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列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领导权及其关系的论述，对如何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领导权作出思考。

　　摘  要：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列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领导权及其关系的论述，对如何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领导权作出思考。文章认为，要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互鉴等角度入手，增强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列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文化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文化发展遭遇来自域外文化的挑战，出现思想道德滑坡、文化自信缺失等现象，同时还面临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入侵等各种风险。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始终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用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水平，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涵。

　　文化领导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文化领导权和现代化问题。为此，在列宁领导苏维埃共和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对文化领导权和现代化作出了诸多论述，文化领导权思想和现代化思想成为列宁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一，重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列宁没有明确提出过“文化领导权”概念，但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中，从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层面对文化领导权作出诸多论述，体现出对文化领导权的思考。首先，重视意识形态在执政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列宁把政党的信念、理想等意识形态视为夺取领导权的必要基础，认为意识形态代表一个政党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他提出：“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1]其次，增强民众认同是提升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内容。列宁强调：“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因此，“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3]。为此，他号召社会民主党人以组织者、鼓动员和宣传员的身份到民众中去，把社会主义植入民众的头脑。再次，旗帜鲜明揭露和批判错误思潮。在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一直坚持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在与各种非主流和反主流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列宁明确划清了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消除了资产阶级的错误理论和观点对俄共(布)指导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干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维护了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4]。

　　第二，以革命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基础。19世纪中叶，俄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沙皇专制与现代化发展的悖论，“俄国的现代化向何处去”成为俄国仁人志士们的关注焦点。在俄国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派别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走西欧的现代化道路还是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成为争议的焦点。即便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仍有一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还没有成长到社会主义的地步，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持有异议。列宁指出，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5]。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提出，俄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但俄国表现出的特殊性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列宁认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必须开创新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6]

　　第三，用文化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必要条件。在文化领导权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列宁把文化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和保证。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资本家与共产党员的一场严重竞赛，在这里，共产党员缺少的不是政治权力，也不是经济力量，而是缺少文化。”[7]同时，列宁提出通过改革党内的政治制度、改造国家机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政治保证。面对俄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列宁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学习和利用现代文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8]。他提出通过实行租让制等形式“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9]这一“社会主义公式”[10]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的深刻回答。可见，在文化领导权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上，党内文化教育与外来文化借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领导权的现实挑战

　　当今世界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在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导权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列宁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比较，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新时代我们如何掌握文化领导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有必要站在制度博弈、意识形态较量和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考察文化领导权面临的种种现实挑战。

　　一是西方文化渗透影响社会主义核心文化价值观念的价值导向。《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这一形势判断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没有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的强势地位，通过传媒、影视剧、图书等把自身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向他国强制性灌输，借助强势的传媒、互联网力量，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宣传西方价值观，不断加强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开展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舆论斗争。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文化把其意识形态因子融入日常生活消费中，深刻影响着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而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冲击。

　　二是文化思潮多元化冲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始终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也需要多元文化的滋养。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不同文化相互激荡，文化意识呈现多元化趋势。这种多元化有助于中国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牢固文化领导权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的同时，也使文化领导权面临着多元文化的严峻挑战。当前，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等同时存在，形成了一种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文化需求。与此同时，思想理论领域存在一些杂音，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蔓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带来冲击。受此影响，一些人在多元文化冲突、腐朽思想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迷失了自我和方向。这些都可能动摇中国在文化领导权上的根基，如果不采取妥善的应对措施，会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阻力。

　　三是传播生态去中心化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主导权。主流文化传播的主动权、主导权和传播力、引导力是把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面。然而，随着新技术新平台的发展，以社交媒体、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模式呈现去中心化趋势，传统自上而下的单一传播通道被打破，公众有了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匿名性、低门槛、交互性、实时性、裂变性等特征更是放大了信息传播的社会影响。在新的传播生态下，舆论一律的局面难以维系，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难度加大，文化领导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思想舆论环境，信息传播的把关与管控难度加大。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和理性整合的难度，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导和舆论控制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12]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动员社会广泛参与，这种去中心传播生态在削弱文化领导权的同时会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以文化领导权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也需要文化领导权来保障思想舆论的根基。面对复杂的意识形态文化环境和全新的传播生态、舆论格局，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增强文化自信，抵制不良文化、低俗文化的影响。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守文化领导权的灵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贯穿到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全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主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领导权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结合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文化领导权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引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至今，靠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其次，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根基，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大道，更需要打牢深厚历史基础，亟待传统文化予以助力并发挥积极引领与有效纠偏作用”[13]，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都在提供坚强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根基作用，且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文化服务现代化的功能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也越来越需要传统文化来筑牢历史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时，本身也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中西文明碰撞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愈发凸显，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再次，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文化领导权的民众基础，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共识。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文化领导权建设还比较薄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体现的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我们有必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领导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巩固全体人民思想基础，凝聚人心，不断提升文化领导力；也可以引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通过对民众的宣传教育，使民众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向同行；还可以引导多元化社会思潮发展方向，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共识。

　　最后，要增进人类文明互鉴，提高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力，增强文化领导权的世界影响。文明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也是增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14]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向来注重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成果，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要不断增进文明互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人文基础。为此，要搭建广泛、深入、持久的文明交流机制，凝聚世界各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提升各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根本之路。列宁在领导苏联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对现代化、文化领导权及两者之间关系作出诸多论述，这些论述已过去一百多年，但文化领导权和现代化路径的基本思路，对当前我国开展中国式现代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文化领导权，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旧的思想文化共识很难适用于新的世界格局，我们“只有立足当今世界转变的现实，才能逐步建立起新的思想文化共识、新的普世价值，而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只有在积极参与制订新的世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确立”[15]。总之，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有必要作出更多探索。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马克思新闻思想的起源及其转型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7.

　　[2][3]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9;76;29.

　　[4]贾淑品，阳银银.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精髓及其当代价值[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05):68-75.

　　[5][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5;777.

　　[7]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3.

　　[8]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8.

　　[9]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20.

　　[10]文建龙.社会主义公式:列宁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巅峰[J].重庆社会科学，2019(12):25-35.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12]张士海，施秀莉.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的挑战[J].理论探讨，2012(02):124-127.

　　[13]商志晓.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J],光明日报，2021-03-24.

　　[14]习近平在同外国专家座谈时强调 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N].人民日报，2014-05-24.

　　[15]韩毓海.文化领导权失落的代价[J].社会观察，2013(02):26-28+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