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查良镛，笔名金庸，行内人常说:查良镛的第一生命是报业，第二生命是电影，而武侠小说或许是他生命中的一种偶遇吧。观其一生，金庸在报业经营、政论写作、新闻理论等多方面，在香港报界留下了重彩浓笔。

　　我以我手写我心

　　“事实不可以歪曲，评论大可自由”，如果说《明报》在创办初期是以金庸武侠小说来吸引目光的话，到了1960年以后则进入了以政论赢天下的查良镛时代。最典型的就是在196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变局下查良镛对明报进行的转型改造，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查良镛政论，特别是对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报道评论，使得《明报》开始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定位，从一份“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以文人论政赢天下、为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迅速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在香港公信力最高的报纸。
　　观二十余载金庸之政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其文人论政。金庸一介书生，一无资本，二无党派背景，赤手空拳办《明报》，所凭借的就是他那支笔，以及他“文人办报”的理念。1962年，金庸在《明报》开设了有着浓厚书生色彩的“自由谈”栏目，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相标榜，其最初作为“自由谈”座右铭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进而成了《明报》的报训。实质上也点明了金庸二十年之政论写作的核心指导所在。

　　办报纸，不能过分浪漫

　　从办报初期的10万元注册资金到现在的资产高达数十亿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集团，其报业经营理念有着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一份报纸办得好不好，一看记者的采写水平，二看报纸的销售量。优秀的人才才是办好一张报纸的关键，这就要求记者和编辑要拥有独立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金庸对于人才的重视可以说是其成功做大做强明报的核心所在。《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脱离明报而自办报纸时，其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挽留，到不惜重金挖中大教师董桥接任，再到资学、重用的《明报晚报》总编辑林三木独立门户时其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大度，这都印证了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对他的评价：“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金庸的理想是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在明报发展后期，特别是上市以后，其开始不断的改革报社，一方面开始设立编辑委员会，以上市公司的特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现报社日常模式化运作的条件，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资本的扩张和业务的多元化运作，在创办了《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一系列报刊杂志外，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美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使得明报集团的业务多元化、抗风险能力得以不断加强。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不出数载发行量即达到三十万份，执香港娱乐周刊市场之牛耳。

　　客观准确最重要

　　金庸的大半生都没有离开新闻界，在创立《明报》的时候，他即提出了公正、善良、独立的办报宗旨，即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下三滥的讲金钱的报纸，不屈服于商业利益或者权力，从而打造报纸的公信力所在。
　　与此同时，他也承认新闻完全、彻底自由是不可能的，那种报纸只可能在一个理想国才会有，是一种空想。新闻肯定会带有倾向，但是，新闻的事实准确是最重要的。
　　追根溯源，可以说在《大公报》工作的十年影响了金庸的新闻思想。直到晚年他还说过：“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倚，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
　　金庸用感性之手造就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武侠小说，而查良镛用理性之手所写的社评，则为港人乃至国人展现了一代报人的责任与勇气。二者合一，可以说在书写一部武侠小说史的同时，也成就了一篇新闻史。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