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所谓标准的政论家，就是建立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理论体系，研究政治问题，秉持问政精神，勇于表达自己对时局时事的意见。

　　2017年5月4日，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人民日报》撰文《“五四”，永远的精神标杆》，提到“五四”之所以是“幸运儿”，有一个现象：“事件发生的当月，按理说，尘埃尚未落定，可已经有北大教务长顾孟余、学生领袖罗家伦以及著名政论家张东荪分别在《晨报》《每周评论》与《时事新报》上撰文，命名此‘运动’，且表彰其‘精神’。”

　　1919年5月27日，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时评”栏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明确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

　　无疑，张东荪是一个标准的政论家。所谓标准的政论家，就是建立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理论体系，研究政治问题，秉持问政精神，勇于表达自己对时局时事的意见。

　　张东荪早年承继家学，到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归国后，先后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在政治学、现代哲学领域都颇有建树。

　　1912年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三个月的从政经历后，张东荪从“干政治”转向“评政治”。他认为时代之急需和自己之兴趣，皆在“评政治”，即“对政府、对民众进行指导，评议政治、启发人们的政治觉悟、对当政者施以监督和影响”。

　　关于“干政治”和“评政治”的区别，张东荪认为，“干政治”是为了政治，“评政治”就是要言自己所信仰的，说自己独立的真诚的话，即做到心安理得：“因为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我也谈梁任公辛亥以前的政论》，《自由评论》第19期，1936年4月）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民主与专制等问题上，他都不遗余力表达自己坚持问政的立场。

　　从言论史上看，张东荪的价值是远被忽视的。1911年，25岁的张东荪在《东方杂志》8卷4号上刊发署名“圣心”的《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由此开启了政论历程。这篇政论中，他认为导致道德堕落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不良，“夫人心之堕落，其由来者，政治有以司之，生机有以司之，教育有以司之，岂突然而成者耶？是故改革人心，必自政治经济教育始。而三者之中，尤推政治为先”。

　　1912年起，他为梁启超在天津创办的《庸言》撰稿。与之同时，他与友人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在北京创办《中华杂志》。

　　1916年，梁启超在北京成立“宪法研究会”，张东荪为其中主力。191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时事新报》，次年，他又创办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该副刊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称三大副刊。

　　张东荪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都有关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著名的“科玄论战”（1923年）和“唯物辩证法论战”（1931年）中，张东荪都是主力，被称作“中国新唯心论领袖”。

　　1932年5月，张东荪与张君劢组织了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他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98条政纲。

　　1946年5月22日，张东荪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之于世。该文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其主张。

　　张东荪的《中国之过去与将来》等文章，被蔡尚思称作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1951年，张东荪卷入“美国特务案”。不久，案件被破获后，撤销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