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主体性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下对人的主体性进行重新思考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网民数字主体性的

　　摘  要：“主体性”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下对人的“主体性”进行重新思考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网民“数字主体性”的构建主要围绕“认同”展开，网民的认同实践使其成为一个“自我决定”的主体。但这种认同又深受社会宏观因素的影响，再加上“互联网技术”这一技术变量的作用，一种全新“拓扑型数字主体”应运而生，这便是互联网时代网民“数字主体性”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数字主体性；数字技术；拓扑型数字主体

　　“主体性”问题一直是近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其核心是揭示“人如何存在”与“人存在的意义”这两个问题。伴随着互联网日渐深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人类的生产生活越来越倚重于网络这一技术载体，“数字化生存”也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由此，有关“主体性”的问题再次走入了我们的视野：新技术的普及为人类展开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主体性理论”的框架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赛博时代人的“数字主体性”？网民的“数字主体性”如何构建而成？它是否出现了新的拓展和变化？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主体性”之辩：从“我思主体”到“询唤主体”

　　笛卡尔用一句“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近代主体性研究的大门，他认为“我”的规定性是由“我思”来提供的，外在于“我思”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我”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核心，整个世界的规定性都是由这个不可怀疑的“我”所提供的[1]。这种规定性的赋予让“我”取代了无所不能的“上帝”，成为世界新的主宰力量。此后，康德通过一场伟大的“哥白尼式革命”，将人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确立为一切的基础，这一基础使人成为一个“超出经验之上和之外的自由决定者，是自由的‘自我意识’”[2]。人通过发挥和运用这种自由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理性主体，成为一个自知自觉的“自由主体”，它为知识立法、为道德立法，并借此实现人的终极意义。在康德这里，“主体性”就是一切知识、道德、审美、法律得以可能的依据，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马克思在揭示“人的异化”时指出：既然“工人”这个身份是被资本所创造，并在劳动实践中被劳动者所内化而形成的，那么主体的“自知自觉”又从何谈起[3]？阿尔都塞对主体性问题的揭示更为深刻，他指出，相比于单纯的物质生产关系，一种想象性的“意识形态作用”对于人的塑造作用更加显著：人自出生开始就已经预示着将要成为一个“主体”，而让他成为“主体”的正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过对个体进行召唤，使其与个体之间相互承认，同时也让个体自我承认，让个体成功按照意识形态赋予自己的身份展开行动。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就被意识形态这个真正的主体“询唤”（Interpellation）为了一个臣服于它的人（主体）[4]。福柯同样认为主体的形成源自外部的建构，他认为当代“人”的观念是在“知识型”的转变之中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知识对主体对象施加着暴力，主体对象和知识之间的决裂使得一个统一的、完全理性的主体消解。”[5]人既在生命、劳动和语言中发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知识的主体，同时又在生命、劳动和语言中将自身对象化，成为认识的对象[6]。

　　总之，在当代哲学视域中，主体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孤立于外界，凭借自身理性便可自我发现的存在，它必然伴随着一种来自象征秩序的规训，这个象征秩序是家庭伦理，是文化习俗，是社会规范，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也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它们的存在共同对人最初的主体性的建立产生了作用，因此，在个体成为一个可以独立进行实践活动的个体之前，它早已被“大他者”规训成为一个“主体”。

　　自我认同：数字主体性的自我构建路径

　　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发现并确立的；威尔·金里卡也指出，人的主体性是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对既有价值标准和文化环境的反思而确立的[7]，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人“主体性”的构建其实与“认同”这一实践密切相关。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8]个体通过对自身所处文化的扬弃和异质文化的认同塑造了自我的“主体性”。同样，在互联网世界，人的实践活动也必然伴随着其对于“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是否自由”等问题的思考，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便是一个对不同文化或亚文化进行选择与扬弃的过程，将直接影响个体主体性的建构与呈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网民“数字主体性”的形成突破了后现代主体性研究中的“建构主义”路径，产生了向前发展的可能。

　　马克·波斯特在论及“第二媒介时代”（即电子媒介时代）人的主体性时提到，后现代人的主体性是在主体间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并表现出了不稳定性、多重性和分散性等特点[9]。隋岩认为当人类进入了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之后，“传播的自发性、平等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等成为了这一时期媒介文化主体建构的主要特点。”[10]可以说，“数字主体性”建立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与不确定的网民交流，对某种网络文化产生认同，并通过频繁的网络实践活动将之内化的过程。因此，作为网民实践的主要空间，各类社交软件和网络社区在数字主体性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早期的百度贴吧为例，网民首先需要在某个贴吧内与他人进行积极的互动，待发帖量达到一定的要求的时候，用户才可以向吧主提出加入该贴吧的申请，而吧主则会根据其发帖记录来判断其言行是否符合本吧的要求，并做出是否允许该成员加入的决定。这样的管理模式要求用户首先赞同贴吧的文化、熟悉贴吧的话语特点，进而根据这些特点来进行相应的话语实践，而用户就在这种仪式化的话语实践中产生了对该贴吧文化和贴吧管理结构的认同。同时，吧主还会在贴吧的顶部将吧规帖、精品帖、互动帖进行长期的置顶，鼓励新入吧的吧友进行查看并围绕这些内容展开互动，从而不断强化新人对本吧的群体认同。这种通过不断的仪式化实践而产生的群体认同在尼克·库尔德利看来是一种人类的“心灵生产机制”，它由“人们赞同的实践形式运行”[11]。这里库氏所说的“心灵生产”其实就是人在互联网的世界中的“数字主体性”的形成过程：它由网民的网络实践活动所塑造，由仪式化的媒介实践所强化，并最终呈现为一种自决、自为的主体存在状态。

　　当然，网民数字主体性的构建过程并非一个完全自发、自主、自为的过程。人的实践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物质背景、经济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之上，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些前提条件来展开自己的实践活动。因此，我们不仅要考察互联网上的个体通过积极的媒介实践塑造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也应当关注技术、文化、经济力量在网民主体性构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拓扑型主体：数字主体的外部建构结果

　　（一）互联网技术是形塑“拓扑型数字主体”的直接力量

　　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提出，电脑所带来的“电子书写”为新主体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首先，去物质性的电脑书写和去中心化的集体书写颠覆了曾经作为中心的作者的主体性，为个体带来一种在主客体之间的游走状态；其次，基于电脑的交流消解了现实生活中主体的身份、性别、等级关系以及时空位置，主体被符号化，并被符号所约束；最后，电子社群中的电子会议通过鼓励一种去中心的、极度分散的主体表达而创造出极度多元化的、反逻各斯中心的主体[12]。由是观之，后现代文化去中心、碎片化、无深度的特点在电子计算机的助力下，对主体的塑造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人的主体性在电子媒介时代日益呈现出平面、多元、割裂的特点。数字网络技术“离身传播”的特点让现实生活中人在“前台”与“后台”间不断切换的“表里型”主体结构逐渐演化为将“前台”与“后台”同时展开的拓扑型主体结构，于是互联网上个体的每一个侧面都成为表面，主体自由地在不同的平台间游走，进行着既非完全“表演”，又非彻底“袒露”的数字实践活动。

　　我们在各种社交软件以及网络游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拓扑型数字主体”的建构过程：人们凭借先进的网络技术和它匿名的特性频繁地在各个虚拟空间之间穿梭，每到一个新的平台就套上一个崭新的躯壳，用一个全新的身份同他人展开交往。例如，一个人可以在微博上是普通的“吃瓜网友”，而在小红书上转变为“时尚辣妹”，同时在B站又变身为一个“二次元”；哪怕是在同一个社交平台，用户“开小号”的现象也并不鲜见，这些都是“拓扑型数字主体”的具体呈现方式。在网络空间中，主体不仅不会像现实生活中那样刻意对自己的（某些）“后台活动”进行掩盖，反而会将之视为一种“真情流露”的率真行为；同时，互联网上的其他个体也能够接受，甚至乐于接受这样的现实，认为这种多重身份交叠之下的主体才显得“丰满且真实”。正如夸蒂罗利所言，“线上有两种互补的倾向：其一鼓励维持多重线上身份，其二把多重身份集合为一个中心身份”[13]。事实上，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倾向正反映了网络技术对于数字主体的技术性建构的本质，即将主体在各个平台的账号信息进行收束，从而使之成为一个看似互不关联，实则互为补充的统一整体。

　　如果说前互联网时代由于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而导致人的主体性建构过程彻底沦为一场“意识形态询唤”的过程的话，网络技术的发展则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这一过程，并赋予了人的主体性更大的自由和更丰富的层次，这便是“拓扑型主体”得以产生的技术动因。然而，人终究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马克思语），数字主体也并非生而便是一位赛博格（Cyborg），因此，社会和文化等现实因素对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产生的影响同样不可以被忽视。

　　（二）社会文化是形塑“拓扑型数字主体”的间接因素

　　马克·格雷厄姆指出：“技术受到多种非技术因素的影响……我们能享受多少自由不仅依赖于我们使用的技术，也依赖于使用技术的地点、方式和社会文化语境。”[14]技术从来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文化语境，成为一个与外界无涉的独立变量，因此，在网民“数字主体性”的构建过程中，来自现实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首先，后现代文化对“拓扑型数字主体”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

　　贝斯特和凯尔纳指出：“诸如计算机和媒体技术、新的知识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等，正在产生着一种后现代社会的形式。”[15]这种独特的“后现代社会形式”在构建网民的“数字主体性”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拓扑型主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主体在网络空间中全方位、多角度的自我呈现，个体既可以在微博超话中为偶像打榜投票，也可以在B站“燃烧二次元之魂”，还可以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美照”……这些零散的自我呈现看似各不相关，实则是数字主体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起完整地构成了数字主体的各个侧面。这与后现代文化“去中心”的特点高度相似:“后现代没有确定的中心，主体因而表现出断裂、终结、碎片化特征，它们构成了主体的某种‘去中心化’状态。”[16]后现代主体碎片化与分裂性的来源是大众流行文化，人们通过消费各种流行文化来实现“享乐”的目的，同时实现自我身份的确认。但是，流行文化的本质是一种“消费品”，而消费品“必须是短暂的，必须迅速死亡”[17]，因此，经由种种大众文化认同而构造的“数字主体”自然也呈现出了多样性与易变性，拓扑型主体的各个侧面便由此而生。

　　其次，社会现实语境对“拓扑型数字主体”的影响同样重要。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行文化在塑造数字主体的过程中拥有绝对的唯一性，相反，流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马克思语），必然会受到更为基础的社会现实的影响。即是说，流行文化确实在表象上通过个体的主动认同与选择性呈现完成了数字主体的塑造工作，但在更深层次上，阿尔都塞口中那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实早已完成了对主体的规训，事实上，在主体行使其“自由选择权”之前，他便早已被“大他者”塑造为一个主体，只不过在日常的网络实践中，由流行文化所塑造的主体性更容易获得展现，使得这一主体性常常隐而不显。例如在“网络饭圈文化”中，“饭圈女孩”通过认同被媒介创造出来的偶像确认了自身的身份，塑造了自身的主体性。这显然是消费文化借用“偶像”这一载体而进行的一场“意识形态规训”，“饭圈女孩”的主体身份不过是阿尔都塞“询唤主体”的一种赛博延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如“帝吧出征”“守护阿中哥哥”等事件中，“饭圈女孩”又展现出了高度的反思意识，她们在网上高呼“中国是最大的爱豆”……显然，“饭圈女孩”在“中国”这一宏大叙事符号的感召下，产生了“祖国大于偶像”这样一种存在明确级差关系的主体认同结构，因此其数字主体性便呈现了既被消费文化建构、又被爱国主义所召唤的复合性特点，而当这种复合主体性在不同的互联网平台同步展示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数字主体的“拓扑型主体结构”便得以彰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传播主体多元化的群体传播对网络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批准号：20&ZD31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5-26.

　　[2]陶莉.论康德认识主体性理论及其意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1):23-30.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7.

　　[4]卢克·费雷特.导读阿尔都塞[M].田延，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98.

　　[5]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M].陈怡含，编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250.

　　[6]黄华.“人之死”何以成为可能——试论福柯的话语/主体理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05):105-108.

　　[7]金里卡.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M].应奇，葛水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50.

　　[8]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

　　[9]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45.

　　[10]隋岩.媒介文化与传播[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219.

　　[11]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70

　　[1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4-156.

　　[13]伊沃·夸蒂罗利.被数字分裂的自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231.

　　[14]马克·格雷厄姆，威廉·H·达顿[M].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M].胡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32.

　　[15]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4.

　　[16]汪娟.斯图亚特·霍尔的后现代主体理论与文化认同观[J].浙江学刊，2013(05):112-116.

　　[17]徐慧.西方时尚与身份认同[J].读书，2020(06):147-156.

　　（作者为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