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扬州疫情为例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记忆之场，承载了一种日常时空中的集体性交往记忆。记忆的生产离不开媒介的外化，记忆的这种内在媒介性在数字时代被格外地凸显了出来。扬州疫情为我们阐释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个记忆之场的媒介性所具有的种种特征与机制。

　　关键词：记忆之场；交往记忆；扬州疫情；媒介修辞术；互媒性

　　2021年7月下旬，发源于南京禄口机场的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侵袭了历史名城扬州。从8月上旬至9月初，扬州市主城区的各种生产商业活动基本停摆，而绝大多数居民也被封闭（控）在各自生活的小区与自然村当中，足不出户，从而使得市内的人员流动降低到了最小的限度。

　　作为这场持续一月有余的疫情的亲历者，无论是在疫情肆虐的时候，还是在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的时候，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扬州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着疫情这个中心事件被彻底地重塑了。当事者在此期间在各自的位置与视角获得了种种充满酸甜苦辣的体验、感悟与理解，它们被源源不断地记录与讲述出来，从而构成了一个“记忆之场”。可以说，此次扬州疫情将新冠肺炎疫情这个“记忆之场”在媒介层面上所具有的机制与特征清晰地表征了出来。

　　交往记忆的媒介性

　　“记忆之场”这个概念最初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指的是用来形塑法兰西民族认同的种种记忆建构，后来作为一个经典的理论工具被广泛应用于记忆研究领域，代表了特定的人类社群用来探讨共同认同的记忆装置。这种记忆装置，其呈现形式无论是有形的物质（纪念碑、博物馆等），还是无形的意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等），承载的都是一种集体记忆。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从记忆研究的视角将集体记忆进一步划分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在阿斯曼看来，文化记忆是一种建制化的记忆，它在内容上涉及的往往是遥远的过去；在结构上具有专门化和等级化的特点；在实践形式上有非常强烈的仪式性，依靠专家对记忆的传承。与此相对，交往记忆乃是一种非体制性的记忆，它的记忆内容是“最近的过去”，其参与结构是散漫的，在实践形式上具有一种“日常交往风格”，不需要权威性的诠释[1]。

　　有学者指出，交往记忆作为“一个社会的短期记忆，注定存在于活着的记忆承载者身上，存在于交往对象的体验中”[2]。对于正处于“现在进行时”的扬州疫情而言，身处其间的人对它时时刻刻的经历与记述无疑是一种“活”的交往记忆。

　　不同于文化记忆通过文本、图像、建筑这样的有形媒介得以存储与传承，交往记忆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具身化”的记忆，它的实践主要依赖于口传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物质遗存不会持续、不会积累”[3]。这样看，交往记忆似乎具有一种非中介的“透明性”。但实际上，任何记忆实践都是一种“媒介化的记忆”，离开媒介的记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特定的历史信息只能存在于特定的媒介形式中，不会存在于非媒介化的“现实”中，“媒介即记忆”[4]。记忆的这种内在的“媒介性”在数字时代被格外地凸显了出来。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对于与疫情相关的事件与信息的见证、记叙与共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依赖于肉身性的目击与口传，而更多的是以自媒体平台上那些综合运用了各种基础交流工具（文字、图片、视听影像）的“媒介供应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此次扬州疫情来说，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市范围内执行了严格的“足不出户”措施，社会性的具身交往几乎完全被物理性地屏蔽，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小区为单位的各种自媒体群组交流的繁荣生长。为了动态地获取与疫情相关的各种情报（中高风险区的调整、核酸检测时间、解封情况等），所有小区都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微信群；而为了在“封城”的情况下能够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各小区的居民们还自发地建立了各种物资保障群（“买菜群”“水果群”“包子群”“牛奶群”等），并且以单元楼为单位建立“楼栋群”以安排采买物资的具体订购与配送。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微信群组中，除了代表社区街道的网格管理员的正式通知和不时被转载的官方消息，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充斥的是广大市民活生生的交流互动。人们在这种数字媒介化的交往空间中针对疫情下的当下或“最近的过去”内的各种事项进行着极为活跃的见证、记录、评述与情报交换。这种非具身的，但又非常“切身”的日常交往实践形塑了小区这个小共同体内部关于这段特殊岁月的共通的历史意识，从而制造了一个关于疫情的媒介化的“记忆之场”。

　　媒介的记忆修辞术：体验、对抗与反思

　　媒介化的记忆昭示了过去的显现总是要依靠一种“媒介外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媒介并不是一种中性化的信息载体。媒介不是简单地反映已经过去了的“现实”，而是对过去的创造与建构，人们记忆过去的特定模式总是与人们可以获得的媒介技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各种媒介内部都发展出了特定的修辞模式，这些修辞术深刻地规制了集体记忆的生产与表象方式。

　　德国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将媒介的记忆修辞术划分为四种模型：体验型、神话型、对抗型和反思型[5]。在这四种修辞类型中，除了属于经典文化记忆领域的“神话型”修辞（对应的是无时间性的神话事件）之外，其他三种修辞类型都可以在日常化的交往记忆之场中找到对应物，基于数字媒体的疫情记忆也概莫能外。在这次扬州疫情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微博、微信这样的自媒体生产的记忆内容是如何利用这三种记忆修辞术来建构人们对疫情这一事件的集体体认的。

　　首先，体验型修辞指的是将过去再现为刚刚度过的新近体验，它与交往记忆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此次疫情中，各种自媒体生产的“媒介供应物”（推文、短视频等）使用最频繁的修辞术就是这种“体验性”修辞，它们的提供者总是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点滴生活体验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众多密接者在外地集中隔离时发布的隔离日志。隔离者通过这些日志，将自己对隔离场所的环境舒适度、饮食供应、自身在隔离期间的身心状态以及周围同样接受隔离的人员的动向等方面的观察与感受历时地、图文视频并用地发布在各自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从而使得隔离这一行为被内化为隔离者之间的一种共通的体验式记忆，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形塑了广大市民对隔离这一自己不曾经历过的疫情维度的集体性认知。

　　其次，对抗型修辞专注于负面性记忆的塑造，它诉诸的是一种有偏见的视角结构，宣称某些个人或群体关于事件的记忆呈现是真实的，而将与自己的记忆版本相冲突的表达斥为虚假的。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记忆之场中，使用这种修辞的最典型的记忆叙事无疑是各种谣言，对谣言的传播与接受可以说构成了人们对疫情的理解与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反思型修辞不仅关涉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再现，更重要的是展现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它是同时包含了建构与省察的记忆行为。虽然此次扬州疫情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的一些抗疫举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市民的身心感受带来了波动。于是，在疫情的整个发展过程，人们不断在各种自媒体平台和聊天群组中针对防疫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民生物资的保障、风险区划分的精准度、解封措施的合理性等）提出意见与呼吁，它们在市民间激发了极大的共鸣，最终汇聚成了一股响亮的省思声音，从而构成了人们的疫情记忆的感性表达背后的一种理性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媒介记忆修辞术仅仅在分析的层面上才能够被明确地划分开来，而在现实的媒介化记忆实践中，它们往往是被交融在一起加以使用的。在疫情记忆的建构过程中，人们对自己在疫情中的遭遇的陈述经常会同时包含体验与反思两个面向，而在对疫情进行反思性评述时也会不经意地加入一种对抗性的视角。

　　结  语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记忆之场，承载的是一种日常交往时空中的集体记忆，它由无数个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记忆汇集而成，但这些个人记忆绝不是纯自传性的回忆框架，它们只有在广泛的社会语境下才能形成。这种对历史经验的“私人化”表明，交往记忆乃是一种位于个人与群体对过去回忆的张力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同样，这种张力也存在于记忆实践的内与外：人类的记忆绝不仅仅在主体内部运行，它也位于主体之外，受到媒介的记忆修辞手法的制约与操纵。

　　参考文献：

　　[1]扬·阿斯曼.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C]//文化记忆研究指南.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147.

　　[2]哈罗德·维泽尔.交往记忆[C]//文化记忆研究指南.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285.

　　[3]阿莱达·阿斯曼.经典与档案[C]//文化记忆研究指南.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132.

　　[4]Astrid Erll. Memory in Culture [M]. Trans. Sara B. You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13-115.

　　[5]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学、电影与文化记忆的媒介性[C]// 文化记忆研究指南.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485.

　　（作者为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