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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事件”与“媒体奇观”的概念之辨与理论嬗变

2022-10-20 15:08:02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10月下   作者:全会

摘要:  摘 要:丹尼尔·戴扬提出的媒介事件与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的媒体奇观概念,分属于传播的仪式观和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在使用上存在一定

  摘  要:丹尼尔·戴扬提出的“媒介事件”与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的“媒体奇观”概念,分属于“传播的仪式观”和“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在使用上存在一定的歧义性、含混性和交叉性。本文对概念混淆背后的翻译、语境、范式等因素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揭示了概念嬗变所隐含的媒体内驱力、媒体“表征”、媒体焦点、媒体形态、媒体调性五重转向,以期廓清理论脉络。

  关键词:媒介事件;媒体奇观;文化研究;传播的仪式观

  “媒介事件”与“媒体奇观”都是媒体与现代性相耦合的产物,但分属于“传播的仪式观”和“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媒介事件”由丹尼尔·戴扬于1992年出版的《媒介事件》中提出,“媒体奇观”由道格拉斯·凯尔纳于2002年在《媒体奇观》中提出。当前,国内学界对这两个概念使用存在一定的歧义性、含混性和交叉性,有必要对概念使用进行规范和厘清。

  

  概念混淆背后的三重因素

  一是翻译导致的含混。

  “媒介”“媒体”“传媒”三个概念都来自英文中的“Medium”及其复数形式“Media”,《媒介事件》(Media Events)和《媒体奇观》(Media Spectacle)都使用了“Media”一词,但分别被翻为“媒介”和“媒体”。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指出:“从16世纪末起,Medium这个词在英语中被广泛使用,最迟从17世纪初起,具有了中介机构和中间物的意涵,在18世纪,被用作指代报纸这种媒体形式,随着广播和新闻报纸在传播通讯上的日渐重要,这个词的复数名词Media(媒体)被广泛使用。”[1]因此,国内在译著时常常将单数形式的“Medium”译作“媒介”,把复数形式的“Media”译作“媒体”。

  此外,约翰·费斯克在《关键概念》中说:“就媒介这个词语而言,有一种日趋强烈而不受欢迎的趋势,在指技术方面时,它常用作单数形式。”[2]在突出传播工具的物质性时,常译作“媒介”,如麦克卢汉的“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被公认为是“媒介即讯息”的意思,然而在麦克卢汉的“Understanding Media”却又使用了“Media”一词,此书亦被翻译为“理解媒介”。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条目也被译作“传播与媒介研究”。由此可见,该词汇在英文学界即存在共用的情况,为翻译增添了难度。可仔细推敲的是,“媒介”相对于“媒体”而言更具有物质性,而“传媒”更多是指与信息流通有关的媒介机构或者行业。

  二是概念的时代局限。

  对于“媒介事件”,丹尼尔·戴扬将其界定为:“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3]他认为“媒介事件”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特殊电视事件,符合非常规性和垄断性播出的特征,事件的组织者是政府、议会、政党、国际机构等公共机构,媒介作为记录者,较少参与事件本身。此外,“媒介事件”的电视收看常在崇敬和礼仪的氛围中完成,分为“竞赛”“征服”“加冕”三种类型,承担着“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社会,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是对某种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接合”[4]等重要功能。

  同时,戴扬对“重大新闻事件”和“重大仪式事件”作了区分,将“三哩岛核电站泄漏”“肯尼迪遇刺”之类的突发新闻事件排除在“媒介事件”概念之外。由此观之,符合其“媒介事件”概念范畴的事例少之又少。推及到作者著述的年代为1992年,就可以理解用“媒介事件”理论研究信息时代的传播对象时,所形成的含混现象。时代的局限性与理论强大的穿透力之间的矛盾,也是造成概念使用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三是理论“范式”的殊途同归。

  瞬息万变的媒介新进展、新问题、新现象需要新的理论工具加以阐释。2002年,《媒体奇观》一书出版,2003年被引进国内。译者史安斌指出:“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媒体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观’来吸引观众,这些带有浓厚广告色彩的节目旨在刺激庞大消费机器的启动。”[5]“奇观”(Spectacle)来自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常被译为“景观”“景象”“奇观”等词。“景观社会”象征了一种视觉文化的转向,是对“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幻想代替神圣的时代”[6]的批判。世纪之交的美国,媒体已高度饱和,凯尔纳及时总结出“媒体奇观”的概念,指代“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和政治事件”[7]。同时,凯尔纳提出了“超级媒体奇观”的概念,包括事先安排好的,如总统竞选、奥斯卡典礼等,以及突发性的,如海湾战争、辛普森案等,使公众“痴迷于这些经过夸张和渲染的,以刑事案件、体育比赛、政坛丑闻、天灾人祸为主体的媒体文化奇观而不能自拔”[8]。

  由此可见,戴扬的“媒介事件”等同于以电视形式呈现的“超级媒体奇观”,而凯尔纳的“媒体奇观”概念则涵盖了包括网络等新媒体形式在内的大众媒介对生活的审美化“表征”。戴扬的“媒介事件”从詹姆斯·凯瑞开启的“传播的仪式观”出发,却与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体奇观”产生了交汇,传播的阐释路径与批判路径在揭示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价值“黏合剂”作用时,巧妙地发生了“主体间性”。

  概念嬗变隐含的五重转向

  从“媒介事件”到“媒体奇观”,隐含了媒介、文化和社会的剧烈变化和内在转向。笔者认为主要体现为以下转向:

  一是媒体内驱力由政治转向经济。

  戴扬特别强调政治因素的作用,并选用了“肯尼迪葬礼”“教皇出使波兰”等事件作为范例。十年后,凯尔纳更偏重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他认为:“媒体文化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带来集团资本的消长,同时也将高消费生活方式的种种符号迅速扩散,促进消费社会的产生和在全球各地的复制。”[9]在戴扬的“媒介事件”中,政治是唯一的“萨满教”,而到了凯尔纳的“媒体奇观”时代,经济已成功地将政治驱下神坛。

  相较于经济内驱力而言,“媒体奇观”使得政治事件“内爆”(Implode)为肥皂剧一般的政治秀。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写道:“在当前的电力时代中,世界内向爆炸而产生的能量,与过去扩张的、传统的组织模式发生了冲突。”[10]即新的技术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和结构模式。同样,鲍德里亚也认为“意义的丧失直接同大众传媒的消解有关,信息吞噬了自身的内容,吞噬了交流和社会,把意义和社会分解成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它根本不是带来绝对的革新,相反却是走向了绝对的熵”[11]。就我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而言,早期,媒体机构主要依赖于政府拨款。1979年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商业广告,“1992年9月,中央电视台成立经营开发部。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中国电视发展迅猛”[12]。从依赖政府拨款到自负盈亏,这是我国传媒发展壮大的重要一步,但因此而带来的诸如庸俗化、媚俗化、奇观化之类的问题值得警惕。

  二是媒体“表征”由特定事件的审美化转向全部生活的审美化。

  在戴扬的“媒介事件”中,主要研究对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而在凯尔纳的“媒体奇观”里,研究内容包括“辛普森杀人案”“X档案”等,牵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者研究视域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热点和实际问题的变迁。作为随着商业资本兴起而繁盛的大众文化典型代表,大众传媒对日常生活的“表征”已深入肌理,“传媒场”的力学作用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场域”,改变了原有的规则和价值观,其对生活的审美化“再现”和矫饰性“表征”,既让人们对真实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选择性失忆,还以豪华场面和视觉“奇观”的方式,重新建构了大众对于生活的认知,使得受众沉溺于符号价值的镜像中、放纵于消费社会的浪潮中、迷失于商品怀旧的氛围中、禁锢于机械屏幕的魔力中,成为顺从、乖巧而娱乐至死的“单向度的人”。

  三是媒体焦点由真实事件转向“拟像”与“仿真”。

  传播技术消融了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使得“拟像”比真实更真实。在戴扬“媒介事件”的概念中,电视很少闯入事件本身,能够形成“媒介事件”,引起广泛轰动,关键在于真实事件本身的魅力,如人们对肯尼迪总统的关注,会吸引他们去观看“肯尼迪葬礼”的直播。

  相比于戴扬对真实生活的关注,凯尔纳的“媒体奇观”概念把焦点从事件真实性转移向了媒体报道所形成的爆炸性效果。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图像》中提出“伪事件”理论,认为图像革命的主要产物是“伪事件”:即蓄意安排、用于被报道的事件,如记者招待会之类。尼尔·波兹曼也指出:“源于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它提供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它的娱乐功能。”[13]在“媒体奇观”视域下,事件原初的真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播出后能不能形成“奇观”效果。这一点在今天的网络社会显得分外清晰,虚拟机器人、网络水军、幕后操盘手、议题炒作让人真假难辨,一切情感、真诚、关心、记忆、亲情或爱情等人间温暖都可以变成炒作的最佳题材。当真诚变成了炒作,于是炒作也就成为真诚,频频的“内爆”使得置身于“景观社会”与“比特之城”的人们真假难辨,湮没于信息过载的漫天数据里,鲍德里亚的“拟像比真实更真实”一语成谶。文化研究学者尼克·斯蒂文森指出:“鲍德里亚极端的悲观主义对某些昏沉沉的、沉迷于符号的受众理论家来说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在观察分析日益浮躁、玩世不恭的流行文化消费者时,他的著作包含着某种描述上的合理性。”[14]

  四是媒体形态由广播电视转向移动互联。

  在《媒介事件》一书中,戴扬特别强调了“媒介事件”的“电视样式”,强调对历史性事件的电视现场直播,通过把世界各地的观众固定在电视机前实现其“仪式”潜能。而凯尔纳在强调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用的同时,更重视网络媒体的功能。他认为网络媒体为受众开拓了极具诱惑力的虚拟空间,创造出许多信息、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新形式,媒体集团的整合更多地表现为网络和传统媒体文化之间的融合,带动了整个信息娱乐业的发展。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未来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切合时代脉搏,推出“信息时代三部曲”,预言了“网络社会”的崛起。今天人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网络对社会、生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在媒介环境学里,无论是以芒福德为代表的“机器蚕食”一脉,还是支持“技术乌托邦”的麦克卢汉一脉,都真切地反映了人类已身处“赛博社会”的事实。“Web2.0”“Web3.0”“新媒介”“新新媒介”等层出不穷的“理论奇观”已经生动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剧变,今天人们广泛讨论的虚拟现实和“元宇宙”更是最佳例证,立体的媒介之网使得“媒体奇观”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在表达“历时性”的媒介形态更替,以及媒介对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之余,也包含着从“共时性”角度对新、旧媒介之间的“互文性”前瞻,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平面媒体与视觉媒体,传播媒体与交互媒体之间天衣无缝的配合,使得“奇观”永不落幕。

  五是媒体调性从严肃高雅转向大众娱乐。

  大众文化的“十面埋伏”使得浸染于其中的人们如鱼儿需要水一般,越来越离不开“文化工业”的养分,“灵韵”(auro)的消逝与对“意义”和“快感”的极度提倡,使得“一切坚固都烟消云散了”,一切事物都以去深度和娱乐化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恰如波兹曼所说:“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5]在“媒体奇观”的世界里,人们用“笑”代替“思考”,以沉溺消弭批判。

  概念的各自演进

  丹尼尔·戴扬的“媒介事件”主要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传播仪式”,戴扬于2008年提出“幻想破灭、脱轨和冲突”的新论断,以此延伸“挑战、竞争和加冕”的不足。他认为:“幻想破灭象征了当代大众的犬儒,而当媒体将事件组织成暴力事故而非协商的机会时,脱轨和冲突的情况便会出现。”[16]对于新媒体带来的变化,他倾向于认为新媒体的角色更站在公众这一边,因为博客作者往往打乱中央电视对集体的想象,勇于挑战官方垄断的形象。由此可见,在千禧年之后,戴扬把网络社会纳入了研究范畴,并着重探讨了新媒体所带来的挑战和突破,以及不同话语方式之间的脱轨和冲突。同时,他的关注点还是落脚于政治事件,这也为国内学界比较热衷的新媒体热点事件分析、媒介赋权研究、新旧媒体关系探析等提供了理论支撑。

  《媒体奇观》是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该书重点梳理和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新旧千年之交的全球媒体文化的发展脉络。沿着凯尔纳的“文化研究”足迹,走向的是对媒体文化的“诊断式批评”之路。所谓“诊断式批评”,即“将人们熟悉的名人、体育、媒体文化和政治‘神话’层层剥开,解析其社会语境,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及其在复杂的社会冲突中所发挥的功能。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和奇观的解读、质疑和批评,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代社会”[17]。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曾是戴扬的导师,其对“能指”“所指”“神话”的解读方式,对凯尔纳的影响似乎更为深刻。

  参考文献:

  [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99.

  [2]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62.

  [3][4]丹尼尔·戴扬.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5-9.

  [5][7][8][9][17]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9;2;98;9;33.

  [6]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10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7.

  [11]李桂保.让鲍德里亚的大众传媒理论评述[J].学术月刊,1999(06).

  [12]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64.

  [13][1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1,封底.

  [14]Nick Stevenson: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M].Sage Publication.1995:173.

  [16]丹尼尔·戴扬.“媒介事件”概念的演变[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09).

  (作者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10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