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学院教育的提供者，新闻科系的培养除了实现技术类技巧类课程的强化，更应推动更深层次的新闻教育变革，翻开新闻教育“全新一页”。

　　从事新闻教育近20年，从未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这样挂念在抗疫一线做采访报道的曾经教过的毕业生们。回想起来，在以往的新闻课堂上，很少教授自己的学生如何在战争、瘟疫、冲突中保护好自己的实用技巧。嘱咐毕业生的那句“什么新闻都不值得付出生命换取，保护好自己是第一要务”，现在听起来显得既肤浅又不得要领，还不如教他们怎样穿好防护服，以及做好哪些准备再进入疫情现场。

　　自然，没有人可以预见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暴发，如何进入疫情现场的实用知识也几乎没办法短期内进入我们的新闻学培养方案之中。因此，对学生的担心也顺理成章地延展成这样的思考：一个新科入职的记者，到底应该在哪里学习进入新闻现场必要的自我保护知识？如何在特殊的情境下保障安全，继而保证质量地完成新闻报道任务？

　　当然，对自己的学生的关心，不止于健康与安全。如果行动受限，只能线上工作，记者们能够充分核实信息吗？远程采访，仅依靠采访对象的口述，而缺少了记者的“田野调查”，报道还能够生动详尽吗？在种种网络平台上流转的消息、流言、未经核实的数据、有意无意的歪曲事实之中查找资讯、做采访准备的记者们，又该如何分辨真伪、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们面对受到疫情冲击的采访对象并对他们的人生悲剧做报道时，能够坚守新闻伦理的底线吗？

　　实际上，这场疫情对整个新闻行业的影响超乎想象。直到目前，我们仍不能完全评估它到底将如何深刻地改变新闻传播行业的整体生态，这种影响又会如何反作用于我们的大学新闻专业教育。新闻行业变革的风潮已经开始，却不知落脚何处，此刻予以反思，正当其时。

　　疫情之下，新闻报道坠入复杂窘境

　　报道新冠疫情的新闻记者，尤其是身处疫区的记者们，面临巨大的人身安全风险。法新社的全球新闻主编Phil Chetwynd就在今年4月报告，法新社全球200家分社的17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80名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虽然其他新闻机构很少公布记者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但至少法新社的数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除了向必须深入一线采访的记者们提供专门的安全事项培训，大部分新闻机构发布了疫情期间的工作指令，鼓励记者们居家在线工作。部分电视机构甚至取消了演播室内的录制。主持人被要求在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地点录制串词。

　　现在新闻记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疫情流行的特殊情境下开展工作，然而因种种原因不能进入新闻现场带来的不便，正在侵蚀新闻行业必须坚守的尊重事实、客观报道、平衡观点的基本价值与伦理原则。

　　传统媒体针对新冠疫情的报道，受到疫情本身的冲击最大。除央媒等主流媒体外，地方与社区媒体几乎无法进入疫情现场，对当地疫情状况的报道也高度依赖地方卫生部门的信息发布。新闻媒体本应起到的独立调查、解释信息、分析问题、提供应对策略、服务本地受众的职责面临落空的情况。疫情期间，媒体提供的资讯同质单一，出现了资讯匮乏的窘况，不能充分发挥传播的主导权。

　　而新媒体的信息提供者，尤其是商业资讯媒体，片面追求点击率与传播热度，不仅把诸如“隔离三个月，车窗上长出植物”“离家两个月，进屋一看傻眼了”之类的娱乐新闻推上头条，也常常忽视信息的核实工作，让不准确信息快速传播，混淆视听，也对整个媒体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以社交网络为载体，个人用户则毫不抑制表达的冲动，常常分不清事实与观点，罔顾科学界清晰的研究结论，以讹传讹，释放情绪，朋友圈与微博账号中充斥着低质、混乱、言之凿凿却毫无理据的信息。

　　作为新闻传播行业最终服务对象的受众，则必须忍受低质量的新闻信息服务，对从大众传播媒介中掌握事实，并据此制定个人生活策略的期待只能落空。

　　疫情报道也使得新闻伦理问题凸显出来。如何核实信息，避免谣言的产生；如何报道疫情的感染者、因感染去世的人及其家人，避免二次伤害；如何平衡报道疫区新闻，避免标签化和污名化，都是摆在记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在疫情期间，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值得关注与反思，我们的新闻人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以上还不是全部的坏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流行将中国置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中国记者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出现在国际新闻界的地平线上，唯一的不同是，在全球新闻传播领域中，各种问题更加严重。

　　“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议题虽然几乎成为老生常谈，却在这次疫情传播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以英语为传播语言的发达国家的全球媒体占尽优势，成为国际新闻传播舆论的议程设置者。而处于弱势国家的新闻传播（包括中国新闻界在内），则似乎不得不自证清白，甚或悄无声息。美国的疫情是国际新闻报道的热点，而问题更严重的非洲地区的信息，几乎无法进入全球传播的信息版图。

　　与此同时，美国政客的冷战思维正在破坏全球合作抗疫的格局。美国总统更是不顾国际科学界的研究成果，坚称病毒起源于中国，并且直呼其为“中国病毒”。追责谬论更是沉渣泛起，不仅破坏全球团结，更伤害了本身作为受害者的许多中国人的感情。

　　这就是全球疫情之中的传播现实。新闻人受制于全球传播的恶劣局面，受限于采编行动的时空隔离，更受到低质量信息的不断袭扰，称之为新闻传播的“全球疫情危局”，实不为过。

　　反思危局，新闻教育翻开全新一页

　　新闻学教育从来都有不可否认的实务导向。新闻教育常常以传播业态的现实发展为前提，提供应对式、前瞻式的“教学配方”。例如，从报道技术上，新闻教育常常紧跟传播技术的发展，提供诸如“数据新闻报道”“融合媒体报道技术”等课程；从采编技能上，新闻院校也紧跟前沿，提供“新媒体采编制作”“在线调查”“新媒体写作与编辑”等培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传播业态的影响，则更加深刻。作为学院教育提供者，新闻科系的培养计划，不仅应该增加更多的“线上新闻采编”等技术类课程，也应该更新以往的“新闻伦理与法规”等传统课程，以观照诸如全球疫情中的新闻伦理问题。

　　上述的技术技巧类改变实行容易，但未来的新闻学教育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而必须从此次疫情的传播中吸取经验教训，推动更深层次的新闻教育变革。称之为新闻教育“全新一页”，亦不为过。

　　第一，新闻教育中应该增加科学素养教育。传统新闻教育中设有“媒介素养”类的课程，而此次新冠疫情的传播中凸显出了整个新闻界科学素养低下，进而也降低了公众的科学素养，使得全球科学界的研究成果无法应用到全球抗疫的共同行动中来，形成巨大浪费。

　　对于病毒的传播途径，医学界早有定论：保持社交距离、封闭管理、限制公众出行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案。然而就连这些基本常识的传播都是阻力重重，许多国家的政客甚至无法认识到戴口罩、勤洗手的重要性，在对公众发言中语焉不详、漏洞百出。新闻界也没能坚守底线、“大声疾呼”，而是任由政客左右民意。公允地说，目前美国成为全球疫情传播的重灾区，与特朗普总统的科学素养低下、误导公众有直接的关联；也与美国新闻界未能准确、客观地传达科学界的确凿定论不无关系。

　　这提醒我们，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会更加深入，全球性的风险亦不断攀升，我们培养的未来新闻人只有具备高度的科学素养，才能在推动全球舆论向着科学、理性、现代的方向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

　　第二，新闻教育也应呼吁公共政策的积极参与。这是此次疫情报道中暴露出来的伦理问题带给我们的启示。准确、客观、平衡、负责以及人道的报道准则是媒介伦理的核心诉求。传统的新闻教育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坚守核实信息、尊重事实、平衡观点的基本原则。并且公允而论，传统媒体在秉持新闻伦理方面做得更好。

　　无奈的是，社交媒体入侵新闻传播的工作场域，浑水摸鱼，干扰了传统媒体的报道情境，甚至有抢夺新闻热点、片面追求点击率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恶劣影响。在传统媒体、新媒体机构、个人用户“三分新闻传播天下”的局面里，专业、理性、坚守伦理的传统媒体记者的话语权被削弱。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传统新闻报道中的伦理诉求，并不完全适用于个人用户。单以“客观”原则为例，我们如何要求一个“仅代表我个人”的社交网络用户“客观”地报道“他的新闻”呢？

　　既然不能将专业媒体的媒介伦理原则推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发布者（个人用户），我们只能诉诸公共政策的介入。借此，将专业的新闻传播工作交还到经过专业新闻学训练的专业记者手中，并限制个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报道”。

　　然而，这个“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工作，单由新闻界和记者团体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毕竟从事专业新闻传播工作的记者们，无权干涉任何公民的网络发言行为。治理网络空间，甚至重新进行传播工作的合理合法的版图规划，只能诉诸公共政策的支持与纠偏，让新闻传播在整个传播格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让受众在有需要之时，可以转向专业媒体，得到高质量、可靠的新闻信息服务。

　　公共政策的参与形式并不复杂，眼前的工作很可能“简单”到提高专业记者的工作待遇，让受过良好的新闻教育的新科记者们更乐意进入专业媒体，让他们的新闻坚守有真正的用武之地，而不必屈从于大公司的高薪诱惑，转身变为服务于公司利益的公关人员。

　　如果有公共政策的积极参与，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专业新闻工作者承担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工作，而个人用户、社交网络并非被挤压到无所作为，他们完全可以在娱乐、服务信息等领域发挥特长。

　　有评论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自二战以来全人类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在此全球疫情危局之下，反思我们的新闻传播实践，进而反思我们的新闻教育，本就是我国以求实为本的百年新闻教育脉络中的应有之义。期待此次的反思与转变不只是一次应时之变，而是未来新闻教育崭新局面的开端。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