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专访路透社记者林洸耀

　　● 曾维康  朱爽  彭茜
　　如果要问，谁是报道今日中国的境外资深记者，路透社记者林洸耀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作为菲律宾籍华人的他，在台湾、大陆和国外从事新闻工作长达30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颇懂中国的人情世故。诸多优势的叠加让这位记者在报道中国时独具慧眼，许多作品至今让同行艳羡不已。1997年，他是第一个报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去世的记者之一；2007年，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召开前，他准确预测并提前报道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是什么让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如此游刃有余，他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最近，我们在林洸耀先生家中与他进行了交流。

　　不是中国通，而是中国人
　　曾维康：能简单说一下您的个人经历吗？在网上很难找到关于您的详细介绍，您是个低调的人。
　　林洸耀：好的。我的父母在解放前去了菲律宾，我从小就是在菲律宾长大的，但是父母会经常提到中国，所以我从小中国意识就很强。1978年，我到台北上大学，开始学习中文。此前，我在菲律宾已经读到大三，学的是工程专业。虽然以前在菲律宾每天也有40分钟的中文课，但是来到台湾后还是发现说中文太难了，各方面也不是很适应，因此1979年我就休学了。
　　记得在台北的大一下学期，爸爸妈妈给的零花钱很少，自己又想花钱，于是就想找份兼职。当时《中国邮报》（英文版）正好需要一个校对，他们见我打字很快，便录用了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媒体，也是一段愉快的“从业”经历。在报社里，我可以见到不同的人，听到很多新鲜事，可能就是这些吸引着我到了新闻行业。
　　曾维康：看来您是误打误撞进媒体的，后来是什么情况？
　　林洸耀：我先是在《中国邮报》（英文版）做了一年半的校对和打字工作，之后转为实习记者、记者，一年半后回菲律宾。1984年至1994年，我先后在《中国邮报》、法新社、路透社工作，其中1991到1994年在路透社北京分社工作。2000年我被调到路透社台北分社当社长，2002年调到北京分社做首席记者，2008年7月担任北京分社社长。
　　曾维康：网上有人说您是“中国通”，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如孙中山、清朝、民国、说书人、“裹小脚”等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有这么回事吗？
　　林洸耀：（笑）我是了解一点的。我虽然在菲律宾长大，但我的根在中国。我的祖籍在福建厦门。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和父母一起看的电影都是中国电影，只是上学的时候学的是英语。

　　采访到胡主席我很开心
　　曾维康：您在路透社一般做哪方面的新闻？
　　林洸耀：主要是做时政新闻，还有一些综合性新闻。
　　曾维康：您现在当了社长，和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林洸耀：作为社长，现在要担负起比以前更综合和繁复的工作。首先，关注的报道领域扩大了，除了时政新闻，还要关注和报道宏观经济、上市公司、金融财经等。此外，还包括记者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曾维康：您采访过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吗？
　　林洸耀：有啊！2004年路透社对温总理有一个独家采访。2008年，胡主席在一次接受媒体记者的群体采访时，我也参加了。当时，胡主席刚讲完话后，翻译开始翻译成英文，许多外国媒体的记者纷纷低头记笔记，唯独我没有记。因为我懂中文啊！于是，我便抬头看看胡主席，而胡主席此时也回应了我的目光，朝着我微笑。他还问我，你怎么不记呀？采访结束后，胡主席跟大家握手。跟我握手的时候，我觉得他把我的手握得很紧，让我感觉到胡主席对记者是十分尊重和重视的。
　　曾维康：您在中国采访报道这么多年，最难忘的经历是哪一次？
　　林洸耀：呵呵，我不是炫耀自己啊！（起身拿过来一个奖杯，上面写着“Scoop of the year”，即“路透社年度独家新闻奖”）这个奖杯是我在2007年拿的，是因为我当时准确预测并报道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这是很多外国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在我把名单报道出来后，遭到了很多外国同行的批评，他们觉得我预测得不准。但是事实证明：我的预测一点没错！年底的时候，总社就给我发了这个奖。（笑）
　　曾维康：您在报道时政新闻方面好像有很强的敏感性，您是怎么做到的？有“线人”吗？
　　林洸耀：（笑）那是当然，我们肯定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包括《纽约时报》在预测中共新一届常委人选时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分析是错误的。我们为了这次报道，做了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联系了一些重要的信源，做了100多种排列组合。
　　曾维康：做这样的预测和报道靠的就是您多年工作积累下来的资源吧？
　　林洸耀：没错，你不能在需要别人的时候才想着让别人帮忙，这些关系都是平时积累起来的。时政新闻报道是一项很考验人的工作。
　　彭茜：您的记者生涯可谓战绩辉煌。那您现在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什么样的成绩才能让您满意？
　　林洸耀：这么说吧，如果年终各媒体总结新闻排行的时候，有关中国的前三大新闻中，路透社的报道能占一条，我就心满意足了。

　　每天必读《人民日报》
　　曾维康：您看中国的报纸吗？一般会关注中国的哪些媒体？
　　林洸耀：当然看，主要看《人民日报》。其他报纸也看，比如《新京报》、《文汇报》、《京华时报》等等。
　　朱爽：为什么要看《人民日报》？
　　林洸耀：《人民日报》的排版、领导人照片的位置都是有规律的。其中一些新闻在我们看来有很强的寓意，我们常常可以根据《人民日报》的新闻再继续挖掘，比如在全国性的新闻报道中，它会单独提到一个省，可能在这个省里就大有文章可做，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挖出了独家新闻。所以，看《人民日报》要会看，看懂了你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
　　曾维康：国务院在2007年1月1日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此后又在2008年10月17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您对此都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和以往相比，您觉得中国的新闻环境有何变化？
　　林洸耀：中国正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采访环境也越来越开放，尤其是对境外媒体来说，不用再走繁琐的申请采访程序，这的确是一大进步。此前，外国记者如果要到中国一些省份去采访，只能偷偷地跑去。而现在，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将不再需要向中国政府提出专门申请，只要征得采访对象的同意即可。这些规定，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外媒采访的开放态度，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自信。同时，我认为这种进步还有空间，比如在一些地方采访时，地方领导可能不太配合。
　　曾维康：您和中国记者打过交道吗？如何评价您的中国同行？
　　林洸耀：他们很值得尊敬，他们是真正喜欢这个职业才去做记者的。虽然在中国做新闻还存在一些限制，但是他们一直在努力。中国的社会之所以会进步，这些有良心的记者功不可没。媒体监督很重要，尽管也会面临一些检查，也会被骂被批评，但亦是一种挑战。

　　新闻报道没有绝对的客观
　　曾维康：我发现很多外国媒体特别关注中国的西藏、新疆等地的事情，为什么他们更关注这些地方呢？
　　林洸耀：是这样的，就我们路透社来说，我们不会专门去关注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领域。我们是否关注一个地方就是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新闻，如果没有发生新闻，我们是不会去关注它的。像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它确实发生了，而且影响很大，大家都在报道，如果我们不去报道就是我们的失职。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我们没有所谓的立场可言，我们的角度是反映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不做意见领袖，不受任何新闻之外的影响。
　　曾维康：不会有新闻偏见？
　　林洸耀：外媒的偏见不可避免，德国、法国、美国、南非等国的记者都有各自的价值观和判断新闻的标准，所以说没有绝对的客观。有些媒体喜欢讲中国的好话，而有些却喜欢讲中国的坏话。汤姆森路透社是一个上市公司，这保证了我们的独立性。另外，我们的客户是全球性的，遍布世界各地，所以，我们的立场、视角都是尽量客观的——如果说没有绝对客观的话。我们的原则是快、准、不偏、中立。
　　我们只对两种人负责：一种是读者，一种是股东。我们收入的90%来源于财经报道，10%来自传统新闻。在这里补充一点，我们报道西藏、新疆的一些事件，也是为了帮助客户做投资决策，供客户参考，以便他们做出预测和决策。要让他们知道，目前中国整体的投资环境还是安全的。
　　曾维康：谢谢您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在您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
　　林洸耀：不客气，希望讲的内容对你们有用。
　　（作者均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