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阅读札记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序章已在，开启未来。2015年10月8日，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口述实录”的新闻兼文学的模式，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殊荣。她把沧海装进杯子，她把历史收进一页；她记录过去，她开启未来。

　　一

　　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做记者属于科班出身。在她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出版了《我是女兵，也是女人》（1983年）、《我还是想你，妈妈》（1985年）、《锌皮娃娃兵》（1989年）、《被死亡诱惑的人们》（1993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1997年）、《二手时代》（2013年）等作品，并创作了21部纪录片脚本和3部戏剧。她以独特的风格，通过这些作品，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她的作品在全球被翻译成35种语言，曾多次获奖，包括瑞典笔会奖（1996年）、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8年）、法国“世界见证人”奖（1999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年）、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年）等。在2013年，她就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入围最终决选名单，2015年终于获奖，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都说记者的崇高理想是“写着写着变成了作家”，而阿列克谢耶维奇则顺利地登上了这个理想之巅。此前，有一批陆续有过记者经历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超过了迄今获奖者总数112名的十分之一，比如：

　　1938年的得奖者、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抗战期间曾做过编辑记者，主要任务是向美国民众宣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为政治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领导人的丘吉尔，在1953年得了文学奖而不是和平奖，这多少让一些正宗作家感到意外，其实丘吉尔的历史传记写得挺好跟早年做过记者不无关系；1954年的得主海明威，公众最熟悉他的记者和作家双重身份，他还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1957年得主加缪，曾多次在报社工作，不过主要是做编辑；1962年得主斯坦贝克，曾担任过《纽约时报》等报纸的记者，他的小说《愤怒的葡萄》首先获得的是普利策文学奖；1965年得主肖洛霍夫，在卫国战争期间担任过《真理报》的军事记者；1982年得主马尔克斯，则有长时间的记者生涯，写报道只有现实没有魔幻；2010年得主是来自秘鲁的作家略萨，职业跨度从记者到总统候选人……当然，还有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从部队转业后，成了《检察日报》的记者，做了10年媒体人。

　　看来，当记者还是大有前途的。不过，有过记者经历的这些作家，大多以纯文学作品而得奖；而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位女记者的“口述实录”，是真正的纪实文学，没有任何虚构的地方。恰恰是最真实、最真切的实录，具备了最动人、最惊人的能量。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的：“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二

　　“复调式书写”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作手法的极为准确的评价。对这种适用于采访纪实的结构方式，我称为“扇形结构”，像一把折扇打开，ABCDE……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均衡并立的。“复调”本身是一种音乐形态，由两段以上同时进行、相关而又有区别的声部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而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协调地流动；对位法是主要创作技法，以此造就前呼后应、此起彼伏的效果。与复调音乐相对应的是主调音乐，那是一条主旋律加和声衬托而成。“复调式书写”，像一颗颗珍珠由一条彩线有机地串在一起，展开所构成的多声部音乐；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复调写作，是无数颗散装的子弹，被她编在了一起，形成了她独特的子弹带，用她最厉害的轻机枪密集发射出去，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每一颗子弹”，就是每一个亲历者的讲述。作为记者的耐心细致，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身上得以充分体现，我愿意用一串的“成百上千”来形容：成百上千个采访对象的讲述，成百上千遍倾听，成百上千回记录，成百上千盘录音带，成百上千份资料，成百上千次书写，成百上千种磨砺……这真是记者的身份和特质帮到了她。复调式写作，前提是复调式采访。我无法想象，一个安于书斋写作的象牙塔里的纯文学作家，会这样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实地采访，会这样执着地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普通人，沉静耐心地听他们倾诉，把他们的情愫融为自己的情愫，把他们的情怀化为自己的情怀，把他们的苦难铸入自己的苦难……

　　早年间，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做了几年记者后，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这是她的处女作，她并不满意，“太记者”的文本，似乎不是她喜欢的，她在内心深处也期待着“写着写着由记者变成作家”。她努力摆脱记者的写作烙印，尝试各种体裁，却似乎找不到更合适的记录方式，最后她选择回到原点：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把小人物讲述的细节、情节、故事如实记录下来、梳理出来。采访是记者的，写作是作家的——这是最完美的结合。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跟踪生活本身远远比对它进行臆造更加有趣。”口述实录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这里，变成了“档案文学”、“文献文学”。她的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普通人的小视角构成历史性的大视角。她的叙事风格极简，是片段性的写作。她不进行宏大叙事，她不去采写战争或事故中的英雄，而是面对一个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微小的个人的命运史。”她的作品中，没有中心人物。她的“子弹带”中，每一颗子弹都是小的，平等的，里头没有突然出现一颗榴弹炮，有了反而派不上用场。当然，你也可以分类看，有的是轻机枪的子弹，有的是重机枪的子弹，有的属于高射机枪的子弹。但不论如何，都是小的子弹，小人物的子弹。小人物的子弹集聚在一起，其实很厉害，犹如无数水滴构成滔滔洪流，犹如无数雪花造就滚滚雪崩。

　　三

　　战争，孩子，女人，人性……在残酷背景下，女人和孩子的视角，柔弱而深刻，最能让人们的心弦颤动。“中国还没有一部二战作品写得像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公允和深刻。”《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的中文翻译者、凤凰卫视资讯台执行总编辑吕宁思这样说。读阿列克谢耶维奇，一定要先读《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我还是想你，妈妈》这两个中译本。女人和女兵，是二维视角；孩子、母亲，也是二维视角——前者集于一身，后者集于一家，人性情感氤氲而来，感动感慨挥之不去。

　　参加“二战”的苏联女兵，15至30岁，超过100万名。她们中有医生、护士，还有工兵、伞兵、坦克兵、狙击手、重机枪手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里的黎明不仅仅是静悄悄。战争中的苏联女子和男人一样，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爬冰卧雪，有时还要背负比自己重一倍的伤员……1989年初冬，阿列克谢耶维奇曾随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她“衣着朴实，发型简单，面颊略带忧思，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为了写作战争中的女性，她说她用4年的时间，跑了两百多个城镇与农村，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妇女，笔录了与她们的谈话。就这样，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战争文学领域开发了“深深的岩层”。

　　写战争，更是写人。那是战争中的人，女人。“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小姐们！你们知道吗？工兵排长平均只能活两个月……”《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写到的工兵扫雷排女排长阿波琳娜的故事，给我极深刻的印象。当女兵们吵着嚷着要去工兵扫雷排时，上级就会拿“工兵排长平均只能活两个月”来吓唬她们；但也有“据理力争”而争赢的，阿波琳娜就这样当上了排长：

　　上级把我带到我要掌管的工兵排，下令道：全排集合！但是全排士兵都不站起来。有人躺着，有人坐着，有人在抽烟，还有人在打哈欠伸懒腰，浑身骨骼咯咯作响。他们都假装没注意到我的存在。这帮久经沙场的男侦察兵，居然要服从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指挥，他们感到很丢人。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心思，只好就地下令说：“解散！”

　　然而，正是女孩子特有的直觉与细心，在工兵侦查地雷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恰恰是一些男兵所做不到的。“那时候，每迈出一步都可能踩雷，多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们走进一座房屋，有人一眼就看到一双长筒靴立在衣柜旁边。他已经伸出手要去拿了，我大叫一声：不要去碰！然后走过去查看，果然那双靴子是连着地雷的。什么东西里都有可能安置炸弹，有的是椅子，有的是抽屉柜，有的是梳妆台，还有布娃娃和吊灯……”还有一次阿波琳娜受邀去吃饭，烧肉和烤土豆的香味在房间里飘着呢，军官们有说有笑，“我正要回答他们的笑话，却立即注意到在烤炉左侧的底部有一个小孔。我仔细地朝里面看去，只见有一根细细的导线通向烤炉里。我急忙转身对坐在屋里的人说：房子里有雷，请马上离开房间！军官们顿时安静下来，却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我又大声说了一遍：马上清空房间！随后我带领工兵开始工作。先卸下烤炉门，再用剪刀剪断导线……”就在那烤炉内，与导线连在一起的，竟然是20公斤的炸药！

　　一次次，死亡是那么近。“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死亡，是关于她们与死亡的关系，死是常常伴随她们左右的。如同对生活一样，她们对死亡也是如此亲近，而且十分熟悉。”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一直想弄明白，在这无休无止地体验死亡的常态中，怎么才能安然无恙？日复一日地观察，孜孜不倦地思索，情不自禁地尝试……我有时在采访后回到家，内心有一种想法挥之不去：痛就是一种孤独，像聋子一般地与世隔绝。有时我又感觉到，痛苦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别，是人生中无法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和保存的东西……”

　　卫国战争是伟大的，而战争是残酷的。整个卫国战争期间，除了妇女，还有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我还是想你，妈妈》一书是“儿童回忆录”，准确地说是“回忆儿童录”。书中每个标题，都是一句讲述者的原话。这些讲述者，在卫国战争期间全都是孩子，他们是最不幸的战争见证者。轰炸，饥饿，离别，死亡……孩子们眼中的战争有不一样的面孔。比如，书中记录了当年12岁、如今也是记者的尤什克维奇的回忆：

　　许多飞机飞临到城市上空……它们遮蔽了整个天空，遮住了太阳。简直恐怖极了！！它们投掷下炸弹……传来连续不断的爆炸声、碎裂声。自己的恐惧感，快速爬遍了全身，爬遍了所有话语，爬遍了所有念头。我们从家里冲出来，在街道上乱跑……有人说：应该往墓地跑，因为他们不会轰炸坟场。为什么还要再轰炸死人呢？在我们地区有一个面积很大的犹太人墓地，长满了古老的大树。于是，所有人都奔向了那里，在那儿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搂抱着石头，隐藏在石板后面。在墓地我和妈妈一直坐到了深夜。周围没有一个人说出“战争”这个词……

　　不管在什么地方，战争的本质都一样：残忍，丑恶，摧残人性。“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苏联入侵阿富汗，那些二十来岁的娃娃兵，战死了，被装到锌皮棺材里，运回家乡。《锌皮娃娃兵》一书，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写出了不同阶层官兵的心态，写出了战时苏联部队的内幕，写出了他们在阿富汗令人发指的行径。锌皮棺材包得住尸骨，但包不住谎言。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而人类最本源的情感，正是反对战争的。读阿列克谢耶维奇不遮掩、不伪饰的作品，人类更应该像她那样立场坚定：反对杀人，反对战争！反对战争，就是为了和平，为了现在与未来的和平！

　　在人类和平时期的灾难史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大爆炸，是一场空前的核灾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写的就是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这更是“一本痛苦的书，一本真相的书”。阿列克谢耶维奇用3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每个人不同的声音里，透出来的是愤怒、恐惧、坚忍、勇气、同情和爱。”序篇就非常震撼人心：

　　一位名叫瓦西里的消防员，首批进入灾难事故现场，受到重辐射；结婚不久、已怀孕的妻子历尽艰辛，找到在莫斯科的辐射医院，以“行贿”为通行证得以进入，编造谎言骗过放射科主任，终于得见在这里住院的深爱的丈夫。“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她陪伴他。但是，无情的辐射很快让他的灼伤的伤口处溃烂，身体变色，“每一天都判若两人”；扶一下丈夫，他的皮肤都会黏在她手上；抬起他的胳膊，感觉骨头是晃来晃去的……死亡很快到来，最后，把什么东西都放进那锌皮棺材……

　　作为记者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倾听历史的苦难的声音。强烈的历史关怀背后，是强烈的现实关怀。太多的人性细节，让人落泪无语。然而，残酷的大背景，残酷的小故事，恰是某些人物所不喜欢的。他们同样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看成一串串“子弹”。于是，她出版书籍就变得非常艰难。在当年，审查和删节就成了“必须”的。好在今天已经可以一睹全貌，中译本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特别收录了作者的创作笔记，其中有被审查部门删除的内容摘录，也有与审查官对话的片断。比如这样的内容被删了——

　　那天，我正好值夜班，到重伤员病房去查房。有个上尉躺在那儿……医生们在我上班前就预告说，他将在当天晚上死去。但他却熬到了早晨……我上前问他：“怎么样？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真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他突然笑了——痛苦不堪的脸上，竟然现出了灿烂的笑容：“解开你的内衣，给我看看你的胸脯吧……我好久没有见到老婆了……”我当时可吓坏了，我连初吻都还没有过呢。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转身就跑了出去。但一小时后，我又回来了。

　　他最后死去时，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

　　类似的故事，在今天于我们已不是新闻。可是，对于当时的出版审查官而言，这是惊世骇俗到受不了的“坏事”。

　　（作者为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