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3月06日 星期六
首页>面对面 > 正文

敏感的政治观察者

2009-12-20 15:42:13

来源:   作者:

摘要:——专访路透社记者林洸耀

  ● 曾维康  朱爽  彭茜
  如果要问,谁是报道今日中国的境外资深记者,路透社记者林洸耀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作为菲律宾籍华人的他,在台湾、大陆和国外从事新闻工作长达30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颇懂中国的人情世故。诸多优势的叠加让这位记者在报道中国时独具慧眼,许多作品至今让同行艳羡不已。1997年,他是第一个报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去世的记者之一;2007年,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召开前,他准确预测并提前报道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是什么让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如此游刃有余,他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最近,我们在林洸耀先生家中与他进行了交流。

  不是中国通,而是中国人
  曾维康:能简单说一下您的个人经历吗?在网上很难找到关于您的详细介绍,您是个低调的人。
  林洸耀:好的。我的父母在解放前去了菲律宾,我从小就是在菲律宾长大的,但是父母会经常提到中国,所以我从小中国意识就很强。1978年,我到台北上大学,开始学习中文。此前,我在菲律宾已经读到大三,学的是工程专业。虽然以前在菲律宾每天也有40分钟的中文课,但是来到台湾后还是发现说中文太难了,各方面也不是很适应,因此1979年我就休学了。
  记得在台北的大一下学期,爸爸妈妈给的零花钱很少,自己又想花钱,于是就想找份兼职。当时《中国邮报》(英文版)正好需要一个校对,他们见我打字很快,便录用了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媒体,也是一段愉快的“从业”经历。在报社里,我可以见到不同的人,听到很多新鲜事,可能就是这些吸引着我到了新闻行业。
  曾维康:看来您是误打误撞进媒体的,后来是什么情况?
  林洸耀:我先是在《中国邮报》(英文版)做了一年半的校对和打字工作,之后转为实习记者、记者,一年半后回菲律宾。1984年至1994年,我先后在《中国邮报》、法新社、路透社工作,其中1991到1994年在路透社北京分社工作。2000年我被调到路透社台北分社当社长,2002年调到北京分社做首席记者,2008年7月担任北京分社社长。
  曾维康:网上有人说您是“中国通”,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如孙中山、清朝、民国、说书人、“裹小脚”等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有这么回事吗?
  林洸耀:(笑)我是了解一点的。我虽然在菲律宾长大,但我的根在中国。我的祖籍在福建厦门。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和父母一起看的电影都是中国电影,只是上学的时候学的是英语。

  采访到胡主席我很开心
  曾维康:您在路透社一般做哪方面的新闻?
  林洸耀:主要是做时政新闻,还有一些综合性新闻。
  曾维康:您现在当了社长,和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林洸耀:作为社长,现在要担负起比以前更综合和繁复的工作。首先,关注的报道领域扩大了,除了时政新闻,还要关注和报道宏观经济、上市公司、金融财经等。此外,还包括记者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曾维康:您采访过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吗?
  林洸耀:有啊!2004年路透社对温总理有一个独家采访。2008年,胡主席在一次接受媒体记者的群体采访时,我也参加了。当时,胡主席刚讲完话后,翻译开始翻译成英文,许多外国媒体的记者纷纷低头记笔记,唯独我没有记。因为我懂中文啊!于是,我便抬头看看胡主席,而胡主席此时也回应了我的目光,朝着我微笑。他还问我,你怎么不记呀?采访结束后,胡主席跟大家握手。跟我握手的时候,我觉得他把我的手握得很紧,让我感觉到胡主席对记者是十分尊重和重视的。
  曾维康:您在中国采访报道这么多年,最难忘的经历是哪一次?
  林洸耀:呵呵,我不是炫耀自己啊!(起身拿过来一个奖杯,上面写着“Scoop of the year”,即“路透社年度独家新闻奖”)这个奖杯是我在2007年拿的,是因为我当时准确预测并报道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这是很多外国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在我把名单报道出来后,遭到了很多外国同行的批评,他们觉得我预测得不准。但是事实证明:我的预测一点没错!年底的时候,总社就给我发了这个奖。(笑)
  曾维康:您在报道时政新闻方面好像有很强的敏感性,您是怎么做到的?有“线人”吗?
  林洸耀:(笑)那是当然,我们肯定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包括《纽约时报》在预测中共新一届常委人选时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分析是错误的。我们为了这次报道,做了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联系了一些重要的信源,做了100多种排列组合。
  曾维康:做这样的预测和报道靠的就是您多年工作积累下来的资源吧?
  林洸耀:没错,你不能在需要别人的时候才想着让别人帮忙,这些关系都是平时积累起来的。时政新闻报道是一项很考验人的工作。
  彭茜:您的记者生涯可谓战绩辉煌。那您现在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什么样的成绩才能让您满意?
  林洸耀:这么说吧,如果年终各媒体总结新闻排行的时候,有关中国的前三大新闻中,路透社的报道能占一条,我就心满意足了。

  每天必读《人民日报》
  曾维康:您看中国的报纸吗?一般会关注中国的哪些媒体?
  林洸耀:当然看,主要看《人民日报》。其他报纸也看,比如《新京报》、《文汇报》、《京华时报》等等。
  朱爽:为什么要看《人民日报》?
  林洸耀:《人民日报》的排版、领导人照片的位置都是有规律的。其中一些新闻在我们看来有很强的寓意,我们常常可以根据《人民日报》的新闻再继续挖掘,比如在全国性的新闻报道中,它会单独提到一个省,可能在这个省里就大有文章可做,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挖出了独家新闻。所以,看《人民日报》要会看,看懂了你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
  曾维康:国务院在2007年1月1日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此后又在2008年10月17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您对此都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和以往相比,您觉得中国的新闻环境有何变化?
  林洸耀:中国正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采访环境也越来越开放,尤其是对境外媒体来说,不用再走繁琐的申请采访程序,这的确是一大进步。此前,外国记者如果要到中国一些省份去采访,只能偷偷地跑去。而现在,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将不再需要向中国政府提出专门申请,只要征得采访对象的同意即可。这些规定,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外媒采访的开放态度,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自信。同时,我认为这种进步还有空间,比如在一些地方采访时,地方领导可能不太配合。
  曾维康:您和中国记者打过交道吗?如何评价您的中国同行?
  林洸耀:他们很值得尊敬,他们是真正喜欢这个职业才去做记者的。虽然在中国做新闻还存在一些限制,但是他们一直在努力。中国的社会之所以会进步,这些有良心的记者功不可没。媒体监督很重要,尽管也会面临一些检查,也会被骂被批评,但亦是一种挑战。

  新闻报道没有绝对的客观
  曾维康:我发现很多外国媒体特别关注中国的西藏、新疆等地的事情,为什么他们更关注这些地方呢?
  林洸耀:是这样的,就我们路透社来说,我们不会专门去关注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领域。我们是否关注一个地方就是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新闻,如果没有发生新闻,我们是不会去关注它的。像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它确实发生了,而且影响很大,大家都在报道,如果我们不去报道就是我们的失职。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我们没有所谓的立场可言,我们的角度是反映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不做意见领袖,不受任何新闻之外的影响。
  曾维康:不会有新闻偏见?
  林洸耀:外媒的偏见不可避免,德国、法国、美国、南非等国的记者都有各自的价值观和判断新闻的标准,所以说没有绝对的客观。有些媒体喜欢讲中国的好话,而有些却喜欢讲中国的坏话。汤姆森路透社是一个上市公司,这保证了我们的独立性。另外,我们的客户是全球性的,遍布世界各地,所以,我们的立场、视角都是尽量客观的——如果说没有绝对客观的话。我们的原则是快、准、不偏、中立。
  我们只对两种人负责:一种是读者,一种是股东。我们收入的90%来源于财经报道,10%来自传统新闻。在这里补充一点,我们报道西藏、新疆的一些事件,也是为了帮助客户做投资决策,供客户参考,以便他们做出预测和决策。要让他们知道,目前中国整体的投资环境还是安全的。
  曾维康:谢谢您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在您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
  林洸耀:不客气,希望讲的内容对你们有用。
  (作者均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09年12月上

来源: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