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王朋进
　　社会学家们（如吉登斯、贝克等）认为，危机是现代性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和国家无法回避的命运。中国的发展也无法绕开全球化和现代性，因此也无法回避现代性危机。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悖论：一方面，“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丰裕的精神物质享受，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受“现代性”所造成的种种危机的磨难。既然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危机都不可避免，那么如何正确面对就成了唯一的现实问题。作为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制度化支柱”之一，“媒介传播”自然也就成为我们认识进而面对现代性危机的重要窗口。
　　
　　现代性：危机的火山口
　　对现代性的研究要追溯到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他们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反思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基础。这三位大师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现代社会的早期，通过对现代性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把脉，三人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阶段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病”。
　　从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风险与冲突伴随着人类发展的整个进程，不断地战胜风险、解决冲突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最早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工业社会和科技进步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但同时也带来了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因此，人类其实“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安东尼·吉登斯说得更直接，他将这一现象称为“制造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吉登斯敏锐地认识到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福音与光明，还有无数突出或潜在的危机和风险。①
　　随着现代文明的快速扩展，风险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放眼全球，发达国家的“现代病”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而新兴国家也随着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不断遭遇各种各样的风险。全球化非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成了风险的推手和新的策源地。核灾难、金融危机、环境破坏、基因篡改、实验室超级病毒——曾经居于一隅的风险越来越容易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它们更难预测、更难捉摸，影响的范围更加宽广，带来的破坏性更为严重。更重要的是，风险社会的到来导致了社会理念基础和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对增长的盲目乐观已不足以成为当前行为的依据和理由，人们当前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影响。②
　　不可否认，现代化的追求产生了与其预期相反的后果，而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陷阱”：一方面，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人类的“正当”要求；另一方面，实现这一正当要求必然会带来我们不情愿的风险和危机。这种尴尬情况促使人们对现代化本身进行反思。工业社会陈旧的思维理念与调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险象环生的风险社会。我们必须寻找一种适合风险社会特点的社会运行方式和行为逻辑。或者说，我们需要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现代社会的风险文明。
　　
　　冲突与转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现实
　　“转型”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或者说，转型是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因为现代化意味着一种新的、与以前不同的社会秩序，意味着和传统、旧模式的告别。现代化意味着转型，而转型的过程充满了风险和痛苦，伴随着矛盾和冲突。马克思从社会阶级结构关系的变迁分析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转型，韦伯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离角度出发理解现代性。哈贝马斯将“现代”一词理解为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或者说在变化的历史映照中显示出自身，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
　　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发生比较频繁的时期，社会处于一种高风险时期。抛弃旧模式，适应新模式的过程必然造成某种不平衡状态。一方面，围绕原来利益格局的维系和调整，不同的群体将展开激烈的争夺；另一方面，针对新的利益领域，不同群体也将展开控制权、占有权的争夺。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主要群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对资源、权力、机会的争夺、斗争中，对于社会共同体安危的关注度下降，这在客观上为危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在这种高密集度、高强度的社会竞争氛围下，人们的心理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心理危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社会冲突的发生几率。
　　社会不平等是社会冲突的基本渊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以及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是社会冲突理论的思想来源。达仁道夫将现代的社会冲突界定为“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他指出：“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却限制了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③转型带来的结构调整必然造成新旧秩序的重置，这一变迁的过程是以冲突的爆发为代价的。
　　提倡建立“转型社会学”的社会学者孙立平用“断裂社会”和“权利失衡”来解释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并提出了“利益博弈”、“结构先于制度定型”、“底线失守”、“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等概念与观点。孙立平着力探讨了导致社会断裂的一系列社会失衡现象以及一个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他发现，种种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失衡与失序（如：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冲突增加、信任结构崩塌、道德底线失守等），其实都缘于“社会权利的失衡”。
　　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来看，社会冲突在各个领域里普遍存在，其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而当我们侧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察社会转型与社会冲突的关系时，可以看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特殊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相应产生的社会冲突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中一种情况是，由于社会转型必然要涉及既有的利益格局的改变，因而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与这种既有的利益格局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群体的抵触和反对，进而形成这些社会群体与支持和肯定社会转型基本方向的那些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④
　　
　　“大数据时代”与风险的媒介化
　　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社会，更具体地说，我们已经生活在“大数据”（Big Data）时代。未来学家们当年的预测正在或者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被打上媒介化的烙印，而“大数据时代”也带来了风险的媒介化。“大数据”是当下这个数字传播时代的核心和关键，拥有大数据能力是驾驭这个时代的最重要技能，但同时，大数据也带来了新的未可预知的风险。
　　“大数据”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阿尔温·托夫勒，他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指出，信息时代，社会正在不断超越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通信的阶段；劳动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精细；组织机构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单元朝着更小、更多和更分散的方向发展。仅仅维持这种制度的平衡，我们就需要比以往更多的信息。⑤大数据的概念呼之欲出。
　　大数据时代对人类的数据驾驭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人们获得更为深刻、全面的洞察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与潜力。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科学家之一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数据正在迅速膨胀并变大，它决定着企业的未来发展，虽然现在企业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数据爆炸性增长带来的隐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数据对企业的重要性。
　　现代性与媒介的互动影响早已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曾提到，没有大众媒介所提供的知识信息，就没有现代组织的全球性扩张。可惜，他没有深入探讨下去。汤普森则在继承吉登斯思想的同时，对大众媒介的作用更加重视，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符号权力（媒介传播）的四维模型。在他的思想中，媒介传播成为现代性的四大制度性维度之一。
　　如今，这个高度复杂、精细的现代性社会系统就在传播技术的支撑下运转着，作为信息工具的媒介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社会的枢纽。但是，复杂性也带来了脆弱性，高度的复杂性导致高度的脆弱性。因此，大数据时代非但没有彻底消除风险，相反，它使得社会风险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控制。而大数据的制度性漏洞正成为难以掩饰的风险源。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人们对于媒介的高度依赖性更增添了另一层问题——风险的媒介化。
　　卡斯珀森认为，“灾难性事件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状态相互作用，其方式会加强或衰减对风险的感知并塑型风险行为”。⑥在这个综合性的作用模型中，大众媒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大众媒介是人们可靠的信息源、重要的知识源。大众媒介具有强大的传播力量，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信息传递给广大的受众，使之呈现于亿万受众的目光之下，从而产生一种聚焦、放大的功能。从这些意义上说，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的风险无疑具有了媒介化的特征。
　　
　　无需逃避：树立正确的危机传播观
　　在面对“危机”这一话题时，人们一度难以接受危机和现代性之间的必然联系，以至于在面对危机时要么粉饰太平，要么惊恐万状。不愿意面对、不敢面对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态度选择。而这种错误的态度导致的往往是危机的后果被人为地扩大。
　　其实，面对危机，我们无需逃避，我们需要的是树立正确的危机传播管理意识，正确地认识危机传播，科学地管理危机传播。
　　首先，危机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它是现代性的“后果”。坦然地接受这一现实才能够理性地面对它。我们追求现代化就要不断面对各种各样危机的“骚扰”，而这不过是追求幸福路上的插曲。既然无法逃避，不如勇敢面对。
　　其次，危机不一定是灾难，危机处理不好才会是灾难。面对危机，我们需要的是理智的判断，而不是慌作一团、慌不择路地胡乱应对。“病急乱投医”最为形象地勾画了许多人在面对危机时的慌乱心态。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②【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编著：《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③【德】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贾高建：《社会转型与社会冲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
　　⑤【美】阿尔温·托夫勒：《预测与前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
　　⑥【英】罗杰·E．卡斯珀森：《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在发展综合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收入《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SFU）访问学者］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