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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阐释社群与关系理论:新闻权威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

2023-03-13 11:38:42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2月下   作者:屈高翔 梅雨浓

摘要:  摘 要:数字新闻时代,新闻权威这一概念被广泛讨论,但多数情况下被当做不言自明的概念被模糊理解。本文针对新闻权威概念进行学术史考

  摘  要:数字新闻时代,新闻权威这一概念被广泛讨论,但多数情况下被当做不言自明的概念被模糊理解。本文针对新闻权威概念进行学术史考察和梳理,基于比较的视角,将迈克尔·舒德森、芭比·泽利泽和马特·卡尔森三名学者的观点进行理论钩沉,同时将这一理论研究置入当前数字化语境中,厘清新闻权威概念的潜在复杂性,剖析新闻权威理论研究呈现的文化研究转向,以及未来的研究脉络和分析路径。

  关键词:新闻权威;客观性;阐释社群;文化转向

  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媒体面临着转型难题,“权威受到挑战”“权威消解”成为当前媒体危机话语中必不可少的论调。这种话语往往将新闻权威简单化、直观化,使其成为一个理所当然应被理解的模糊概念,这不仅阻碍了对新闻权威的深入理解,更遮蔽了当前媒体重建权威及路径探索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应聚焦于新闻权威进行学术史考察和梳理,分析和廓清新闻权威的潜在复杂性,将其还原为一个逻辑严整、意涵丰富的理论结构。

  新闻权威的理论思考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闻社会学研究迎来自身的“文化转向”,这一文化路径主要从新闻业的意义体系、文化符号及集体记忆等,考察如何维系新闻业的合法性、专业边界和文化权威[1]。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新闻编辑室研究到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从组织结构层面的关注深入对意义的挖掘。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认为的,人的活动往往受到意义的影响,研究人类社会活动的意义就要进入具体的社会脉络阐释行动者社会活动的必要性及正确性[2]。

  因此在新闻领域,记者参与新闻工作的意义维度被进一步挖掘。美国学者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被视为新闻学文化分析路径的代表人物,她所提出的文化权威概念以及将记者视作“阐释社群”的观念被认为是“为业已僵化的主流新闻研究范式注入新鲜空气”[3]。泽利泽将关注点放在记者身上,关注他们的身份认同、意义生产和自身合法性的建构,这一极具启发性的视角随着后继学者的探讨逐渐演变为新闻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

  本文基于比较的视角,主要对迈克尔·舒德森、芭比·泽利泽和马特·卡尔森三名美国学者的观点进行理论钩沉。这三名学者身上有着属于各自时代的影子,1978年,迈克尔·舒德森出版其经典著作《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该书勾勒了美国报业的社会历史发展,讲述客观性作为专业意识形态从无到有的过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媒介呈繁荣之势,明星记者或主持人影响力增强,从业者愈发热衷于探索自身,泽利泽通过分析肯尼迪遇刺事件中记者的表现,提出了新闻权威概念并分析记者如何塑造权威。作为泽利泽学生的马特·卡尔森更是延续了老师对新闻权威的思考,他不仅深入剖析了这一概念的内在机理,同时结合当下语境探讨了技术对新闻权威的冲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通过对上述三名学者的比较和梳理,我们可以对新闻权威这一理论概念的源起、演化和发展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客观性、专业知识与新闻权威

  舒德森的《发掘新闻》融合了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讨论了新闻传播观念变迁及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通过大量史料挖掘变迁背后复杂的社会因素。因此,比起那些从组织结构和规范层面考察新闻业的作品,从专业意识形态入手的《发掘新闻》就多了些文化意味。

  舒德森在《发掘新闻》中论述了客观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1897年《纽约时报》的拥有者阿道夫·奥克斯在重塑其报纸品牌时推崇“事实”和“信息”,客观性观念进一步兴起。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公共关系和战时宣传大行其道,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谴责报纸缺乏真正的事实,并呼吁采取更严格的新闻标准。因此,从业者不再信奉所谓的“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我们需要在新闻从业者中间培养一种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而是将道德、教育和品行放在首位”[4],正是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产生和转变使客观性原则得以真正确立,成为专业主义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客观性与专业化之间的关系,舒德森和安德森将新闻研究和专业社会学结合起来,提出“记者为何以及如何试图使自己变成专业人士”的思考[5]。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里特·休斯将专业(professions)定义为:“一个人自称擅长并遵循的职业……在这种职业中,某学科的专业知识被用于处理他人事务,用于实践。这特别适用于神学、法律和医学这三门学问。”[6]而新闻业是否能成为一种“专业”,最大的争议在于它并不像法律、医学等学科有自身专业的学科知识。那么,新闻从业者如何宣称自己是专业人士的呢?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较早提出将新闻作为知识来看待。他将知识分为“相识的知识”和“相知的知识”,前者包括常识、习俗或直接经验,后者是清晰的系统化知识。新闻作为一种“相识的知识”,是关于“事件”的真实,而“相知的知识”则是关于“事物”的真实[7]。因此,新闻专业知识并非源于对抽象知识的创造而是记者通过一套既定程序和技术能力向受众提供关于事件的真相。

  卡尔森认为一般大众出于对了解事件真相的需求,又缺乏与各种信源互动、处理各种关系的技术能力和操作规范,因此与记者达成契约,从而形成对新闻权威的认可。新闻权威本质上是一种自愿形成而不对等的关系。

  阐释社群、元新闻话语与新闻权威

  泽利泽将新闻权威定义为“记者将自己宣称为‘真实世界’事件的权威且可信的发言人的能力”[8]。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闻社会学研究往往将新闻视作“专业”,将记者视作“专业群体”考察,泽利泽借用了文学研究中“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概念,将记者视为由共享话语和对关键公共事件进行集体阐释而团结起来的社群[9]。这一概念为探索新闻权威的运作提供了基础。

  泽利泽认为,新闻权威往往较易在一些“高光时刻”(hot moments)得以建构和体现出来,如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等。新闻从业者通过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局部阐释(Local mode of interpretation)或持续阐释(Durational mode of interpretation),使故事不断地被讨论和提及,同时将自己纳入故事之中,来增强自身的权威性。而在具体的叙事策略层面,泽利泽将肯尼迪遇刺事件作为案例,探讨记者如何使用提喻(synecdoche)、省略(omission)以及个人化(personalization)这三种策略来建构权威[10]。提喻即用“部分”代表“整体”,记者为了弥补或掩盖自己不在场的纰漏,常常会讲述一个更大范围的故事,将自己也囊括其中。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中,很多记者并不在遇刺现场,但是记者们将此事件变成了一个包括肯尼迪葬礼、奥斯瓦尔德之死两个高潮在内的故事闭环。省略是指在叙述中对故事情节的调整和省略,肯尼迪遇刺事件中,当地媒体的作用极少被提及,但实际上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在这种省略之中,电视媒体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权威。而个人化是指记者以自身经历回忆暗杀事件,这种叙事方式同样维护了叙述者的权威地位。

  记者作为阐释社群,使用不同的叙事策略,围绕共享的故事和符号来理解和宣传其工作,使他们的工作在当下合法化,从而建构自身权威。卡尔森将这种关于新闻自身的叙事称为“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它是关于新闻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从业人员应该做什么,新闻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权威的讨论[11]。元新闻话语被分为整合式(consolidation)和分化式(differentiation)。前者类似于泽利泽强调的集体记忆、自我加冕式的话语,它强调维护记者群体的共同性。后者即记者群体在面对越轨事件时建立界限。当新闻界面对新闻越轨事件时,往往通过“范式修正”框架对越轨者进行驱逐,并通过对新闻实践进行反思和讨论,这种越轨和修复的“反思性实践”成为新闻业自我定义叙事的一部分,从而巩固和支持自身的权威[12]。

  对于新闻业来说,元新闻话语承担着“边界工作”的职能,即通过对自身的修辞和叙事将局内人和局外人分开,在拥有权威的人和没有权威的人之间提供一条分界线来定义权威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稳定不变,而是记者和受众之间不断互动形成的“纽带”。

  关系理论、技术挑战与新闻权威

  泽利泽从记者自身出发,强调话语和叙事的作用为新闻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也招致了相当一部分质疑——过于注重叙事、修辞等文化层面的探讨,缺乏对新闻权威更动态深入的挖掘。作为新生代学者,卡尔森延续和完善了泽利泽对新闻权威的研究。卡尔森认为新闻权威是一种灵活变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些行动者有权为他人创造有关真实世界的合法话语知识。这一定义相较于泽利泽的定义更为宏观复杂和模糊。

  将新闻权威放置在具体语境中,新闻权威包括与受众、信源和技术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就记者和受众的关系来说,记者宣称权威的前提是受众的认可。这种认可如何产生呢?根据心理学家汤姆·泰勒和艾伦·林德的观点,当人们感受到权威是公正、令人尊敬的以及了解权力的限度之后,他们更容易赞同和听从引导,即程序公平是权威和认可产生的基础[13]。在新闻领域中,受众能通过接受媒介信息获得关于社会和世界事件的真相,同时也能够完成更广泛的社会化,产生对新闻权威的认可。但是,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新闻消费的习惯和意义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内化的。当下,针对新闻机构的民意调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记者和受众的关系,公信力下降往往成为权威消解的危机话语的一部分。卡尔森借用皮尤调查数据表明,尽管新闻机构公信力下降,受访者谴责记者的实际做法,但大多数人仍相信新闻界有权监督和追究官员。因此,公信力只是新闻权威的衡量标准之一,两者并不等同。

  新闻权威具有脆弱性,这不仅仅是体现在缺乏系统化的抽象知识和专业边界,还在于记者对新闻源的依赖。记者作为新闻知识的生产者,这种知识的原料来源于新闻源。新闻源通过给予信息来获得曝光度,记者通过拥有能够接触到信源的各种途径来展示权威。因此,新闻报道不仅仅是对新闻源信息的叙述,同时也是对记者获取此类来源的宣称。记者和信源的关系很难做到完全中立,这和客观性规范相矛盾。因此这种权威关系被视作一种“不服从的依赖”,既依赖新闻源,又与其相分离,对其持怀疑态度。在当前数字化时代,新闻源不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依赖记者,他们通过社交平台直接与公众对话,这时新闻权威关系便发生改变。卡尔森分析了美国最高法院博客(SCOTUSblog)的案例,认为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独立新闻分析网站为未来新闻业提供了一种颇具希望的模式,它的权威并非来自精英式新闻源,而是来自学科专业知识和全面分析。

  随着技术愈发成为人们当前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设施,新闻与技术的复杂联系也更值得探讨。反观当前的新闻生态,似乎呈现出一种过于对新技术津津乐道的现象。5G、区块链、元宇宙……一旦出现某项新技术新概念,对其的讨论便蜂拥而至。而卡尔森则对技术保持一种谨慎态度,避免将技术视作独立于新闻的外部力量。他从历史维度分析,认为新闻从业者面对新技术总是会从“连续性的确信”到“破坏的恐惧”到“再造的希望”再到“成为被忽视的一部分”[14]。技术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闻客体(objects of journalism),即新闻用来创造公共话语的技术工具。这种客体往往充当着权威的标志,从业者往往会使新技术为其所用,创造一系列可识别的符号,用来彰显其权威。

  有意思的是,不仅仅是卡尔森,舒德森和泽利泽同样对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影响和新闻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舒德森曾指出,“无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流行的观念中,指出老牌新闻机构虽然呈疲弱之势,但在原创新闻生产中仍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5]。而泽利泽也曾表示,新闻业似乎总能够在技术的不断迭代中得以继续存在。这或许并非对技术作用的贬低,而是一种相信,相信新闻业有着固有的、难以撼动的权威。

  新闻权威研究的文化转向

  在数字技术带来新闻生态变化的当下,深入具体语境中考察新闻业内各种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概念为何以及如何被建构,挖掘其被界定和理解的社会条件仍有必要。

  从舒德森到泽利泽再到卡尔森,新闻权威不断被挖掘、发展,逐渐演变成当前意涵丰富的理论结构。新闻业通过程序性原则生产着关于事件真相的新闻知识,对知识的控制使其产生了合法性基础。新闻权威的运作一般通过话语和叙事进行,行动者通过整合或分化的元新闻话语建构着自身权威。从外部互动上说,新闻权威意味着新闻业与受众、新闻源、技术等不同主体相互调适、协商和变化的关系,它随着语境的不同发生改变。因此,在数字化时代,厘清新闻权威的理论概念以及文化转向,一方面可以对当下权威消解的危机话语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对当前媒体转型语境下的权威重构和巩固提供启发。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新闻与受众、新闻与信源的关系发生改变,新闻理论研究应重回“知识”维度,对新闻知识进行再定义和再阐释,寻求新的知识控制方能建构新闻合法性的基础和文化权威。

  参考文献:

  [1]陈楚洁.意义、新闻权威与文化结构——新闻业研究的文化-社会路径[J].新闻记者,2018(08):46-61.

  [2]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3-74.

  [3]常江,田浩.芭比·泽利泽:新闻学应当是一个解释性的学科——新闻研究的文化路径[J]. 新闻界,2019(06):4-9.

  [4]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8.

  [5]Schudson. M & Anderson. C. Objectivity, Professionalism, and Truth Seeking[A]. Wha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2009:88.

  [6]Everett .C.H. Professions[J]. Daedalus,1963(4):655-668.

  [7]胡翼青,张婧妍.作为常识的新闻:重回新闻研究的知识之维[J].国际新闻界,2021(08):22-40.

  [8]Zelizer. B.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8.

  [9]Zelizer. B.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J],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3(3), 219-237.

  [10]Zelizer. B. Achiev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rough narrative[J].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90(4), 366-376.

  [11][14]Matt Carlson. News authority: Legitimat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98.

  [12]李艳红,龚彦方.作为反思性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以邓玉娇事件报道为例[J].新闻记者,2014(07):68-77.

  [13]艾伦·林德,汤姆·泰勒.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M].冯建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32.

  [15]常江,何仁亿.迈克尔·舒德森:新闻学不是一个学科——历史、常识祛魅与非中心化[J].新闻界,2018(01):12-17.

  (屈高翔: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梅雨浓: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2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