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政治学者的张奚若，将落脚点放在人的身上，认为唯有真正改变人，才能真正改变政治。

　　最早知道张奚若这个名字，因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提出者。

　　张奚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大学院（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暨联大、清华政治学系主任。1949年之后，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席等。

　　1949年9月，作为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政治学者张奚若，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讨论国家名称时，有的赞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的提议“中华人民民主国”，他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已经涵盖了人民民主专政之意，无需重复。

　　张奚若，曾与钱端升、王赣愚一起，被并称为“西南联大政治系三杰”。张，一身硬骨，有两则典故。一则是1941年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蒋介石忍不住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拂袖而去。下次开会邀请时，回复说：“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一则是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中共征求其意见，5月16日的《光明日报》刊发了他对“三大主义”的批评，用了十六个字来概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而在1956年上半年的一次学习会上，他曾针对当时的宣传，恳切地说：“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王子光，《怀念刚直不阿的张奚若老师》）

　　1946年1月19日，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张奚若，应学生联合会学艺部宣传部邀请，做了一个公开演讲。面对国民党的统治现状，他的立论是：“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垄断。”其批判精神由此可见。早在五四运动前夕，张奚若在国外看到胡适邮寄的《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后，回信说：“此等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称之为“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的议论”。

　　张一生著作不多，一册《张奚若文集》保留了诸多言论文献。此书是1989年张奚若百年诞辰之前，清华大学校史组编辑而成，分为学术、时评、政论、书信、回忆五类，除去书信和生前好友的回忆，时评和政论占了相当多的篇幅。

　　1948年，张奚若在对参观清华的中大学生的讲话中用了《不要辜负了时代》的标题，指出“一个思想落伍技能低劣的人，在任何社会都是不会发生很大的作用的”。思想不落伍，指“一定要认清我们今日所处的时代的性质”，技能不低劣，就是“要加倍学习些关于各种建设的原理和应用”。所有这些，都要朝着一个目标，就是“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个人或阶级的利益”。

　　归而言之，作为政治学者的张奚若，将落脚点放在人的身上，唯有真正改变人，才能真正改变政治，正如学者智效民所言，“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

　　1935年，张奚若接连发表关于“国民人格”的评论。《国民人格之培养》（《独立评论》，1935年5月12日第150期），首先发表于5月5日的《大公报》“星期论文”，随后被《独立评论》转载。他提出“要有健全的国家须先有健全的人民”，具体而言，就是个人解放是现代一切文化的基础；个人主义的优点在能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而此种人格任何政制下都有无上的价值，都应该大量培养；中国今日急需培养此种人格，以立国本而救国难。

　　评论发表后，他似乎感到意犹未尽，又写下《再论国民人格》（《独立评论》，1935年5月26日第152期），深入探讨这一观点：“国家是为个人而存在的，个人并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只是一个制度，一个工具。”

　　两篇评论的目的，就是重塑国民人格，这是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之一。张奚若一直告诫自己的学生，攻读政治学决不要为了做官，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学政治学要多了解社会，为正义而申言，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

　　此外，轰动一时的《独立评论》停刊事件，也与张奚若有关。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由于激怒了当时北平的权势人物宋哲元，导致停刊数月。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