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数字时代，数字平台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广泛的用户群体，已经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种以数字平台为中枢的新型社会形态——平

　　在数字时代，数字平台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广泛的用户群体，已经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种以数字平台为中枢的新型社会形态——“平台社会”，正悄然发展。

　　平台基础设施化是平台社会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平台在继承与重组传统基础设施的同时，接受了政府和金融资本的支持，并通过用户行为和算法实践转译了其运行逻辑，实现基础设施化发展。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具有很强的情境化色彩，呈现出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可见性与隐匿性交织、韧性与脆弱性共栖的特征。理解和研究平台基础设施化应避免简单地想象平台基础设施化的进程和影响，需要更加仔细地对待“基础设施化”这一概念。

　　置身于平台社会中，新闻业面临新的危机和挑战。平台逻辑与媒体逻辑发生着碰撞，造成了新闻业的主体危机，具体表现为技术赋权下新闻从业者主体缺位和经济逻辑主导下新闻行业发展失控。此外，新闻业在内容生产中面临着流量与质量的平衡问题，过度的“平台依附”导致媒体地位边缘化的危机，算法推荐加剧了新闻公共价值衰落与网络舆论分化。重塑新闻业的主体性，“超越平台”成为一条可行的路径，即媒体可以走向“台前”打造自主可控的平台或走向“幕后”成为“平台的平台”。新闻业必须在平台语境下寻找可持续发展路径，坚守专业逻辑维系职业权威，促进公共对话凝聚社会共识。

　　从国家治理视域出发，平台社会中的主流媒体与平台企业并非简单的竞合关系，而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关系中的共生关系。主流媒体正在形成“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媒介化治理模式，互联网平台企业则超前推进“平台+政务、智慧、服务”的平台化治理模式，两者由此形成了一体共生关系。主流媒体以媒介化嵌入社会，对社会形成累积影响，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平台化形塑社会，实现对社会的持续渗透，两者构筑了国家与市场的协同共生关系。

　　深入研究我国平台社会语境下的新闻业，要精准把握本土的关键重大问题，以更具前瞻性的思维应对新变化和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