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可供性自引入我国传播学领域后，关注度不断上升，为传播学研究拓展了视野，但研究中存在概念嵌套混乱、误用等问题，特别是过多

　　摘  要：可供性自引入我国传播学领域后，关注度不断上升，为传播学研究拓展了视野，但研究中存在概念嵌套混乱、误用等问题，特别是过多偏向于功能属性。本文通过梳理可供性概念的起始、发展和国内研究状况，分析概念发展脉络，寻找可供性的使用边界，以此理解可供性概念并从中探讨其传播学的理论潜质。

　　关键词：可供性；传播学理论；主体间性；技术可供性

　　可供性（affordance）自2017年由潘忠党引入我国传播学领域后，短短五六年时间引发了研究热潮，为传播学研究乃至新闻学研究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但不可忽视的是，许多研究的论述背离了吉布森最初对可供性的定义，进入一种功能性的单一论述视角。本文意在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当下对可供性的误读，并通过追溯概念本源及理论的发展来探讨如何正确认识可供性概念。但当前国内对可供性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使用边界，包括对“affordance”的中文概念释义也有不同的意见。对此，我们需回到吉布森的理论之初，顺着概念的发展脉络去寻找可供性的使用边界来完成对概念的正确解读。

　　可供性的概念本质及发展

　　（一）何谓可供性

　　可供性作为生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最早出现在1966年由美国学者吉布森撰写的《作为知觉系统的感官》一书。布吉森指出可供性不是一种物体的属性，更接近一种后天习得的价值，强调人与物的互补[1]。1979年，吉布森正式在《视知觉的生态进路》一书中界定了可供性的概念，即“动物和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吉布森解释：“可供性既不是客观属性，也不是主观属性；或者如果你喜欢，那便两者都是。……可供性不会随着观察者的需求而改变。一种物质对动物的可食用性并不取决于动物的饥饿程度。”[2]

　　1988年，唐纳德·诺曼将可供性引入工业设计领域，用来探索个体感知与人造物的设计之间的关系，他提出“感知可供性”概念，强调人们在没有标签等指示符号的情况下，可供性能够帮助人们理解行动的可能性[3]。2003年，威尔曼（Barry Wellman）等人将“社会可供性”引入传播学，并定义为技术/物影响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威尔曼意在说明主体具有消化、使用技术/物的能力，强调特定技术/物为用户提供特定的功能，以塑造特定的社会结构[4]。

　　（二）可供性在中国传播学界

　　2017年，潘忠党等学者将可供性概念引入我国传播学界并逐渐被接受。他将可供性视为衡量和比较不同新媒体的整合概念，并提出新媒体的可供性包括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与移动可供性”三个维度，在这三个维度上的水平越高的媒体越新。[5]彭兰在谈论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时引用了潘忠党的可供性解释并指出：“数字技术对新闻生态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可供性的影响。……可供性的提高与数字技术在内容产业中应用的不断演进及深化息息相关。”[6]

　　可见，从可供性引入传播学领域伊始，便被带上用以分析媒介技术、媒介环境的使命，成为一种新的认识论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常江等学者更是直接锁定“技术可供性”来讨论，认为“技术可供性”作为“元概念”在数字新闻理论体系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生发出数字新闻生态和数字新闻行动者两个基础研究范畴[7]。在此之前常江便指出：“技术可供性是我们理解互联网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它让我们从技术自身的属性出发，其拼接各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社会因素，实现对于文化的完整理解。”[8]张杰则从“平台可供性”的视角提出，将媒介理论的研究同可供性结合。他提出，也许恢复“情境”的独立地位，可以更好地将可供性视为行动者在情境中遭遇、建构和情景定义的达成过程，或许是跳出人与技术的对立范式的经验研究的可能性路径[9]。

　　综上，可供性在人类社会中可以理解为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性。在此，我们不妨引入对“主体间性”的理解来作对比认识。所谓主体间性，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性和统一性[10]。我们在运用主体间性时，会将“主体—主体”二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去探讨，由此，我们可以从中寻得启发，在讨论可供性时，也将二者放在非依附关系中去讨论。而且，无论随后各领域如何发展和延伸可供性的使用，始终没有脱离的是“人与物相互之间”这一核心内涵。随着可供性概念引入我国传播学界，将可供性作为一种认识视角的研究逐年增多，并且出现了多种细分研究。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许多此类研究未能真正阐明其概念本质，在运用中过多地走向功能性视角从而忽略了对相互性和协调性的探讨，以至于对刚接触可供性概念的人形成一种功能倾向的误导。为说明此问题，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加以说明。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可供性”作为主题从中国知网5210篇文章中检索新闻与传媒领域的中文文献176篇（截止时间为2023年1月1日），清洗其中相关度低的文献16篇，将剩余160篇有效文章作为研究样本。在具体操作层面，本文将研究样本的主要关涉概念进行提取，对出现的“×××可供性”概念进行记录，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归类，获取目前国内可供性的使用情况如下。

　　媒介可供性55篇，技术可供性34篇，可供性12篇，可供性理论9篇，平台可供性7篇，想象可供性5篇，社交可供性4篇，社交媒体可供性4篇，功能可供性3篇，情感可供性3篇，关系可供性3篇，感知可供性2篇，时间可供性2篇，移动场景可供性2篇，企业社交媒体可供性2篇，媒介技术可供性2篇。此外，行为可供性、物质可供性、实际可供性、交互可供性、软件可供性、服务可供性、符号功能可供性、数字可供性、劳动可供性、传播矩阵可供性、隐蔽可供性、短视频营销可供性、在场可供性、社交网络可供性、资源可供性、环境可供性、内容可供性、数字产品可供性、低阶可供性、算法可供性、高阶可供性、技术的社会可供性、短视频可供性、监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在线交往可供性、产品可供性、传播可供性、媒体可供性等29个概念各1篇（160篇文献出现178个关键概念是因为存在一篇文献同时出现多个概念的情况）。其中，“媒介可供性”的使用以潘忠党提出的三个维度为主，即包括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与移动可供性；“可供性理论”主要为理论研究文献。

　　通过分析，发现存在很多模糊不清的借用和套用可供性概念的问题。首先，各种嵌套概念混用，让可供性的应用变得冗杂繁琐。比如在“技术可供性”基础上，又细分出算法可供性、媒介技术可供性、数字产品可供性，然后又进一步地细分出短视频可供性、短视频营销可供性、社交网络可供性等。且不论这些概念的拓展是否具有价值，单就其内容来看，大多是借用可供性的概念来讲功能性，实质上还是回到对技术、对工具本身的讨论中。其次，关于“媒体可供性”和“媒介可供性”的区分是否必要有待进一步讨论，诚然，“媒介”和“媒体”在具体文本中不需要详细阐释也可以从文本环境中得以区分其所指，但加上可供性则是另一个层面的探究，“媒体可供性”表述的是媒体组织还是媒体平台（空间），其中的可供性意涵则不尽相同。

　　可供性：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视角与跨学科研究纽带

　　可供性在传播研究领域中具有外来物的刺激性特质：带来新的灵感源泉，激发沉寂的理论焕发出新的生机。目前国内主要将可供性作为新媒介环境下的一种认识论视角，去探究人与技术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一种协商性状态。可供性的研究也逐步发展到与媒介理论、媒介生态、媒介文化的研究相结合的维度。此外，还有学者将可供性与“时间性”相结合，提出“时间可供性”的概念，试图拓展数字化环境下新闻转型研究的新的理论资源[11]。

　　同时，这一发端于生态心理学，发展于工业设计并出现在传播学领域的充满张力的概念，或许会成为万物互联媒介环境下的新的认识论框架。《离人类感知最近的传播：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对象与技术逻辑》展开了认知神经学科与传播学学科交叉的可能性尝试[12]。在物联网技术发展、传感器新闻不断突破的媒介环境下，这一交叉学科的拓展也许可以让传播理论研究迸发出新的活力。

　　本文同时也注意到已有文献中出现新的“可供性理论”的提法。刘海龙老师在《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一书中归纳指出，理论是指为解释某个现象，按照一定的规范所抽象出来的概念体系，它既包括概念也包括概念之间的联系[13]。美国学者John G.Wacker指出，“理论”是为了减少解决问题时的错误而建立，是一个单一的、综合一致的知识体系。[14]学者们指出理论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第一，术语或变量的定义；第二，理论适用的领域；第三，一组变量的关系；第四，具体的预测事实主张。简单来说，一个理论能称之为“理论”，需要对理论相关的主体和变量做出精确定义、对理论可以运用在哪些情景或场景中作出说明、对各种变量为什么可以，以及是如何相互关联做出解释、对“理论”在特定领域内可以作出关于具体问题的判断给出指引。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理论”构建便存在缺陷，或者说不能称之为一个好的理论[15]。

　　诚然，可供性在其他领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解释与应用边界，但在传播学领域，可供性是一个借来的概念，且在国内的新闻传播研究解释中尚未完整构建起领域内的理论要素，因此本文认为，在运用中若无理论溯源和概念关联阐述，并不适合直接用“可供性理论”这一提法。

　　可供性概念辨析与再思考

　　作为具备新的传播研究视角与跨学科研究纽带价值的概念，可供性概念值得关注，但同时其概念应用混乱情况也需引起重视。首先，威尔曼对可供性的传播学改造基本奠定了传播学界对可供性的运用基础，后续传播学界大多围绕人与技术的关系展开可供性的概念探索之旅。但如果只是粗浅地理解和使用可供性，容易陷入功能论视角甚至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这便背离了吉布森的可供性本意。事实上，吉布森的可供性概念构造的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属性，关注知觉来源的直接性和人与环境的互补性。同时吉布森也极力避开刺激－反应模式，也将社会建构排除在知觉之外，从而避免将人视为控制论的机器。陈力丹在论及可供性“概念热”时借用《可供性：译名之辨与范式/概念之辨》的观念，指出大陆传播学界的译介和引用扩大了概念原有的张力，让之后的研究者对概念未全面把握之时便“忙于将概念带入自己的立场之中”[16]。总结来看，当前很容易出现将可供性带入功能性、工具性的解释之中的误区，比如解释抖音的功能时，随意套用“抖音媒介可供性”，实际讲的内容却仅仅是抖音给用户提供了短视频制作的便利等工具性功能而未谈及用户和抖音平台技术的相互协调意义，这便使可供性沦为一种博眼球的概念工具而丧失了它真正的生态性理论意义。

　　其次，对“affordance”是否应该是可供性的释译存在不同的意见。必须承认，一种概念的跨文化之旅总会遇到语言和环境差异的阻力从而导致其本意的部分消失或曲解。正如刘海龙和于瀛所指出的：“不同文化之间除了概念的单向扩散与接受外，还存在着两个相异文化中不同原生概念的对接，外来概念对本地概念的侵蚀、兼并、同化，本地概念对外来概念的收编与驯化等复杂现象”[17]，可供性概念的中国之旅便存在着这种复杂的现象。孙凝翔和韩松通过对西方可供性的概念辨析提出可供性的中文翻译未能廓清可供性的概念边界，也因此容易被误解和错用，由此他们认为应用“示能”来取代可供性的词语指代。[18]但从现实来看，这一提法并不容易冲破当前扎堆研究之势去重新定义中文版“affordance”。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加强对可供性概念的认识和辨析的努力，并在运用时避免偏向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任何一端，而是从互动性、协调性、系统性和生态性的全局去思考其价值。

　　最后引入斯托夫壬根的解释来深化对可供性的认识。他将可供性视为“动物行为—环境的浮现属性”，属性只有在“动物—环境”的系统基础上才能产生实际的可供性，“动物—环境”系统更可能引发可供性而不是环境的属性。同时他指出，可供性专门指当下的浮现关系，并不涉及行为一定发生[19]。简单来说，要定义可供性，要从“动物－环境”的系统整体来看；带入传播媒介系统中，在运用可供性概念时，要从“媒介行为人—媒介环境”的这一系统去论证而不能将技术和社会/人分开。

　　结  语

　　可供性概念的传播学之旅让人们看到传播学科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对新概念、新理论的开放态度，或者说是需要新思路和新概念视角来激活已有传播理论的时代性表达。但对于外来概念的借用与改造不能不顾其概念的渊源和本质，为用而用。毕竟，失去了理论脉络基础的概念张力存在崩塌的危险。鉴于国外学界对可供性的诸多讨论，我们在理解和运用此概念时也应吸收有益的解释，从而确保能在可供性的本质概念基础上拓展更多的可能性。本文在认识可供性概念时可能存在脉络单一和边界过严的问题，但对于一个概念在新环境新领域发展的最初阶段，从最原始和主干的脉络入手去理解并严格划定使用边界，避免因对概念理解流于表面而过泛使用，或许是确保其稳步发展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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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