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化发展步入快车道。但受资本逻辑影响，我国城市形象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冲击主要体现在城市形象的激变、

　　摘  要：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化发展步入快车道。但受资本逻辑影响，我国城市形象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冲击主要体现在城市形象的激变、城市形象的同质化困境、城市文化的“断裂”等方面。本文认为，文化是形象的内核，城市形象建构成功的关键在于城市文化得到市民的广泛认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主脉络和内在逻辑来建构我国城市形象，能够消弭城市社会裂痕，取得市民阶层的普遍认同，从而打造出成功的城市形象系统。

　　关键词：城市形象；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法治文化

　　城市形象是公众对城市的经济资源、基础设施等物质要素和历史文化等非物质要素的整体印象和评价，既体现了城市的历史积淀和发展现状，也包含了对城市未来发展潜力的展望。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多数城市都采取了优先发展经济的举措。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文化兴国战略的指导下，城市形象建设被各地方政府提上了工作日程。时至今日，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已经建构起具有相当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形象。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在资本逻辑的冲击下，步入转型期的城市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形象危机。采取何种策略取得市民的广泛认同，成为城市形象系统建构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形象困境

　　（一）城市形象激变引发“断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但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城市形象建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资源短缺等种种社会问题。多元主体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些矛盾也反映在城市形象上。孙立平将此社会特征概括为“断裂”[1]。“断裂”的特征同时体现在城市外部形象和内部文化上。从外部形象上来看，“老城旧有的格局、负载着历史与记忆的老都市空间，日复一日地为高层建筑、豪华宾馆、商场、购物中心、写字楼所充斥的新城所取代；都市如贪婪的怪物在不断地向周遭的村镇伸展……新城在浮现成型，老城在轰然改观中渐次消失”[2]。城市化带来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浪潮，资本的注入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老城区被快速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处处彰显繁华、现代的摩天大厦，城市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风格迥异的新城和旧城、破败的城中村和繁华的城市中心，呈现“断裂”的城市形象特征。

　　（二）城市形象陷入“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困境

　　改革开放后，建设国际化都市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主流呼声。在多方比较后，我国采用了在欧美盛行一时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这种发源于德国包豪斯学院的设计流派，其典型特征是迎合工业化需求、采用模具化的批量生产模式，呈现“去装饰化”的六面体建筑结构。通过“去装饰化”和批量化生产，降低成本，实现民众“居者有其屋”的现实需求。应该说，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美学风格既符合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准，也吻合了我国建设国际化都市的文化想象，迅速在我国城市化实践中得到了大规模推广。

　　在其后几十年间，现代主义风格渗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排斥了其他风格的城市空间形象。现代主义风格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我国集中资源打造国际化都市的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南京大学高小康教授认为：“城市空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客观’对象而是‘空间实践’的产物。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国际化大都市’热，看上去只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繁荣而产生的需要，实际上属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以‘国际化’和现代化名义发展起来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3]在追求“国际化都市”这一文化语境下，现代主义风格等同于现代化都市的文化想象。所有与现代主义风格不符的，都被认为是落后文化而被抛弃。时至今日，这种强调批量化、模式化的现代主义美学所带来的后果已经显现。无论大江南北，城市形象总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宽阔的公路、玻璃幕墙的摩天大厦、林立的高层建筑、繁华的城市中心。“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已经形成。

　　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认为，“现代都市社会的空间……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实践产物”[4]。既然城市空间是基于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实践产物，那么当社会背景发生转变时，都市的“空间生产”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如今，随着我国国力持续增强，民众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国际化都市”的理想。整个社会的文化语境已经转变，现代主义“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刻。

　　城市形象困境背后的城市文化“断裂”

　　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能够把人的生物和社会需求艺术化地综合到一种多元共处和多样化的文化模式之中”[5]。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聚集体，文化在城市占有核心的地位。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的外在表征，“断裂”的城市形象往往暗示着“断裂”的城市文化。“断裂”的特征同时体现在城市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族群融合两个方面。

　　首先，从历史传承上来说，我国城市文化遭遇了一个明显的断层

　　改革开放后，为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城市普遍开展了老城改造工程，拆迁成为我国城市化运动中的典型事件。拆迁的直接结果，就是老城区的消失和新城区的兴起。老城区居民搬离了原生居住地，随着祖宅的消失，维系人们生存并承载了千百年集体记忆的城市空间被摧毁，附着在城市空间之上的文化也随之被消解。转瞬间，家园不再是熟悉的家园，文化也不再是熟悉的文化。这种疏离式的“断裂”情感，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种种“寻根”文化、“乡愁”文化，城市中流传众多“流浪”寓意的都市民谣、诗歌，正是这种“断裂”思想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

　　其次，从族群融合的角度来看，文化的“断裂”特征还突出体现在城市不同文化族群的融合困境上

　　在城市化浪潮中，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一线城市又通过高考、工作调动等方式吸纳了中小城市大量精英。“新移民”带来了不同背景、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文化，使得城市人口构成更加复杂、异质性更强，文化也更加多元化。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缺乏认同，城市文化开始呈现“断裂”的趋势。这种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融合困境，在城市“新移民”和老居民之间表现得尤为典型。在本课题组成员进行的社会调研中，被拆迁的老居民纷纷表达了故土难离的遗憾和无奈。一名老居民说：“几辈子没挣到的钱被我挣到了，但是几辈子守下来的家被我毁掉了。”搬迁居民中，持此种“丧失家园”思想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普遍认为，正是由于“新移民”的涌入，他们才不得不搬离赖以生存的故土家园。而在城市“新移民”的心中，这种认知又颠倒了过来：他们认为，老居民恰恰是推涨房价、造成“新移民”望“房”兴叹、居住条件困窘的重要因素。只要打开一个城市论坛，就可以看到城市老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论战。城市文化的传承发生“断裂”，从外部涌入的文化族群似乎难以与本地文化相融合，各种疏离的情感汇聚成陌生化的“断裂”体验，不仅消解着城市老居民的认同，同样也消解着“新移民”对城市的认同，城市文化“断裂”的痕迹不断扩大。

　　我国城市形象的三种文化建构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历史底蕴与时代特征于一体，凝聚着国人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与行为定式，是城市社会天然的黏合剂。对于呈现“断裂”趋势的城市社会来说，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与安定秩序，是目前城市所迫切需要的。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来打造城市形象，对于取得民众认同、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及社会韧性，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城市形象的“传统文化”建构策略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思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导致“次级社会关系（secondary relations）超越初级社会关系（primary relations）”[6]。人们从初级的血缘和地缘纽带中剥离出来，城市也从熟人社会演变为陌生人社会。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指出，“在大都市，人们会变得更功利、更精于计算”[7]。相对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现代化城市天然带有机械而冰冷的一面。随着人口不断涌入，城市机器愈加庞大繁复，人与人之间更注重秩序与规则，城市的理性成分不断累积，更给人一种冰冷的压迫感。这架日趋冰冷的城市机器迫切需要温情的人文思想来加以滋养。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千年间逐渐发展完善，完美地嵌入日常生活中，凝聚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是被实践证明过的社会黏合剂。传统文化对城市的意义不止于此。在建构城市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往往能够成为城市文化建构的某种坐标或反思的参照物，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完善和发展城市文化。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能够消解城市“现代性”所带来的机械、冰冷的社会现状，最终打造人文与法制并存、人情与法理兼容的现代城市社会。

　　（二）我国城市形象的“地域文化”建构策略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某些具体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文化形态。”[8]地域文化更多地与该地域族群的生产生活、历史变迁、经验积累相关，具有显著的文化族群特征。城市中的地域文化源自自然景观与社会人文，凸显的是城市的地域特色。全球化是“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渐联结，从而进入一个世界性体系的过程”[9]。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趋同，地域文化则是强调文化的界限。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城市居民的审美逐渐同一化，传统文化的衰落和地域文化的流失更加剧了城市个性的消解。城市文化和形象都呈现出同质化、模式化的特点。地域文化以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打造城市个性，丰富城市文化及形象内涵的重要手段，从而赋予城市形象以不同的文化个性，打造城市独有的形象系统。比如“京派文化”塑造下的北京城市形象、“海派文化”塑造下的上海城市形象，“岭南文化”塑造下的广州城市形象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复兴地域文化是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城市形象标准化、模式化的纠偏。以地域文化为基础来建构城市形象，能够凸显城市性格，是行之有效的建构策略。

　　（三）我国城市形象的“法治文化”建构策略

　　法治文化是“建立法治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是实现法律对城市生活的综合性控制和管理，形成良好、稳定的法律秩序的文化”[10]。法治的基石是平等，以强调“平等”的文化来建构城市形象，更能得到市民的广泛认同，从而弥补城市形象的断裂趋势。法治文化参与城市形象建构，可以从“身份平等”“权利平等”的维度展开。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吸收了全国各地的溢出人口，外来人口的比重不断提升，城市人口的异质性不断增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中这样形容外来移民的特点：“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11]如何保证这些“外乡人”获得平等的权利，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具体到城市文化领域，市民身份的平等首先体现为身份的认同。在谈到身份认同问题时，以往学者更多把精力放在“新移民”身上。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老居民，在大破大立的文化环境中，都面临着一个身份被重新认同的问题。就老居民来说，拆迁导致城市传统文化空间的消失，承载了千百年集体记忆的空间被打破，老居民也随之丧失了身份的认同感。从“新移民”的角度来说，陌生城市更加意味着身份的不认同。城市中流传着众多“流浪”寓意的都市民谣、诗歌，以及各种面貌涌现的“寻根”文化，正是城市文化语境下民众对身份缺乏认同的体现。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老居民，能否在城市中重新建构起身份认同，是能否实现身份、权利平等的重要一步。

　　以法治文化为核心来重塑市民的平等身份，有利于建构起平等而富有秩序的社会结构。“不患寡而患不均”，无论城市大小、财富多少，市民们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近年来，政府通过放松“新移民”的准入条件、增强低收入民众基本生活保证的方式，逐渐建构起市民相互之间的身份认同。以法治文化为核心和内在逻辑来建构城市形象，能够增强城市社会的韧性，对建构良好的城市形象有着推动作用。

　　结  语

　　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我国采取优先发展城市经济的举措。在早期城市形象宣传片中，对经济形象的大力宣扬也占据了主要篇幅。城市化进入深层调整阶段后，多元协同的文化逻辑逐步成为城市形象建构的主要逻辑。很多城市在形象建构过程中，积极融入文化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暗喻着城市杂糅的内在文化与多变的外部形象。在文化认同标准多元化、城市文化异质化的大背景下，要建构某种单纯的城市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形象，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形象，天然具有复杂性和包容性。但它有一个始终不变的核心，就是城市中的人。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所说：“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12]

　　以“人”为核心，以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法治文化为内在逻辑和基本途径来建构城市形象，能够消弭社会裂痕、增强社会韧性，是城市形象系统良性建构的思路。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媒体影视传播与天津城市形象建构”（编号：TJXC17-00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4.

　　[2]戴锦华.想象的怀旧[J].天涯，1997(1).

　　[3][4]高小康.第三种城市美学:异形地志学或城市之镜[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5]刘易思·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M].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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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林艺，刘涛.区域文化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76.

　　[9]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译.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64.

　　[10]罗小娥，韩晓东.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之道[J].法治与社会，2020(12).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16.

　　[12]鲍宗豪.城市的素质、风骨与灵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10.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