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习1950年邓小平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报告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闻宣传领域，邓小平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历和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青年时代就开始从事革命报刊活动，一生都与报刊和宣传工作结缘，报刊成为他从事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手段和武器。而在其报刊与宣传工作实践中，他不断积累总结经验，进行理论思考，逐渐形成了他的新闻思想。

　　本文探讨的是邓小平1950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时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该报告既是他对以往报刊宣传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形势下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性质任务、功能作用和原则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这篇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论述，称得上是他后来新闻思想逐渐深化和完善的奠基之作。

　　报告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内涵

　　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发表时全文仅三千多字，但其内涵十分丰富，涉及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任务、功能作用、工作原则、策略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笔杆子很重要

　　报告开篇第一句话是“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可谓“开宗明义”。这是一次工作会议，参会者都是西南局及所属各省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邓小平说话直截了当、干净利落，上来就明确了报告的主题：如何用好“笔杆子”。接着他说，“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并说“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①。

　　毛泽东一生革命，靠的就是“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运用笔杆子（报刊）指导斗争、指导工作是毛泽东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就谈到报纸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他要求党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的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②。

　　而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又提出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③。

　　邓小平把毛泽东的观点作为立论的依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强调“笔杆子重要、新闻工作重要”，并且指出，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这是他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报告中最核心的观点。

　　强调笔杆子重要，新闻工作重要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所形成的传统。让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了解这一传统，认识这一观点，对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意义重大。

　　接着，邓小平比较了领导工作常用的“开会”做报告方法的局限性，认为“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而“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他还特别强调，在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

　　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取得政权不久，党政部门的领导很多都来自部队，长期拿的是“枪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对新闻工作也不大了解，因此邓小平用“笔杆子”这一形象比喻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述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独特优势，帮助他们认识“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要“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二）党委要善于运用报纸、领导报纸

　　帮助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认识到“笔杆子重要”，这仅仅是第一步，而要真正解决用好“笔杆子”的问题，还须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会写，怎么办”等思想顾虑，解决好如何“善于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唯有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重视，并且带头参与和支持新闻工作，才能运用和领导好新闻工作。

　　针对一些领导同志以“不会写，写不了”，或者“没有功夫”等理由不愿意写文章的情况，邓小平分析说“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而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具备先天优势和独特条件，因为他们“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这是写文章，特别是写出“意思好”，即思想性强的文章的重要前提。至于写作方法这些技术方面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

　　对那些不愿意给新闻媒体写文章的领导同志，邓小平还“出招”，让新闻单位同志主动去做工作，比如可以采取“你讲我写”的方式，或是“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但邓小平强调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

　　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如此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作动员、提要求、出招数，就是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同志能够重视，并带头参与和支持新闻工作，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和领导报纸的问题了。

　　（三）办报要坚持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邓小平在报告中对如何办好报纸提出了三个条件，即“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看得出来，这三个条件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所总结出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相联系和相对应的。也就是说，邓小平把党的三大作风作为做好报纸工作的三个必要条件，既反映出很高的政治站位，又体现出很强的实践价值，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靠长期的成功实践所验证了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邓小平认为，要办好报纸，第一是要“办得更结合实际”。所谓“结合实际”，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当前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所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去分析研究工作，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思路和重要方法。

　　邓小平在报告中所说的办报要“结合实际”首先是要处理好“办大报”和“办小报”的关系问题。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党委都希望“办大报”的想法，他提出“需要办大报的地方（大城市）必须办大报，但不是都要办大报”。

　　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要办好地方报纸，适应地方工作需要的问题。他表扬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最近有进步。他说，我们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但作为地方报纸，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有的小报就比大报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他比较四川的情况说，贵州、云南的情况又各有不同。因此，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并说“这就是指导性”。他在报告中还谈道，各家报纸接触面不同，只有“各方面努力，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

　　其次是要“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体现出自己的地方特色。他要求报社“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只有这样结合实际地去开展工作，才能满足本地工作的需要。

　　邓小平在报告中结合西南区当时面临的一些中心任务，具体谈了办报如何结合实际的问题。在谈到剿匪工作时他说，四川剿匪的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当时党和政府提出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邓小平指出，“不问”是说不问罪，不治罪，而不是说连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

　　在谈到征收公粮工作时他说，一般开始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后来很难收上来。万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较恰当，要好好介绍、表扬。他要求报纸“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在谈到领导生产时他说，当前“整个情况不算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按照毛主席指示新区要保持原有的生产水平，不使降低，老区还要“长一寸”的要求，地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关于生产宣传，邓小平提出也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要结合当地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宣传报道。他说，“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林少”。有的地方报告他们从佃富农那里调剂了一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他提醒“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凡是涉及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

　　在谈到调整工商业时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最近报上登了些私营纱厂解决困难的报道，应该登，用私营企业的榜样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领导”。他要求报纸“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对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

　　当时政府调整工商业涉及三方面问题，一资、二劳、三公，邓小平说“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认为，有的工商业家对我们的政策有抵触，但他又确实在改，那就好，改好了会感到我们的政策对他是有帮助的。

　　邓小平的报告务实而又细致，始终立足于解决当时西南局所面临的中心工作和主要问题，并结合许多实际事例作了详细分析和讲解。这其中许多都涉及新闻报道的时机选择和策略反复问题，涉及如何把握好新闻报道中的“度”的问题。他十分强调办报不但要正确，“还要看合不合时宜”，这也是结合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在报告中举了一个例子：不久前《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专论，讲的是剿匪中的情况，内容主要是批评。他问，这样做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时宜？不合时宜。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在剿匪已经有了成绩，部队又很艰苦很努力的情况下，主要去批评就不合时宜了”，放在一个月以前则刚合时宜。这说明我们的同志对剿匪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因此，他提出“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来判断”，这就涉及新闻报道如何讲究策略，如何考虑时宜，如何把握好“度”，如何实现最佳效果的问题。

　　谈到传播效果问题，邓小平还说，因为报纸有威信，干部群众“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比如“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他说，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这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邓小平认为，要办好报纸，第二是要“更切合群众需要”。所谓“切合群众需要”，是指办报要立足于“服务群众”，要做到让“群众满意”，要使党的报纸同时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报纸，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历来所坚持和传承的优良传统。

　　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当地群众，满足他们的新闻与信息需要。

　　关于如何使报纸办得“更切合群众需要”的问题，其实与前面所论述的办报要“结合实际”部分中有许多内容是相联系的。比如要报道如何领导群众交公粮，如何兼顾各方面使群众能够“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如何考虑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来判断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等，就都是从群众的角度来考虑的，都是为了满足群众的新闻与信息需要，解决他们在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所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

　　总之，邓小平依据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历来坚持的群众路线，从服务群众的角度对报纸如何办得更加“结合实际”，更加“切合群众需要”，结合实例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从而为党报紧密结合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提供了正确的路径和方法。

　　邓小平认为，要办好报纸，第三是要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检讨错误、纠正失误，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而运用媒体开展新闻批评，进行舆论监督是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邓小平在报告中是从表扬《新华日报》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的，他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

　　综合他报告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把邓小平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十分重要。

　　邓小平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工作可以运用的报道形式和手段很多，成就宣传、经验报道等常用的正面宣传方式，其激励人、鼓舞人和引导人的力量很大，这是被大量事实和案例所验证了的。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说“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呢？我们从邓小平说的，如果我们党不注意发扬民主，不注意开展批评，不注意实行舆论监督，不注意医治自身的自满和麻痹，“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的警示，就应该明白了。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如果我们党不注意发扬民主，不注意开展批评，不注意实行舆论监督，不注意医治自身的自满和麻痹，就一定会“脱离群众”，就一定会“犯大错误”，那么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作为一种能够避免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的有效形式和手段，是一般的正面宣传所替代不了的，自然是“最有力量”的。

　　邓小平在报告中强调报纸一定要坚持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他认为，能否有效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检验和衡量一家报纸办得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志。他在报告中提到“中央过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同时，他又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在邓小平看来，有的报纸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好，受到了中央的表扬，而且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了是非，明确了对错，这是值得学习的。一方面强调重要，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足，邓小平为西南区的党报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指明了方向。

　　二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讲求策略，注意方法，考虑效果。

　　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是一种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揭露问题、针砭时弊方面，有着独特的战斗功能。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用得好，可以抑制邪恶，惩治腐败，起到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如果用得不好，则可能伤害同志，起到消极和破坏性作用。因此，开展新闻舆论监督一定要慎之又慎，做到讲求策略，注意方法，考虑效果。

　　邓小平在报告中就提出了几种方法，如要抓住典型，要有头有尾，要向积极方面诱导，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以及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要作提醒和说明等等，他认为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

　　“抓住典型”，是指批评和监督报道不能随心所欲，要尽可能抓住那些带有倾向性，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人物与事物开展批评和监督，这样可以起到批评一个人、一件事，教育和警示许多相类似的人和事的作用。

　　“有头有尾”，是指批评和监督报道不能无头无尾，而要做到有始有终。在批评之后，要注意反馈和交代批评和监督报道的结果，不能“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没有结果，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批完就不管了。只有让群众看到批评和监督的效果，才能显示出批评和监督报道的力量，使群众对报纸更加信赖。

　　“向积极方面诱导”，是指批评和监督报道须防止引发负面效果，要注意引导干部群众从报道中总结和汲取教训，达到认识错误，纠正失误，团结同志，改进工作，激励群众，凝聚力量的目的，而不是出现相反的结果。正如邓小平说的，我们的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

　　“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是指批评和监督报道须尽防止采用简单的批评方式，要善于运用“好坏对比”的方法，在批评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同时，提供一些正面典型，让干部和群众通过好与坏的比较，从中受到启发和警示。

　　“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要作提醒和说明”，是指批评和监督报道须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报纸发现自己的批评和监督报道存在“与事实不符”的地方，要主动作出说明和解释，并及时加以更正，尽力防止以讹传讹，使负面影响继续扩大，造成更严重的负面效果。

　　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批评和监督报道的策略与方法很有针对性，也很实用，对防止报纸的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出现负面效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三是党委要支持报纸做好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

　　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既是社会和民众赋予报纸的一项职业责任，也是党委和政府赋予报纸的一项政治使命，可谓“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因此，一方面需要报纸自觉接受党委的领导和监督，要在党委的领导、监督和支持下开展工作，争取实现预期的积极效果，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要支持和帮助报纸开展好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力求取得好的效果。

　　邓小平在报告中主要是针对党委提出要求，他希望“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分析邓小平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当时在西南地区开展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障碍是“敢说话的人太少”，这就导致一些报纸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新闻批评和舆论监难以开展，或是“形同虚设”。正因为此，邓小平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鼓励说话”，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

　　在报告中，邓小平还有一段话也是讲党的领导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这是他在提出办好报纸的三个条件后紧接着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报纸工作关键是党的领导，即使是他提出的办好报纸不可缺少的三个条件，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因为这三条离开了党的领导也搞不好。而搞不好的表现，一是报纸“没有力量”（指缺乏影响力和引导力），二是报纸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指报纸没有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只能是见什么登什么）。因此，在邓小平看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加强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是报纸工作重中之重的大事。

　　正式发表的邓小平的报告篇幅并不长，总共才3400多字，关于办好报纸的三个条件的内容就长达2600多字，占了四分之三，充分说明这三个问题在邓小平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因为这三个问题，都是报纸要实现领导的根本任务，都是报纸工作应当注意的重要原则，也是报纸工作必须掌握的重要基本策略和方法，所以，邓小平在报告中用很大篇幅作了详细解读和阐释。

　　除此之外，邓小平在报告中还提出了报纸工作不仅要考虑“质”，还要考虑“量”的问题，要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他说，报纸“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这就是说，报纸工作要用“质”来保证报道的准确性，同时也要用“量”来保证报道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这样才有力量。他说：“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们就注意了。”这是对“质”与“量”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是做好报纸工作的有效策略。

　　（四）报纸要靠大家来办

　　邓小平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大家办报”的问题。“大家办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全党办报，二是群众办报，加在一起就是全党动员，全体参与，实现“大家办报”。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曾作了明确阐述，他指出：“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④可以说两年后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这一观点，是对毛泽东“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再认识和再强调。

　　邓小平说的“大家办报”，是从两方面说的，一方面从领导来看，另一方面是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从领导看，或是从组织看，是指办报要靠各级党组织，靠每个党员，靠全体同志，这是确保报纸工作得到全党关注、重视和支持的重要条件。

　　而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是指要摒弃“专家办报”“关门办报”的倾向，实行“群众办报”“开门办报”，这也就是“大家办报”。而通过这种方式，报纸才能真正实现同实际的结合，同群众的联系，这样，报纸也就办好了。

　　报告的价值和意义

　　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发表迄今已过去70年了，今天我们重温这篇报告，学习其理论内涵，探讨其理论价值，感觉很有价值和意义。这篇讲话阐述了党报工作的理论原理，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内涵，奠定了邓小平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阐述了党报工作的理论原理

　　邓小平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报告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阐述了党报工作的理论原理，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贡献。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形成的关键时期。1942年，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以增强党性为主要任务和目标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改版，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该报在改版社论中将党报的品质和传统概括为“四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又称“四性一统”，即由党性统领下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基础。

　　此后，1948年4月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10月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对党报理论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党报的性质地位、功能作用、方针原则、策略方法等。发表于1950年的邓小平的这个报告可以说是对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党报工作论述的一种认知、诠释和传承。

　　如前所述，邓小平在报告中对党报工作的论述，体现了他对从延安开始已经初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认知和解读。虽然他在报告中并没有使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这几个概念，但报告的所有内容都在围绕着这些概念所关涉的问题做文章。

　　例如，他用“笔杆子”来定位党报工作，这个概念既涉及党报的性质地位，也涉及党报的功能作用。此前，一些党的领导者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在对党报性质的描述和定位中，曾经使用过“喉舌”“武器”“工具”“阵地”等各种称谓，其实，都是在比喻党报的性质和功能。邓小平使用的“笔杆子”，应该说形象、生动，好理解。特别是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从而为党政领导和新闻宣传干部认识和把握党报工作的性质定位提供了便利。

　　邓小平的报告从头至尾都在谈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怎样运用和领导好报纸的问题，正是从党报的这一基本性质定位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从党对党报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的角度对党报提出的要求，这些都涉及党报工作的“党性”问题。

　　邓小平报告中四分之三的篇幅都是在阐释和论述他提出的办好党报的三个条件，即“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实际”谈的是党报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联系群众”谈的是党报要坚持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谈的是党报要有“战斗性”，党报工作者要具有斗争精神，要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内容与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都是紧密联系的。

　　而在论述这些问题时有一个关键性概念贯穿始终，即“领导”。他多次用了“领导机关”“领导同志”“领导报纸”，以及“实行领导”“实现领导”“用笔领导”等表述，并且说，“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最后，他概括说“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由此看来，他虽然没有使用“四性一统”这个词，但实际上他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阐述在党报工作中党的领导和党性原则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报告是在阐述党报工作的理论原理，是在为西南局所属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同志和新闻宣传部门的干部讲授党报工作的理论原理和工作要求。

　　（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内涵

　　如前所述，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和毛泽东、刘少奇1948年的两个谈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走向成熟，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报刊活动实践中形成的理论结晶。当时作为党和军队的一个重要领导者，特别是一个在党内军内长期担任思想政治工作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党的新闻思想，特别是对党的新闻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重要观点，应该是明了的和有明确认识的。

　　通过上面对邓小平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报告主要内容的分析和论述，可以看出他用自己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对党的新闻思想作了许多创新性阐述，特别是作为一个主管西南大区工作的地方党委的主要领导，对如何办好地方报刊作了独到的分析和论述，从而充实和丰富了党的新闻思想。

　　例如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开门见山一上来就谈到了“报纸的作用和力量”的问题，他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⑤。

　　而邓小平的报告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是围绕着如何把报纸办得“有力量”的问题做文章。

　　邓小平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讲办好党报要注意的“三条”，即“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总结说：“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在他看来，党报要办好，要办得有力量，首先是要做到这三条，并且要坚持党的领导，否则“报纸就没有力量”。邓小平把“三条”统一到“党的领导”上，形成了他“三条一统”的独特理解，颇具新意。

　　另外，他还说办报办得好与不好，办得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在他看来，办报既要有质，又要有量，各方面都应该围绕“质”和“量”两方面做文章，要使新闻报道既注意准确性，又有足够的数量，形成一定的声势，这样才能形成影响，“才有力量”。另外，报告用四分之三的篇幅集中论述的“三条”，其实就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作风。邓小平把党的“三大作风”作为办好党报的三个基本条件，这也是一种思想和理论上的创新。应该说这是对党报工作经验的一种很好的概括和总结。党的“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斗争实践和理论思考所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传统与经验，是做好党的各项工作的“法宝”，也是被无数成功的事例充分证明了的。作为党的整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工作也应该运用这一“法宝”，坚持好这些传统，采用好这些经验。邓小平在报告中的论述，说明做好这“三条”，确实是办好党报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后来在对党性原则内涵的认识上，邓小平又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说“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⑥。在他看来，完整的、真正的党性决不仅仅只是对党的决议、原则和纪律的思想认同与组织服从，它还应该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这些党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路线、工作作风和传统经验。这说明邓小平很善于运用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来指导工作。

　　邓小平在报告中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办好党报的三个条件之一，并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思想也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邓小平对开展新闻批评，实行舆论监督问题有着独到的理解。1957年4月，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扩大党内民主，加强群众监督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⑦

　　邓小平在这次会上强调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在他讲话的前一个月，即1950年４月，中共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我们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⑧。

　　刚刚建立人民政权才半年时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成为执政党之后所面临的形势和挑战，适时作出了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是为了保证广大党员干部能够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提出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⑨，始终不脱离群众，以赢得群众的拥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强调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从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以及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要作提醒和说明等方面，对做好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这些内容对党报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些内容也是对党报理论的丰富和创新。

　　（三）奠定了邓小平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一生都与报刊和宣传工作结缘。他青年时代就开始从事革命报刊活动，20世纪20年代初，未满20岁的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便参加了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下辖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和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机关刊物《赤光》的工作。这段经历使他积累了以报刊为武器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的经验，而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其日后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宣传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1933年在瑞金和长征途中担任过红军报纸《红星报》的主编。《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邓小平担任主编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止，共一年多时间。在他的领导下，这张在艰苦战斗环境中出版的红军小报，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服务于党和红军的政治目标，满足红军战士的文化需求，成为红军指战员的良师益友，被称为“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这段经历使他积累了在战争环境中办报的经验，把握了办报要为读者（红军战士）服务，报纸要让读者满意的真谛，为其日后指导党委和军队的报刊宣传工作提供了实践经验。

　　自离开《红星报》后，邓小平开始担任一系列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因此再没有直接从事过报刊工作。但是他担任的职务大都是主管党和军队政治、思想和宣传工作的职务。如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政委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奉调到北京工作。这些工作都需要运用报刊和开展宣传。

　　这期间，邓小平无论是当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或是中央局书记，野战军政委，都非常重视报刊宣传工作，并且熟练地运用党和军队报刊联系群众，指导工作，引导舆论。尽管党务和军务工作繁忙，但他始终坚持通过领导创办报刊，为报刊题词，给报刊撰稿，作工作指示等方式，指导和支持报刊宣传工作。这些经历使得他积累了作为党和军队领导者运用报刊指导和推动工作的经验，也为他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邓小平一生中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正式报告和文稿就是这篇1950年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报告，这之前和之后，他都没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专门讲话和文章。尽管如此，并不影响他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在认定党的报刊是党的须臾不可缺离的“笔杆子”的前提下，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作深入的理论思考，也不影响他对自己的新闻思想作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新闻事业通过拨乱反正，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在新闻战线推行的极左路线，恢复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重新确立了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标准，认识了新闻宣传的客观规律，实现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点转移，同时积极慎重地推进新闻改革，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真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在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方面的错误教训，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实现了新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他根据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中心任务和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就党的新闻工作如何总结“文革”历史教训，恢复以往优良传统，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推进新闻事业全面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特别是他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守社会主义舆论阵地、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政治高度，提出了党报党刊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党的新闻事业应当坚持并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新闻工作应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宣传上来，在服务四化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新闻工作要坚持改革，要为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服务；新闻工作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确定了科学指针。

　　正是在指导党的新闻工作服务改革开放事业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实践中，邓小平形成了自己的较为完整的新闻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充实了丰富的内容，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这一意义上说，1950年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报告，就成了邓小平新闻思想的奠基之作，为他后来新闻思想的逐步完善和充实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这应该是这篇报告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今天我们重温70年前邓小平的这篇富有见地、独具特色的报告，可以发现其内容对于我们当下传承好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传统和宝贵经验，深入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能够起到引领作用。报告中提出的新闻工作要结合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要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办好媒体等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稳步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课题“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19ZDA321】

　　注释：

　　①《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50页。以下凡引自该文的不再作注

　　②③④⑤《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第115页；第149页；第150页；第14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⑧《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作者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