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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新媒体素养理论体系

2016-01-13 15:26:22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1月上   作者:甘险峰

摘要:  近些年,伴随着新媒体飞速发展的态势,新媒体研究领域也热闹非凡,各种论文与学术专著不断推陈出新。对于新媒体概念的界定、理论的澄清

  近些年,伴随着新媒体飞速发展的态势,新媒体研究领域也热闹非凡,各种论文与学术专著不断推陈出新。对于新媒体概念的界定、理论的澄清,专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这与新媒体开放性系统和语境形成了呼应。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农村地区以新媒体技术为转折点,通过家电下乡政策及城乡间文化流动形成新媒体发展环境,正在迅速弥合城乡间的信息鸿沟。与此同时,农村新媒体化过程中出现的自组织性也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农村地区新媒体意见领袖的培养提升新媒体素养,化无为为有为,从新技术普及形成的农村新媒体化趋势走向社会引导性的新媒体建设之路。

  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近年迅猛发展,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影响力从城市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中农村人口规模达到1.86亿,占整体网民的27.9%,较2014年底增加800万人。相对于经济发展,新媒体在农村的迅速普及,对于打破农村社会交往空间的阻隔,改变农村地区社会关系结构,促进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有着更为鲜明的文化意义。

  因此,青年学者李卫华认为,新媒体“引发社会变革的力量逐渐在农村呈现,新媒体强大的催酶作用加快了农村社会的新陈代谢”。①在农村既有的社会秩序中,作为新社会运动的新媒体教育不仅影响了社会关系交往,也深刻地影响到农村多元化文化建构,进而影响到农村社会新陈代谢的进程。

  与城市新媒体化浪潮“朝发夕至”的生产性普及背景不同,农村地区的新媒体化进程显得迟缓而富有韧性,没有需求的主因与直接诉求,新媒体以一种不相关的娱乐载体方式进入农村。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媒体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关系的重要动力,无论是网络技术相对较低的网上聊天、玩游戏、看视频、听音乐,还是网页浏览,这些简单操作为传统农村生活注入了富有时代内涵的元素。如果说网络接触为农村新媒体发展推开了一扇大门,那么智能手机所兼具的移动新媒体功能则推动了农村社会文化的解构与重新建构。移动互联网的便捷使用为农村新媒体化普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新媒体化过程的实质是新媒体技术推动下技术流动而形成的一种溢出效应。它既缺少自上而下政策的刚性推动,也未因产业需求催生出自下而上的主动迎合,因此新媒体化是一种新技术自然渗透的过程。新媒体化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显著影响为社会公众日常生产、生活注入新的元素,由此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新媒体社会运动。从文化元素的视角来看,社会大众的新媒体化过程起始于消遣式的自娱自乐,这种新媒体使用与传统媒体相比区别并不算大,对个体需求尚可以满足。随着新媒体素养的累积叠加,新媒体使用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实际上,新媒体素养提高的过程,也是新媒体教育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实践过程。所谓新媒体教育的新社会运动,是在原有社会结构留下的空白处重新集结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潜存于社会之中的新媒体教育过程正是自组织形成的新社会运动,它带动了媒介素养的升级与进步。另一方面,新媒体化对人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强调交互沟通和社交价值的新媒体而言,它在新媒体背景下的社会活动中必然影响到传统的地缘及血缘关系,通过新媒体交友平台和社区论坛,匿名化的网络关系逐渐发展成为有别于地缘与血缘关系的新型次生社会关系。

  不可否认,新媒体发展为传统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文化符号,也因此推动了社会文化的新陈代谢,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及人员流动所形成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类型,从技术层面来看,新媒体化对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始终有限。

  从目前的新媒体扩张的过程来看,新媒体素养的普及不是一个体制化、组织化的程序,而是机动性、个性化而且动态化的自组织过程。这一进程的不可控性也为新媒体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把握这些不确定因素,对诸多变量进行社会化控制,成为新媒体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新媒体素养教育更多关注的应该是诸如新媒体条件下社会结构的变化、城乡间的人口流动、经济模式的变化、整个社会氛围的转化,还包括新媒体协同教育等。新媒体协同教育要求在不干涉自组织教育活动的同时,以组织化思维引导推动,形成系统化建构新媒体教育新格局,这样的新媒体素养教育才更有现实意义。

  与新媒体蓬勃发展的现实语境相比,目前有关新媒体素养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媒介素养研究进入中国已经接近20年,这20年更多是对西方媒介素养理论镜像似的述评与整理,本土化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媒介素养的本土化研究尚存在着研究理念泛化的现象,从概念、内容到对象和功能,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解读,莫衷一是。而对于新媒体素养的研究,也仅仅涵盖于宽泛的媒介素养视野下,作为媒介素养研究中的一个下位概念加以考察。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新媒体素养的内涵逐渐从单一技术层面知识认知发展到多主体共同建构,如思想道德教育、伦理价值教育、网络使用意识和能力等,新媒体素养研究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事实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着太多不同,以跨界、分拆、聚合、共享为特征的新媒体思维也有着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和系统的开放性,因此以传统媒体思维来打量新媒体素养,势必只会得出传统媒体思维模式,如“防御模式”“建设模式”,与当今的新媒体语境相差甚远。因此,关注新媒体,关注新媒体素养研究,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新媒体素养研究理论,成为国内研究者的必选之题。

  新媒体素养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时代发展对新媒体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即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该战略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这一升级不仅是工业制造业升级,也是以新媒体思维融合工业发展的产业新模式。新媒体思维强调的系统边际开放,不仅在文化、商业领域,在工业领域也将掀起一场新的革命。应对时代发展的新挑战,把新媒体素养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分层次展开,在民众广泛应用需求的带动下,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必能实现弯道超车,形成新的发展态势。

  张成良博士的《新媒体素养论》主要由三大部分内容构成:新媒体素养的本体论部分、认识论部分和关系论部分。著作以开放视野从新媒体素养理论本体出发,厘清了媒体与新媒体、媒介素养与新媒体素养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认知论的视角对新媒体的使用及“与众”参与加以分析,最后从关系论的视角强调作为新媒体素养培养的新媒体教育方法与途径。

  第一大部分是关于“新媒体素养本身”的理论,构成了新媒体素养论的基础和立足点。基础是指关于新媒体素养本身的系统性考察与论述,是建构新媒体素养论体系的出发点。先是从历史、社会和国际背景展开对新媒体素养的研究,并就思维维度中的新媒体思维展开论述,强化了新媒体素养研究理论视野和相关模式的建构;然后通过对新媒体素养概念本体的分析,指称新媒体在复杂社会系统下的传播及新媒体素养的应然性存在。

  第二大部分是关于“新媒体素养认识”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基于认识论的新媒体素养论的主客体。主客体是说,新媒体素养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新媒体素养本身的建构过程与其评价性指标的研究。新媒体使用与“与众”研究,正是基于认识论的主体的分析和理解。关于新媒体素养的测量是基于认识论中客体的评价、分析与测量,是与认识主体相对应的客体的认知和研究。

  第三大部分着力建构了关系论视野中的新媒体素养论体系,它构成了系统的新媒体素养论的延伸与归宿。也就是说,关系视野中的新媒体素养论,超越了就新媒体素养本身的理论范围,而是强化其形成于实践之中的建构途径。这部分内容旨在明确新媒体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以及共意建构下的新媒体素养发展途径。

  可以看出,这部《新媒体素养论》的几个核心观点包括:

  第一,新媒体重在“看”与“被看”的思维转换,这正是新媒体素养建构的动力基础。

  第二,新媒体素养是媒介素养的全新升级,其迭代式的变化与传统媒介素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第三,新媒体使用者的社区化生存意味着,新媒体使用者是新媒体生产的重要主体,为此作者提出了“与众”这一新的概念指称。

  第四,新媒体素养可以通过模型建构与指标体系建立,实现定量的实证研究。在新媒体素养测量中,时域性、地域性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是系统中的因变量。

  应该说,《新媒体素养论》一书涉及新闻学、传播学、系统学、协同学等知识领域,不论是理论立足点还是实践层面均做出了努力尝试。对于当下新媒体迅速普及、新媒体理论亟待发展的形势而言,本书的出版具有建设性的意义。特别是书中关于新媒体“与众”概念,新媒体素养的自组织、协同性建构,以及根据新媒体系统构成要素的指标分析,并由此建立起来的新媒体素养指数测量体系,都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些观念和研究为新媒体研究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也是我对本书的最大期待。

  注释:

  ①李卫华:《新媒体发展与农村社会的新陈代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作者为张成良博士《新媒体素养论》所作的序言,发表时略有删改)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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