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明勇

　　对于大陆的民众来说，雷震的名字相对陌生，然而，他在台湾却足称“如雷贯耳”。胡适曾说，就因为《自由中国》，台湾人该为雷震立一座铜像。

　　2012年3月7日，雷震纪念馆暨雷震研究中心在台湾政治大学揭幕，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亲临揭牌，深深鞠躬，向雷震家属与（台湾）所有曾与不公正政治斗争过的人士，表达他的歉意与敬意。

　　雷震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1926年毕业后入“研究院”跟随日本知名学者森口繁治研究宪法一年。早年，雷震曾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就职，一度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进入国民党的核心权力层。

　　尽管早年曾发表过《我们要准备进攻才能应付国难》（1931）、《国联为何屈服于日本——东三省事件与国际关系之解剖》（1932）、《救国应先恢复民主精神》（1932）等政论文章，并在1936年出版《雷震论文集》。然而，雷震真正被世人记住，是因为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他办刊十年，冤狱十年。《自由中国》杂志虽挂名胡适为发行人，但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该刊的宗旨之一，是“我们要向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经济，努力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一些著名的评论皆刊发于此，比如夏道平执笔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1951），徐复观执笔的《“计划教育”质疑》（1952），殷海光执笔的《大江东流挡不住！》（1960），等等。

　　据台湾学者薛化元研究，从1949年11月创刊到1960年9月停刊，《自由中国》存活的近11年时间里，共出刊两百六十期，该刊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先后经历了“由密切交融而摩擦，进而形成彼此关系的紧张，由紧张而破裂，最后导致彼此对抗”五个时期，最后，“不但频被围剿，甚至隐隐成为台湾民间对抗国民党政府的精神象征”。

　　应该说，这里面作为“火车头”的雷震，其个人观念的转变，杂志立场的转换，与政论风格的切换，已经彼此交融，相互影响。

　　作为一位政治阅历丰富的办刊者，雷震写过哪些评论，又是如何写评论的？

　　从专题上看，最为著名的要数第十五卷第九期“（蒋介石）祝寿专号”和“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七十大寿。台湾各界拟举办各种“祝寿活动”，蒋本人婉谢祝寿，认为寿人不如寿国，事先发出公告，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

　　这份“婉辞”透过“行政院”新闻局转告台湾各报刊，新闻界随之而动，以应蒋氏“直率抒陈所见”之号召。雷震与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士共同策划了一组系列文章，对“国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寿专号”。这一期的《自由中国》共发表16篇文章，其中15篇均出自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等专家、学者或在野党领袖之手。雷震的社论题为《寿总统蒋公》（1956），要点有三：一是建议选拔任用人才；二是确定责任“内阁”制的问题；三是实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三个问题都相当敏感，审视了“总统”的任期问题。事后，在台湾多数媒体对《自由中国》围攻时，雷震发表了《我们的态度》，声称一向秉持“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的立场，强调应以社会利益为最终评估标准，不应作人身攻击。

　　自1957年8月至1958年2月，《自由中国》先后推出十五篇“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全面反思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政治、经济、教育、社会风气诸多问题，薛化元认为，“如此一系列对既有政治体制及实际政治的讨论与批评，并且以社论的形式来表达，是《自由中国》前所未有”。而李敖更是评价为“百分百的言论自由”。

　　从单篇文本上看，雷震的评论多为政论，仅就标题即可看出，观点明确，旗帜鲜明，如《学人蒙难，文化遭殃》（1952，《自由中国》社论），《舆论是民主政治的基石》（195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行政院长》。

　　1960年，雷震与台港在野人士联合署名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5月4日他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呼吁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

　　《自由中国》之于台湾民主进程的意义，正如台湾“中研院”学者钱永祥所言：“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是从《自由中国》开始的。”

　　(作者为凤凰网资讯中心副总监、评论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