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创意劳工的参与和剥削逻辑
2020-12-28 15:23:38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12月下 作者:赵梦晗
摘要: 创意劳工:参与还是剥削? 从创意角度看,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参与式文化与融合文化,克莱·舍基提出的认知盈余理论等,都强调共享性
创意劳工:参与还是剥削?
从“创意”角度看,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参与式文化与融合文化,克莱·舍基提出的认知盈余理论等,都强调共享性文化的发展、个人创造和大众生产的整合。在国内,杨伯溆将“创意”定义为:个人的、独创的、有意义的以及有用的。可以说,“创新、参与、共享”等特征构成了创意劳工的“创意属性”。谈到“劳工属性”,达拉斯·斯迈兹提出的受众商品论是“劳动”议题的源头。之后,福克斯提出“产消商品”,认为互联网用户作为数字劳动中的“产消者”,主要以创造性内容和时间来实现其自身的劳动价值。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劳工属性”概括为“免费的、隐蔽的、被剥削的”。
创意劳工目前没有权威的概念,笔者将其定义为“在互联网上利用自己的认知盈余,进行创造性的非物质劳动的内容生产者。一方面,其倡导奉献与共享,且获取回报的方式多样;另一方面,其在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进行着数字劳动,受到自我和资本的双重剥削”。关于创意劳工,国内的研究不多,学者多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切入,对数字劳工、知识劳工及情感劳工进行研究。在国外,研究多聚焦于某一特定群体,如独立电影人、漫画家、编剧等,且对知识产权、劳工权益的研究较多。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文章重点关注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微博、微信上的青年群体创意劳工。青年群体是社交媒体中内容生产的重要动力,微信官方将15-29岁定义为年轻人,微博则将30岁以下都归为年轻群体。文章共选取14个研究对象,年龄范围为19-27岁,包括6个男生、8个女生,分布于北京、上海、青岛等10个城市,职业有大学生、研究生和上班族。按照访谈顺序,笔者将每位访谈对象标注为“1号,2号……14号”,其中1至6号为自媒体账号运营者,7至9号为微信公众号编辑,10至12号为微博超话粉丝大咖,13至14号为社交媒体其他使用者。在研究方法上,文章将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相结合。笔者与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1对1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时长为60分钟左右,主要平台为微信,包括语音、文字、电话等形式。另外,由于笔者与访谈对象都为微信或微博好友,因此观察他们的行为较方便。
创意劳工的参与逻辑
创意劳工既希望利用媒介进行自我表达与创意分享,又期待在圈层传播中获得群体认同与情感归属,在创意劳动的过程中,他们不再是“自我程控”的劳工,而是选择“主观性游戏”的沉浸者。
1.基于媒介可供性的自我表达与创意分享
“可供性”指“行动取决于环境提供的可能性”,潘忠党提出“媒介可供性”,用来描述新技术和现有行动框架组合所能带来的社会改变与进步。其中,媒介的“社交可供性”具有可致意、可传情的特点,媒介“移动可供性”中的可携带特点拓展了网民自我表达的空间,弹性时间也使得“随时随地”的内容生产成为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看到事情就会有感悟,因此用公众号来记录心情。现在我都是电脑不离身,对我来说电脑比笔便捷。”(5号)
另外,创意劳工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创意分享,包括基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分享及涉足具体领域的知识生产。对此,他们的想法是,“平常遇到好用的、好吃的就很想记录一下,不好的就想吐槽,有人看到了就可以避免他们踩坑。”(13号)文森特·莫斯可等学者提出,知识劳工进行非物质劳动生产,运用以数字媒介技术为主要代表的劳动资料,对作为劳动对象的信息、符号进行加工,并生产出使用价值。创意劳工乐于进行知识的生产与分享,并希望成为知识“创新扩散”过程中的“早期采纳者”。同时,利用自己的认知盈余进行内容生产及分享本身也是一种回报,是一种精神上的“使用与满足”。
2.圈层传播中的群体认同与情感归属
圈层文化是圈层传播的核心,网民生产并传播创意内容,圈层中的互动与沟通则进一步推动创意内容的发展,促进圈层文化的形成。“因为自己的工作关于独立音乐,也接触过许多团队,因此做相关公众号的编辑肯定会学到东西,也可以为自己积累一些资源。”(7号)在圈层传播中,成员们的互动主要基于趣缘关系,因此认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以及获得他人的认同对于创意劳工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这激励着他们进行再创作。同时,群体认同也有利于社会资本的获得。一方面,创意劳工围绕某一圈层文化进行内容生产需要社会资源的积累,而由于其在时空上的分散性,线上资本的积累便十分重要。另一方面,线上资本有时会转移到线下,这也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建构。
另外,“粉丝情感”也驱动着创意劳工进行内容生产。“因为喜欢,所以就做点能做的事。”(11号)这种单向的、不求回报的“准社会交往”心理推动着粉丝进行创意劳动,反过来又继续加固粉丝的情感。通过生产关于偶像的内容,粉丝获得满足感与归属感,这种情感也影响着现实生活,为现实生活提供某种支撑。同时,粉丝也希望自己生产的内容能够被偶像“翻牌”,这种情感互动方式与群体认同一样,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礼物”。
创意劳工的剥削逻辑
在创意劳动中,一方面,资本介入异化了创意劳工的内容生产与交往关系;另一方面,“液态社会”使工作与娱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创意劳工进行志愿劳动所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种“虚假的快乐”。
(一)资本介入异化内容生产与交往关系
首先,以广告为主要代表的资本介入影响创意劳工的内容生产。“有找我打广告的,但我会先看文章内容,如果与自己的想法有偏差是不会接的。”(7号)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对拥有反抗文化精神及充分个体自由的创意劳工来说,维护自我调性与内容风格是最重要的,而非利益的获取。但是,创意劳工无法仅凭自身实现个人价值,他们需要依靠网络平台及媒介技术进行内容生产,个体与平台是一种彼此“征用”的关系。一方面,平台为创意劳工提供便利,使他们生产的内容得以更好地传播;另一方面,由于平台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性,创意劳工的内容生产以及交往关系往往在无意识中被“异化”,这也是资本对用户的深层规训。
其次,资本介入也会影响创意劳工的交往关系。“在饭圈打广告的话,别人就会说‘你打着爱他的旗号赚流量’,而且我虽然只有两万多粉丝,但我粉丝互动很好。”(1号)一方面,商业因素的介入往往对创意劳工的内容生产提出要求,比如发布文章的时间固定性、阅读量的指标等,这就使其“情感劳动”变成一种职业化的流量生产,网民的“认知盈余”也被纳入资本生产的逻辑中。另一方面,资本将粉丝的情感与物质利益纠缠在一起,其通过共识制造与情感动员刺激粉丝的虚假欲求,这导致了交往关系的商业化。
(二)嵌入性时间与液态的生活
安奈特·希尔提出“嵌入性时间”,指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个体时间与媒介经验交织,使得人们生活与劳动、工作与兴趣的界限愈加模糊,也使网民的劳动身份更加隐蔽。这也正契合了鲍曼所提出的“液态社会”理念,在“液态社会”中,创意劳工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在生活和娱乐中“劳动”。
“当时是很满足的。现在一回想觉得浪费时间。另外,在网上每一种评价都会被放大,这让我变得焦虑加重,还多了很多现实中的同辈压力。”(1号)
由此可见,在凝聚着热爱与情感的“社会工厂”中,创意劳工始终处于被“驯化”的状态,可以说,他们越感到快乐,生产的内容便越多,由此被剥削的强度也越高。另外,这种线上线下流动且模糊的身份,以及虚拟的资本与社交并不能弥合现实生活中的焦虑,这种情感替代具有“保质期”。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创意劳工进行深度访谈及自身的参与观察,笔者探讨了这一群体进行内容生产的参与和剥削逻辑。访谈最后,当笔者问其是否意识或感受到自己是被剥削的“劳工”时,所有人的答案都是“没有”。“我们就是网络资源供给侧的一部分,很正常。”(5号)可以说,对于青年群体创意劳工来说,其生产内容获得的参与感远高于其被剥削感。目前,关于此类“劳工”问题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批判层面,但我们也应尝试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通过研究与鼓励网民的参与行为,更好地促进数字文化的发展。
当下,用户创新与媒介创新共同推动着社会创新,这种“价值共创”建构着媒介生态。随着“业余爱好者”和“专业生产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个体的创新性及生产力越来越值得我们重视。因此,我们要关注对创意劳工权益的保护,比如平台及相关企业应强化奖励机制,加大线上宣传力度、合理利用算法推荐等,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积极推动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加强对劳工们的知识财产保护。事实上,除了权益得不到保障,创意劳工也面临着其他困境,例如,创意劳动作为一种新型的内容生产形式是否会导致圈层固化,扩大知识鸿沟;创意的“边界”在哪儿,其是否会受到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等。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仅从传播学理论角度去研究是不够的,而是需要更广阔的社会层面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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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庄曦 董珊:《情感劳动中的共识制造与劳动剥削——基于微博明星粉丝数据组的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12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