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话《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

　　● 曾维康  徐守利
　　初见李鸿谷，感觉他是一位有学者风范的记者，喜欢分析新闻事件，并从中发现问题，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活脱脱一副搞研究的样子。
　　在以《新闻如何增值》为题给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做的讲座上，他指出当前媒体流行的报道模式——“问责模式”存在的两个局限，即媒体、记者缺乏专业判断能力和存在滥用媒体权利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想法——“求是模式”。他认为，记者在思考如何报道一条新闻时，“求是模式”应优先于“问责模式”，并且要抓住最具信息密度的元素。
　　最近，笔者就有关问题与他作了一次对话。

　　速度至上和公众利益是基准
　　曾维康：从《长江日报》到《武汉晨报》，再到《三联生活周刊》，您从事新闻工作已经20多年了，无论是采写编的业务能力，还是在新闻价值和准则的判断上，您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在您看来，一个记者报道新闻时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李鸿谷：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常说的速度至上。对记者而言，或者说对这一行而言，每个人都有一个光荣的梦想，就是成为第一个报道最重大新闻的人，这是这个职业的荣誉。
　　2006年的时候，我请路透社驻北京分社的现任社长林光耀吃饭，当时他带了一个朋友，马珍。马珍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记者，她的曾祖父叫马嘎尔尼，就是那个来见乾隆皇帝不下跪的英国人。
　　马珍和林光耀第一个报道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他们用了三个手段来完成这个报道。第一，马珍有三个独立的信息源，这三个独立的信息源通过BP机，给她发了一个暗号，这个暗号就意味着邓小平去世。然后，路透社驻北京分社现任社长林光耀，在医院门口，数这个时刻或者这段时间来往的高级轿车的数量。最后，他们把这个信息源和医院车辆的数量相结合，他们就知道邓小平去世了。
　　我坚信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新华社却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新华社应该会有报道。他们回忆起自己的职业生涯，认为在全球第一个报道邓小平去世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光荣。
　　再进一步讲，我觉得就是要思考媒体的社会功用。在美国新闻史上，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报道已经成为经典。这个新闻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奖有好几个奖项，你知道他们获得的是哪一个奖项吗？是公众服务奖！很明显，它突出的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是有联系的。速度至上是新闻的一个本质特征，那它要干嘛呢？它要为公共利益服务。无论是报纸、电视、杂志，还是其他，以最快的时间到达，以最快的时间报道，这一切就是为了帮助人、救助人，减少牺牲，这一切都是为公共利益服务。

　　“问责模式”的两个缺陷
　　徐守利：您在讲座中多次提到，当前媒体报道采用的多是“问责模式”，请您谈谈什么是“问责模式”？
　　李鸿谷：这个“问责模式”，我们要追溯它的渊源，一个是解放前的文人办报，一个是解放后的宣传。这是一种权力结构下的报道模式，就是寻找责任人。寻找责任人不是不可以，但是在寻找责任人之前，我们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这个漫长的路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徐守利：这种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新闻报道的一种经典范式，但您认为这个报道模式存在两个很明显的缺陷？
　　李鸿谷：是的。以CCTV新大楼失火事件来谈“问责模式”，你会发现这个模式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媒体没有专业能力，它的问责需要寻求专业、权威人士的帮助和判断；我们怎么能相信一个记者判断的大火的原因呢？还有另外一个信源，就是政府。包括央视新大楼失火，是政府发布着火原因在先，媒体报道在后。
　　如今，政府已成为最大的信息发布者。这个时候，媒体的问责必须跟随政府调查的节奏，还有就是专家调查的节奏。这个时候，媒体去追寻这两个节奏就会产生时间落差和报道的空档，因为这个时候来问责往往找不到责任人。
　　第二，是媒体权利。媒体权利与行政、司法权力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在记者的实践过程中往往会被混淆。每个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是充满快感的，这个快感表述成另一种形式，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这个权利在我们去问责的时候，它是失效的。因为这个权利是由行政或司法来行使的，我们只是一个信息传递者。
　　很多时候，新闻从业者抱怨中国的舆论坏境不好，这可能是事实。但反过来说，有时候舆论环境不好，跟我们媒体自身的作为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权利是否被滥用？而滥用权利本身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我们要破解这个恶循环，不妨从自我批判开始。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要抛弃“问责模式”，而是说“问责模式”在实践中可能需要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调查时间。

　　“求是模式”让新闻增值
　　曾维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方面，“问责模式”耗时较长，导致信息供给不足；而另一方面，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又是一定的，或者说是急切的。那么，在短暂时间内，怎么完成信息的供给呢？
　　李鸿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应该说，“问责模式”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有其特定的环境的，也曾发挥、并仍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问责模式”面对灾难新闻时恐怕难有作为，比如刚才谈到的央视新大楼失火事件。
　　在这个时候，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把“问责模式”转变为“求是模式”。这个转变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问责模式”的不足，即在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问责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了，就像前面说到的。
　　这看似简单的转变背后有很大的价值观的调整。“求是模式”后面是一系列我们逐渐发现、实现的过程。简单地讲，“人咬狗”是新闻，是一个意外，它构成了一个新闻。
　　同样，央视新大楼失火事件中，大火“制造”了这个新闻，大火成为报道主体，成为被“问责”的对象。在这里，“大火”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是意外的；而央视新大楼被烧，是一个静态的东西。但是报道模式变成“求是模式”后，我们的兴奋点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此时，央视新大楼，相对于大火来说，它就变成“动态”的了；相反，大火却变成了静态。这是不是有点绕？（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回顾我们国家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它——时间压缩，整个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改变了一些东西。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其实央视这幢楼比大火更值得我们注意，只不过是“大火”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这个怪楼。这是我们讨论的核心的转折点。简单地说，我们刚才说“人咬狗”是新闻，那么“楼”才可能真正是“人咬狗”的部分，是我们要去探究的。那么这个大火呢，可能要让位于央视新大楼。
　　曾维康：我有一个疑问。如果央视新大楼是一个很标准的楼，而不是一幢很“扭曲”的楼，那它还能成为被报道的主体吗？
　　李鸿谷：那我反问你：如果它是一个很一般的楼，那么，你还会对它感兴趣吗？
　　曾维康: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一个巧合，不能作为一种常态来归纳。因为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还是很低的。
　　李鸿谷：刚才说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任何事情，比如说大火，它都有一个背景，对不对？那么你刚才提的问题是不是央视新大楼和大火相比，它是一个一般原则的产物还是一个特殊的事物?
　　我告诉你，我的判断是——它是一般原则的产物。任何一个常态的事物，比如说杀人、放火、贩毒，“黄赌毒”这些东西，其实都面对着一个有30多年时间压缩的中国这个背景。就它的变化而言，背景变化的量度或幅度，要大于它本身，所以我说它是一般原则的产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我们来抽象出一般原则：我认为那些经典的“人咬狗”事件，相对于它所处的环境时空，其实不如它所处的环境本身变化得剧烈。也就是说，环境本身，可能更属于“人咬狗”，更属于我们不知道的。只是因为很偶然的一团火让我们知道了它。
　　再来看央视新大楼，它的经典价值在哪里呢？我觉得是因为它有两个反差。一个反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楼作为特殊的主体被遗忘了，而我们刚才谈到的“问责模式”，它只着眼于大火本身、常规本身。我们谈论让新闻增值，那么，怎么来增值，在哪里增值呢？答案就是我们说的“求是模式”，调整报道的目标，从“大火”转向“大楼”。

　　寻找最具信息密度的元素
　　徐守利：您说的很有道理。您能不能接着谈一谈您自己或者《三联生活周刊》在报道央视新大楼失火时是怎样使用“求是模式”，又是怎样让新闻增值的呢？
　　李鸿谷：在使用“求是模式”进行报道时，需要掌握好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寻找最具信息密度的对象。
　　我们刚才反复讲到的央视新大楼失火事件中，其实大楼的信息密度大于大火。为什么？下面我要论证一下为什么央视新大楼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这幢楼占地11.6万平方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4栋9层板楼的面积。这么大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垂直的城市或一个垂直的社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代化的景象。此外，这个楼有很多功能，有两家电影院、一个剧场、旅馆、录音棚、传输车间、演播厅等等，我都可以说出十几项来。可以想象一下，这栋楼很多的功能都有，但是同时， 5层到26层都是空的。我们做这个稿子的时候采访过很多建筑师，他们对这个楼也感觉特别地不可思议。简而言之，我们选择“大楼”而不是“大火”作为关注的对象，正是因为它更具信息密度。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弑师案。这个新闻我们用三个元素来讲：事件，是学生刺杀老师；人物，包括老师、女学生、嫌疑犯；再有一个，就是事件发生的背景。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最先进攻的方向？
　　曾维康：我选择老师、女学生、嫌疑犯三者之间的关系。
　　李鸿谷：不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太笼统了，只能选一个。
　　告诉你，我们当时选的是老师。因为我们当时的兴趣点有两个：一是他（老师）是一个穷学生、留学法国，后来回国；然后，他还同时面临着另外一个结构，就是学校里的关系。这个关系很复杂，包括官方、同事、学生；还有一个因素，我们经常说学校急功近利为了提升自己，会有很多奇怪的动作。这个学校本身，相比爱情故事，相比“三角”关系，我们觉得它更具社会信息。
　　我们看到很多攻击学校或讨论高等教育怎么改革的文章，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关于学校教师抄袭、舞弊的新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高校有很多这个时代的信息符码，而这个时代的信息符码，通过这些留学的穷学生能够体现出来。再加上它又是一个“三角”故事，所以我们觉得“老师”可能更具新闻密度。
　　当然啦，这不是一个唯一的选项，它只是你选择答案中的一种。同样，你选择女学生、嫌疑犯都没有错，每个媒体都有自己选择的方向。
　　其实，寻找信息密度大的事件往往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参与冲突的人物，以及人物所处的背景，这可能比冲突更具有信息的密度。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个事件，一个是“三角”恋爱，然后有一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然而它们都不如“老师”的故事更具有信息密度。在这个过程中，把他（老师）当作主角引进之后，既能与冲突发生关系，也能与背景发生关系，这样整个报道的容量就扩大了，增值的部分就产生了。
　　徐守利：您提出“问责模式”和“求是模式”，是两个很新颖的概念。作为一个新闻老兵，请您给即将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准记者们”提点建议。
　　李鸿谷：新闻报道其实没有定法。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想讲三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反省“问责制”的报道模式；
　　第二个，是要把“求是模式”变成优先的原则，把“问责模式”变成第二位的原则，不是要你放弃它；
　　第三个，对大家很重要，是我们真正要讲的方法论——就是你要寻找最具信息密度的对象。也就是我们刚才反复讲到的央视新大楼失火事件中，其实大楼的信息密度大于大火。
　　将来你们面临任何一个新闻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问你的同事，哪一个对象最具信息密度。这才是最关键的！

　　（曾维康、徐守利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９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