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访《农民日报》原总编辑王太

　　● 刘净植
　　时下，电影《第一书记》正在全国范围内热映，感动了万千观众。
　　沈浩，这位从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六年，最终因操劳过度猝然去世的共产党干部，在这个夏天，其人格魅力深入到观众的心底，令人怀想，引人深思。
　　影片的热映，让人联想起几个月前，沈浩的突然辞世在网络上的热议。那时候，最集中的一个争议话题就是，沈浩到底是为什么死的？他的死因与饮酒有关，那么，他算不算一个好官？也就是此时，《农民日报》力排众议，第一时间报道了沈浩的先进事迹，率先为这一典型人物树立起正面报道的标杆。这当中的坚定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一个新闻典型人物，沈浩在社会舆论中经历了被怀疑、肯定进而感动中国，再进一步引发深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声音的出现，既体现着人们对于美好品德的向往和对社会公正的维护，又映射着社会中尚存的一些不合理、不完善、不正常的现象所带来的迷乱。一个话题引来各方的谈论，这说明话题本身触及社会的深层和人们的内心，也客观地反映了人们追寻答案推进社会进步的热情。
　　最近，笔者采访了曾一手组织和推动沈浩这个重大典型人物新闻报道的资深报人、时任《农民日报》总编辑的王太，看看在面对沈浩这样一个人物、面对社会上众多不同声音的时候，作为一个媒体人，有着怎样的选择和立场；时过境迁之后，他又有什么样的感悟和深思。

　　“小岗村人按红手印要求沈浩留任的细节震撼了我”
　　2009年11月6日早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突然去世。从当天中午开始，网上就有人炒作“沈浩是喝酒喝死的”这样的信息，当地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了解，对这一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持审慎态度。
　　11月7日，也就是沈浩去世的第二天，《农民日报》刊出了《小岗村书记沈浩意外辞世》的消息。其中提到沈浩从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的过程，写到村民两次按红手印要求沈浩留任的情况，写到沈浩在小岗村6年所干的实事。这篇700字的新闻稿最后引用了小岗村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的话：“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干部、贴心人，他心里一直装着我们小岗，他是为我们小岗村的发展累死的，他真是当代焦裕禄！”《农民日报》是全国首家正面报道沈浩事迹的中央主流媒体。

　　记者：在得知沈浩突然去世的消息后，《农民日报》率先作出反应刊发了消息，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决定第一时间进行报道的？
　　王太：当时我是在当天傍晚，在家里接到我们安徽记者站站长夏树汇报工作的电话，其间他告诉我沈浩去世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震惊，印象中沈浩也就40多岁，不久前记者还采访过他，怎么突然走了呢？我当即向夏树问了有关情况，然后对夏树说，你就先搞这个报道，这是真正的新闻。沈浩是名人，小岗村是名村，受到全国特别是三农领域的关注，对他去世的消息我们要有职业敏感和责任，必须第一时间报道出去。
　　记者：但当时沈浩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在网上围绕他的死因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传言，有一些不利于沈浩的议论，您决定发稿时知道这些情况吗？
　　王太：我当时是知道的。夏树之后又打电话过来，把小岗村村民跟他说的一些情况详细告诉了我。说到沈浩去世前一天处理了三起土地流转事务，接待了三批客商，他晚上喝了酒，但并没过量。村民送他回去休息并特意跟房东说他太累了，第二天让他多睡会儿。也说到公安方面的调查尚未有结论，省里的媒体报道也还没有启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定报道有两个原因：
　　第一，小岗村作为30多年前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农民日报》一直关注的一个村，有关他们的新闻报道工作就没有间断过。2008年我曾经在一个内部材料上看到一份署名“朱守银”的文章，里面特别翔实地写到沈浩在小岗村的工作，他发展小岗村的想法，以及小岗村发展的难处和希望。里边谈到村民们在一份上书省委组织部的文书上按红手印要求沈浩留任的细节，我对这一细节感到很震撼。这是小岗村村民改革开放30多年来第二次按红手印，30多年前是为了“治穷要地”，这一次是为了“致富留人”，这说明沈浩是个干事的好人。那篇稿子后来我们很快在《农民日报》以《“名人”与“名村”——小岗村的“沈浩现象”》为题全文转发了。由于这些报道工作，使我们对沈浩早已有所了解。
　　第二，我们的记者夏树跟踪采访沈浩6年，其间还有几次深谈。夏树是个非常敬业、认真扎实的记者，他对沈浩的了解是经得起考验的。夏树说：“我可以保证，沈浩绝对是个好人，他在小岗村6年干了不少事，村里大多数农民是发自内心拥护他的。”当天晚上他就把稿件发了过来。
　　记者：但是在发稿后，看到网上有关沈浩去世的负面议论，以及其他媒体并未做报道的谨慎，您作为总编辑不觉得有压力吗？
　　王太：我也看到了网上的一些议论，有人说沈浩是因为大吃大喝，死于中国的酒文化等等。但是，我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品格和工作的基本依据，并不在于他的死因如何，一个人可能死于疾病、车祸或是什么意外，难道这个人用一生时间所展示出的品格、工作，就会因此而不一样了吗？沈浩之死其实跟他心脏有问题、工作压力过大有关，但不管他死于什么原因，只要他生前确实在努力地去干有意义的事，就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基本判断。
　　在整个沈浩报道里，我就要求记者尽可能做到客观，用事实说话，少用概念性的定性的语言，如果有评价也要引用采访对象的原话，记者不要站出来说三道四下结论。至于说压力，我想只要我们向读者讲述的是发生过的事实，应该没有问题，即使说错了，那又能错到哪里去呢？

　　“最早报道沈浩，是我们报纸应尽的责任”
　　从11月9日开始，《农民日报》连续4天发表《凤阳万人送沈浩》、《安徽省领导看望沈浩亲属、转达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慰问》、《小岗村的脊梁——追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他在小岗找到了一片新天地——追忆与沈浩相处6年的点点滴滴》等报道，在重要版面报道沈浩的先进事迹。记者夏树夜以继日地采访，流着眼泪写稿，总编辑王太亲自坐镇，每篇稿件都与记者切磋沟通，一系列正面报道仍然领先于国内其他媒体。

　　记者：在沈浩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农民日报》接连在重要版面刊发了有关沈浩离世之后的一系列报道，一直领先于全国的媒体、甚至是安徽当地媒体的报道，这背后有什么特殊背景吗？
　　王太：也就是基于对小岗村和沈浩的了解，让我们敢于认定沈浩是一个干实事的人，虽然没有任何指令要求我们这么做。《农民日报》不同于其他媒体，这个报纸是专门研究农业农村问题、报道三农发展的，当这个领域里有重要的事态发生时，它必须要有自己独到的判断和声音。第一时间发消息，最早报道沈浩，是这个报纸应尽的责任。
　　记者：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您提出的“三个说话”的观点，就是说三农媒体或三农方面的报道要坚持“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怎么理解“三个说话”？沈浩是个农村基层干部，而且是下派干部，报道沈浩跟这有关系吗？
　　王太：为农民说话，是因为农民整体上还处于弱势，他们的声音还不强，需要媒体来替他们说话，表达他们的诉求，报道他们的状况、他们的发展和成绩。当他们遇到难处、困境或不公正待遇时，媒体要敢于站出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他们说话，这是媒体维护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职责。
　　让农民说话，是因为农民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比设计者们更具理性，媒体的认知和农民的认知有时不尽一致，要尽可能让农民在媒体前直接表达他们的本意。
　　说农民的话，首先就是要说让农民觉得对劲的话，用农民能够理解和习惯的方式说话。同时，我们要尽可能使用农民的语言，老百姓的语言生动、质朴、形象，用百姓语言写稿，报道的可信度和客观性也会提高，这也是媒体自身之所需。
　　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本身就是农民，也有像沈浩这样的干部，虽然是外来的，但他们长期跟农民生活、工作在一起，已经把自己融入农民当中，因此，为农村基层干部说话是为农民说话题中应有之义，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对沈浩的报道，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

　　“要把老百姓的意见作为是非判断的依据”
　　2010年1月14日，应王太之邀，到北京做报告的沈浩事迹报告团，在紧张的日程中仍抽出时间到农民日报社做客，沈浩的妻子和女儿也来到了报社。考虑到沈浩已经离去，他正在上中学的女儿沈王一还要继续学业，在王太的倡议下，农民日报社特意向沈浩的妻子王晓勤和女儿沈王一送出2万元慰问金。这令报告团十分意外和感动。
　　今年2月14日晚，在CCTV2009年度三农人物的颁奖晚会上，代表沈浩上台领奖的王晓勤，一直在哽咽着发表感言，临了，她突然说：“最后，我也想感谢农民日报，是农民日报对沈浩跟踪采访，推动了人物报道，使沈浩鲜活的生命呈现在世人面前，我刚刚看到王太总编坐在下面，感谢你们。”
　　王晓勤不止一次地向王太表达：感谢《农民日报》力排众议、顶着压力第一个刊载沈浩事迹，感谢《农民日报》第一个冠以“焦裕禄式好干部”的称谓……王太恳切地回复：我们报纸就是做这个的，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而已，沈浩在小岗村做了那么多事情，把命都搭进去了，跟他相比，力排众议、顶着压力什么的都不值一提。

　　记者：沈浩去世之初在网上有一些争论，很多媒体在一开始的报道上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反映了如今社会舆论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说一个干部好的时候，不容易有人信，反之，说一个干部坏，大家更愿意相信，所以沈浩死后，就有人把报道的新闻视角放在他喝没喝酒这件事上。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舆论现象呢？
　　王太：这确实反映出当前社会公众认知的一定现状。由于官员中腐败现象的出现，人们在看待一个干部时，往往会首先作出一种负面的推定，看他是不是贪官，而后才会言及其他。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这种负面推定是有价值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其制定的前提就假定人是自私的，然后通过制度上的规定，把社会导向一种积极正面的发展方向。但是，从社会认知角度看，单纯地对所有人和事都首先做负面推定，就难免会带来认识上的偏差。现在很多人做好事时，也经常会被误解，首先会被猜疑是否有某种自利的居心和目的。
　　通过看新闻和电影，人们认识了真实的沈浩。沈浩对于社会公众的震撼力，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跟很多人脑子里固有的基层干部、下派干部的形象不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讲，人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思维惯性，跟我们干部队伍中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社会成员之间诚信缺失有着很大的关系。也说明透明与监督、遏制腐败等方面制度建设的紧迫，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任重而道远。
　　记者：在有关沈浩的报道中，你们一直很明确地坚持率先报道，坚持正面宣传。在这个社会的价值判断趋向多义、同一事件有不同声音的情况下，您认为你们报道的依据是什么，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王太：当你确认你已了解真实情况之后，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媒体的负责人，有责任给受众提供一个事实的原貌，使之形成正确的判断，包括给事件的主人公一个公道。媒体的责任集中体现在对社会良知的守护、对社会公正的推动，让公平正义的声音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
　　我们面对今日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面对来自各领域、各方面的大量不同的声音，我们怎么判断，站在什么立场上评价社会上的人和事？对此，一个简明而正确的选择即是我们要把大多数老百姓的意见作为是非判断的依据。我曾经多次在报社编辑会议上说，《农民日报》跟广大农民站在一起，永远都不会错。我们对于沈浩正面报道的信心就是基于农民群众对他的认可。

　　“沈浩去世后，人们才感到他的难能可贵”
　　胡锦涛总书记在得知沈浩去世的消息后，第一时间作出了批示：“沉痛悼念沈浩同志，请转达对沈浩同志亲属和小岗村村民的亲切慰问。”安徽省委有关同志说，11月7日晚上，安徽省报送了沈浩同志的有关情况，《农民日报》的《小岗村书记沈浩意外辞世》一文作为附件，同时报送给中央领导。11月15日，安徽省委决定成立“沈浩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农民日报》驻安徽记者站站长夏树被选为报告团六位成员之一。12月初，由中宣部、中组部及中央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全国40余家媒体，开始了对沈浩生前事迹的深入采访。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亲赴小岗村与有关人士座谈沈浩事迹。2010年1月4日开始，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长篇刊发沈浩先进事迹的报道，沈浩名字广为人知，感人事迹传遍全国。

　　记者：沈浩死后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从总书记到小岗村的普通村民都评价他是党的好干部，他的事迹也让众多国人为之感动。同时，回过头来看，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比如这么好的干部为什么发现得那么晚？当沈浩的同学早已经是厅级干部的时候，他为何人到中年时才到小岗村展现出才干？
　　王太：发现干部是一门大学问。感觉上沈浩是个很本色的人，他曾经说他在机关“找不到感觉”。我们知道，在机关里头，有一种特殊的“场”，就是说你的言行得切合这个“场”。特别本色的人在机关一般来说被发现得要慢一些。
　　有一个对干部评价的问题。领导看干部跟群众看干部不一定一样，群众就看你干没干事，事情干得怎么样，而领导要考虑的会更多。我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发挥这双雪亮眼睛的功效。现实中，群众可以评价一个干部，但干部选用的决定权在领导手上，取决于领导的看法和胆识以及群众观念如何。胡锦涛总书记在小岗考察时曾经对沈浩说：“群众的认可，是对你最大的褒奖。”显而易见，最关键的是把群众的态度和愿望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取向和依归，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选人用人的最主要依据，加大群众声音在工作决策以及干部评价中的分量。
　　沈浩到了小岗以后，很快就和村民们打成了一片，他自己也找到了一片天地，展现了他的才干，增进了村民的福祉，也得到百姓的拥戴，可以说人才难得。这说明，把人才选出来放在合适的位置也是很重要的，要做到才尽其用。沈浩在小岗村的第二个任期，他的派出机构——安徽省财政厅给他解决了副处级待遇，这对沈浩来说应该是个很大的激励。
　　记者：现在沈浩的事迹在全国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在被沈浩感动的同时，我也听到有的观众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么好的干部，为什么等人死了之后才宣传呢？为什么在他去世后才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呢？
　　王太：对小岗村以及沈浩，应该说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一直是很关注和支持的，小岗村的发展情况以及沈浩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见解，我们一直都有报道。他也曾被评过新闻人物、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媒体也都有过宣传。但是在他去世后，人们才更加感觉到这个人的难能可贵，小岗村痛失了这么一个干实事、真心实意带领他们发展的带头人。
　　沈浩作为省城的一个机关干部，到小岗村一待就是6年，将心比心，一般城市干部就算他在村里什么都不做，也不一定能住上那么长时间，何况他还做过那么多事情，也受过不少委屈。做农村工作挺难的，真正想干事会干事又能干成事、成为老百姓离不开的干部，更是不容易，所以说沈浩这样的干部很难得。当然按照常理，人们总是对不可复制、不能再生的事物有着更多的珍视。比如，有些画家的画作往往会在其身后价值飙升。对生命的尊重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形式。
　　记者：我还看到，人们看了沈浩事迹，在感动的同时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好干部就总是“鞠躬尽瘁”而死呢？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干部鞠躬尽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看见像沈浩这样英年早逝的遗憾结局啊？
　　王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仁人志士对事业所抱持的理念，所以在他们身后总是受人景仰。沈浩去世人们都感觉意外，我想连沈浩自己应该也没有预知。他的英年早逝是不幸的，令人痛惜。沈浩作为一个村官，能够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激励着别人，这是他用自己生命对执政党、对全社会做出的最后贡献。这也提醒我们，对像沈浩这样的事业心、责任感、使命感很强的好干部，平时要多给予关心，注意为他们减压。大家也希望所有的好人、好干部，在兢兢业业做好人干好事的同时，能够更多保重身体，不出意外，长命百岁。

　　“媒体不能决定人们怎么想，但可以引导人们想什么”
　　《农民日报》对沈浩的报道，得到读者和领导的肯定。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说：《农民日报》在全国率先宣传沈浩先进事迹，引导了舆论，弘扬了正气。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农民日报》及时报道宣传沈浩同志，符合人民愿望，符合沈浩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沈浩事迹报告团时，对报告团成员夏树说：你写的报道我都看了，写得很好。《农民日报》要继续报道好沈浩事迹，深入挖掘沈浩精神。

　　记者：《农民日报》关于沈浩的报道受到广泛好评，事后您怎么看待你们的此项报道？
　　王太：沈浩报道是《农民日报》创刊30年来，对同一个人物报道里新闻时效最强、延续时间最长、刊发稿件最多、占用版面最大、社会影响最好的一次。我们的两个记者——夏树和王景山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特别是夏树，这个沈浩的同龄人，从沈浩到小岗任职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关注沈浩，与沈浩结下很深的情谊。沈浩意外去世后，夏树强忍悲痛，写出大量报道。后来夏树参加沈浩事迹报告团，在安徽和全国各地做了很多次讲演，台上他深情地叙说，台下他心力交瘁。可他一直坚持下来了。
　　老记者王景山参加40家媒体赴小岗集中采访，由于连续采访的劳累和受沈浩事迹撞击，回北京那天，他在火车站出站时突然倒地，人事不省。记得那天早晨在医院见到他时，他已经缓了过来，上来就跟我说采访写稿的事。他随后写出的《红手印留下来的好书记》等系列报道，内容翔实，感人至深。大家说，夏树和王景山是在用沈浩精神说沈浩、写沈浩。我在内心里为我们有这样具有良好职业精神的记者感到骄傲。
　　记者：作为媒体人，通过沈浩报道的实践，您怎么看待媒体的作用？您对人物宣传有什么新的或更深的体会吗？
　　王太：每个媒体都有其专注的区域或领域，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应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媒体不能直接处置人和事，但可以影响促动处置者。媒体不能决定人们怎么去想，但可以引导人们去想什么。
　　至于人物宣传，我体会比较深的，简单说，有以下三点：
　　其一是要快报事实，稳下结论。既要抓住新闻时效和话语先机，又要谨防误导受众和媒体公信力受损。
　　其二是报不报，看新闻价值；怎么报，听百姓怎么说。对同一个人物或事件，站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结论，媒体应遵从大多数老百姓的判断。
　　其三是看准了就报，报了就要有结果。正面报道要经得住受众的目光与历史的检验，批评报道要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与问题的解决。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９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