以导致个体的“第二中心”无法再保持第三者的客观视角，甚至变成被群体网络所观察并组织的行为承载体。最终，那些由于厌倦或恐惧社交而选择进入网络世界的个体基于情绪的共情聚合，形成网络群体，此时“我”的理性便融入了“我们”的感性，个体也成为网络群体这个他创生系统的一部分。同时，现实世界中“我”的行为也将在悄无声息中被网络世界的“我们”所改变。

　　结  语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体提供了诸多便利，尤其是对于社会的聚合机制而言，其推动力不亚于蒸汽机对工业时代的意义。然而，就像工业技术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样，网络群体也存在着负面问题，而群体极化正是其中最明显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媒介对于个体意识的剥离与重组看似为我们进入目标更加单纯和明确的群体网络提供了可能，然而纯洁性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复杂性的降低，当个体逐渐被群体的纯洁性包容其内，那么个体原本以复杂性为基础的主体性又如何不受影响？对于群体而言，或许每一个个体原本都是正常的复杂性个体，只是在追求共同利益或观点的道路上走上了群体极化的道路。少数派群体都会希望他们的观点为社会接受认可，成为主导观点之一，而当他们的愿望成真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少数派群体发起挑战。因此，对于群体极化我们要客观看待，有时通过他们反而能够发现某些在正常视角下无法显露的问题，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极化群体之间的讨论，将其约束在观念的言语讨论而避免实质性冲突之内，那么对于社会建设本身而言其实具有一定的益处。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化媒体视域下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规律与控制策略”（编号：18YTC03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常江，何仁亿.安德烈亚斯·赫普:我们生活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化理论的内涵、方法与前景[J]，新闻界，2020(6).

　　[2]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41-242.

　　[3]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ix.

　　[4]菲利普·N·霍华德.卡斯特论媒介[M].殷晓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40-41.

　　[5]喻国明，方可人.传播媒介：理论认识的升级与迭代——一种以用户价值为逻辑起点的学术范式[J].新闻界，2020(3).

　　[6]兰·费雪.完美的群体——如何掌握群体智慧的力量[M].邓逗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30.

　　[7]袁光锋.“私人”话语如何成为公共议题——共情、再构与“底层”表达[J].传播与社会学刊，2020(54).

　　[8]兰斯·班尼特，亚历山卓·塞格柏格.“连结性行动”的逻辑：数字媒体和个人化的抗争性政治[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26).

　　[9]孙玮.传播再造身体[J].新闻与写作，2020(11).

　　[10]安珊珊.虚拟社会的群体参与及互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48.

　　[11]约瑟夫·克拉珀.大众传播的效果[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22.

　　[12]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M].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