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建构中，传播体系的思想脉络一直未被彰显。本文从对马克思报刊体系思想的建构逻辑的分析出发，落脚于习

　　摘  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建构中，“传播体系”的思想脉络一直未被彰显。本文从对马克思“报刊体系”思想的建构逻辑的分析出发，落脚于习近平的“现代传播体系与新型主流媒体”的话语创新，阐释二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传播体系；报刊体系；现代传播体系；新型主流媒体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以来，“传播体系”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和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传播能力等概念连接在一起构成话语群，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衍生性和辐射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标识性创新概念，并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媒介融合”创新实践的理论发动机。然而，我国目前对“传播体系”的研究更多是在当下的建构原则和实践策略的层面上进行的，较少将它放置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建构中进行考察。本文将“传播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重要话语和思想来看待，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报刊体系”思想到习近平的“现代传播体系与新型主流媒体”的话语创新，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马克思的“报刊体系”思想

　　“报刊体系”思想是马克思报刊思想的重要面向，同时也是其新闻舆论思想的核心内容。我们所说的“报刊体系”，是指各种不同性质的报刊所构成的舆论生成和精神交往的传播结构体系。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使用“报刊体系”的概念，他的这些思想集中在各种报刊文章中，集中在他论述自由报刊、人民报刊、工人报刊、政党报刊以及对各种媒介事件的通讯评论中。

　　首先是报刊的“类”的思想。陈力丹研究指出，在早期《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指出“报刊自身互相补充形成完整的类”，这种关于报刊“类”的概念很重要，由此得以把报刊从文学领域区分出来，并使马克思得以从报刊整体的角度观察报刊的特点。[1]

　　马克思当时已经明确地在报刊整体中分类出政治报刊、哲学报刊、文学报刊、宗教报刊、娱乐报刊等，这些侧重面、形式、风格各不相同的报纸互相补充各自的不足，形成了一个与社会其他领域密切联系但又在社会地位、作用等方面不同的新领域——它通过表达社会舆论同时也制造社会舆论来调节社会生活，是社会的“第三个因素”[2]，是社会的“理性的机关”[3]。同时，它也有一定的自主性，有其自身的规律：“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4]。

　　对于舆论，马克思是从其交往实践观的理论视角出发进行认知的。“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对全部历史发展和人类主体本质进行科学分析、深刻洞见和整体把握的基本理论尺度，也因此而构成贯穿马克思毕生思想发展的一个中心视界。”[5]该思想在早期经过了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发展成熟过程。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将劳动、实践视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也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基础，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世界交往”的概念，并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地域交往”“民族交往”和“世界交往”、“有限交往”和“普遍交往”等多个分析维度，系统阐释了一系列辩证关系，从而确立起“交往实践”的理论大厦。学者指出，“交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性范畴。它与实践、生产力、分工、生产方式等重要范畴紧密相关，与社会形态历史发展的更替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密不可分”[6]。

　　从交往实践观出发，马克思认为舆论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的一种交往形态”[7]，是“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8]，而“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9]。马克思还强调，舆论与“共同体”利益相关，并具备一定的阶级性和不稳定性，其表达也与政治意识发展有关[10]。这是因为社会分工导致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 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1]，“国家是属于阶级统治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12]。这些政治形式的表现关系，如管理机关的特殊态度，日常报刊和社会舆论的一般情况，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神及其体系，在特殊情况下会构成对公开的舆论讨论环境的阻碍，成为社会中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13]。

　　其次是批判性立场的报刊体系思想。马克思针对当时舆论场上存在的报刊形态，提出了官方报刊-半官方报刊-民间报刊（人民报刊）、商业大报-商业小报的报刊结构体系的划分方式。比如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七篇文章中，马克思和《科隆日报》《莱茵-摩泽尔日报》针对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一事展开论战，认为官方报刊是精神谎言的制造者：“你们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他们塞给人民。”[14]而人民报刊则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15]。当然，人民报刊“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公开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同那种已经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充满自信的人民精神所表达的政治思想相比，就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16]。但这些仅仅是在事实报道上存在的缺陷，况且这种缺陷还是由“国家缺陷”造成的，它在思想上是纯粹的和真实的，也会在报刊的有机运动中进行自我修正。

　　在《报纸印花税》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泰晤士报》这家“极有威望的英国报纸”[17]在其标榜的客观公正下只不过是一家商业企业，其冠冕堂皇地维护知识税，标榜新闻道德，不过是“为报纸的垄断而斗争”“英国新闻界的大科服塔和小丑，它们二者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跟现政府连在一起”[18]。在《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英国的舆论》《英国记事》等多篇文章中，马克思批评《泰晤士报》等报纸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为当局的决策鼓而呼，是“黄裤奴”[19]和 “婆罗门”[20]。而在《韦布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这篇通讯评论中，马克思更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报业体系、舆论生态、政党格局以及对女性和精神病人的态度等进行了综合批评。这是一篇相当犀利精彩的媒介批评文章。马克思分析指出，《泰晤士报》这样的全国性报刊（主流媒体）和一些地方报刊如《赫特福德水星》（Hertford Mercury）等受到布尔韦尔-利顿的影响，对选举活动现场的状况保持了沉默：“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是那控制着伦敦新闻界的文化圈子的头目之一，这个圈子的控制甚至比党派关系还要专横，当事情闹到公开斗争的地步时，文化界的先生们一般总是屈服于它的怒火之下。”[21]而一些商业小报如《每日电讯报》等对布尔韦尔-利顿的丑闻却如获至宝，进行了大量报道：“除了那些正派或自命正派的首都报纸以外，还有不正派的报纸。这种报纸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后台老板，这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问题的约束，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并竭力抓紧一切机会在公众眼前显示自己是勇敢精神的唯一体现者。”[22]舆论场中另一方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本能，它一经激发，伦敦《泰晤士报》也会撕下矜持的面具，把“社会舆论”的判决加诸到布尔韦尔－利顿爵士这样的文化把头身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事情的真相常常只有通过迂回曲折的政治倾轧方式才能在英国报端的一个角落里透露出来。”[23]

　　最后是建设性立场的人民报刊体系思想。马克思强调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刊”[24]。人民报刊必须具有一种共同的气质，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就像每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25]。但同时，人民报刊不应该只有一种类型、一种样子，它应该由一个具有共同特质的、却又各不相同的报刊丛组成。“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首先各自形成自己的特征。” [26]比如《莱比锡总汇报》和《莱茵报》，“该报（指前者）主要满足对政治事实感兴趣的人的要求，而我们（指后者）则主要满足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人的要求，自然，事实并不排斥思想，思想也并不排斥事实，而这里涉及的正是报刊的最主要的特性，即互不相同的特征”[27]。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依旧因循黑格尔国家观，认为国家是伦理实体的最高形态，对建立一个超阶级的、代表一切人利益的、保障全民自由的理性国家存有幻想。他希望通过人民报刊的对话和诉求表达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1849年，马克思主持第一家无产阶级日报《新莱茵报》时期，开始明确用阶级分析方法取代原来宽泛的“人民”观点并提出舆论监督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28]但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对报刊的定位还是民主派机关报。第一国际时期，为了同存在于不同国家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如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进行斗争，马克思提出了组织内部党内报刊不得反对党的观点。晚年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开始对舆论一致理论进行反思，探索尝试提出了一个“形式独立、道义上影响”的党内报刊存在形式的构想，探索舆论监督制度化的问题。[29]

　　综上分析，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精神的交往实践观和人民观，视舆论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的交往形态，报刊是社会舆论的纸币，报刊体系则是在具体的政治经济语境中，由特定的利益结构和实践中介所形成的复杂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关系的制度性投射。人民报刊作为真正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是超越虚假意识形态、推动历史进步和实行舆论监督的真正力量。人民报刊体系的形成是一个伴随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推进的过程。

　　习近平的“传播体系”话语创新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要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2021年5月31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显然，习近平从“现代传播体系”到“全媒体传播体系”再到“战略传播体系”论述的层层推进，深入细致而系统全面地建构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传播体系”思想。该思想是对马克思报刊体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出发，以中国为方法，重构更为公平、正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传播体系（批判性和超越性视角）。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倡导（党的十八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呼吁（党的十九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形成世界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的过程。它作为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成员的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本源是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以及世界历史和世界交往思想。它的提出“是在深刻认识世界交往趋势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把握，是在深刻认识世界交往关系基础上对国际社会秩序的价值性重构，是深刻认识全球性危机与挑战基础上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创造性建构”[30]。习近平将现代传播体系的建构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战略思维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变迁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境下，尤其针对新型传播生态的舆论引导新局面，以及中国崛起的重大现实，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这一思想体现的是“以中国为方法”的批判立场。也就是说，中国自19世纪末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和传播体系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并探索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红色”传媒现代化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融入既定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在“博弈式融合”中继续探索中国式传媒现代化发展道路。正如洪宇指出的，“中国在互联网地缘政治中扮演关键性角色，成为全球秩序中已部分地克服‘中心—边陲’格局并具备影响人类数字未来能力的新兴主体”[31]。这表明，这一探索将以“数字中国”为方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在寻求“美好媒介生活”和“媒介正义”的全球媒介伦理旗帜下，成为对世界传播体系的重构力量。这一重构既不以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为坐标，也不以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战略考量为学术起点，而是以想象更高层次世界秩序和传播秩序为目标。[32]

　　其次，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出发，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打造现代传播体系与新型主流媒体，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性维度）。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存在两个向度，一是批判向度，一是超越向度。批判向度即“虚假意识”问题。也就是说从社会意识或观念层面上将其视为社会存在的消极反映，也可称为虚假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是特权阶层用以维护自身的思想体系，对《泰晤士报》等官方媒体的批评也正是基于此观念。超越向度则是扬弃超越“虚假意识”。这就“需要两方面作战：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及其欺骗性，揭示现实的运作机制和奥秘；另一方面需要构建革命意识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革命胜利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最终，由于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人类一步步实现从狭隘的特殊利益走向具有人类性和普遍性的共同利益，从虚假的共同体走向真实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从‘解放劳动者’到‘劳动者解放’，从‘部分人的解放’到‘人类解放’，这是意识形态终结的历史节点。”[33]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人民报刊体系的探索。苏联时期列宁的党报探索、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的探索则是这个历史延长线上的重要成果。新时代习近平“现代传播体系与新型主流媒体”的话语创新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报刊体系思想的当代发展。它与党性人民性相统一、党管媒体、政治家办报、媒介融合等话语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传播体系”思想话语群。

　　胡正荣认为，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应是一种将技术“回归政治化”、去媒介中心主义、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主化传播实践的融合发展体系。这一体系以新的发展理念、独立自主、革命传统和国际主义的现代化观为前提，以新型传统媒体主导的媒体融合和“大传播”概念下多样化、充满社会活力的传播观为主体，以党管媒体和群众路线为内核，形成媒介融合、内外融通和立体多样的传播体系。[34]本文认为这一表述深刻阐释了习近平“传播体系”理论话语的本质内涵。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传播技术与传播体系的关系。很显然，技术体系、传播可能、社会历史语境之间是一种“三元互构”的关系——“传播媒介形成于特定历史条件，既是特定意义体系以及机构权力的缩影，又会在既有格局中激活非线性、复合的、动态的重构过程。”[35]在中国的现代传播体系建构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价值取向，是处理传播技术与传播体系关系的关键。这样一种传播体系，具有一体多元的属性，既不是僵化的国家主义，也不是绝对的自由主义。它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既有活力和张力，同时又有主流媒体的强大引导力。

　　中国的“现代传播体系与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实践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过程，对它的学理阐释也呈现开放的态势。国际社会也尤为关注这一过程及其对公共传播和全球传播的影响。“这是培育包容性机遇与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面向全球数字未来贡献中国智慧的传播渠道。”[36]

　　结  语

　　从马克思的“报刊体系”思想到习近平的“传播体系”话语创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继承与发展的清晰链条。一方面，从交往实践观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虚假意识”到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链条呈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交往、世界体系与传播体系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从批判性和建设性两个层面呈现出报刊体系构成和传播体系构成思想之间的继承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体系的历史建构中，“传播体系”一直处于缺席状态，是时候把这条继承与发展线梳理出来了，是时候重新安置其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观念体系中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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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伟长学者，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新闻宣传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