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即便在如今的信息飞速更新时代，一些老新闻人的贡献仍值得回忆和追寻。

　　最近，浙江大学的吴飞教授在微信公号重发他前几年的微博文章：《关于新闻立法的那些往事》。其中谈到了出生于河南洛阳的新闻人张宗厚先生，又重新勾起了老友、后学及各方对张先生的回忆、惦念与追寻。

　　话还得从2009年于建嵘那篇《寻找为新闻立法的张宗厚先生》说起。原来，于建嵘19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地级市党委的机关报工作，并负责重要评论的写作和政法新闻的采编。但他还想为改善当时新闻界的环境做些什么。由于当时还兼职从事律师工作，他逐渐体会到，必须通过法律“保障团体和个人当然也包括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于是，他利用几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一个新闻和法律工作者的建议》，并寄给有关机构。没想到由此引起正在参与新闻立法工作的张宗厚先生的注意，并建立起通信联系。后来世事沧桑，中断了音讯。

　　2001年，于建嵘博士毕业后，决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博士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在北京见到张宗厚先生。他曾专程到先生工作过的法制日报社去探访，但是被告知张先生在1990年代初调到了某企业的研究院；而这家企业也没能提供更多有用信息。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他也多次试图从网络上寻找相关线索。可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打听到张先生的具体情况。直到2009年写作那篇文章时，仍未见到张宗厚先生。但是，他坚信总有一天会如愿的，因为张先生“为中国新闻立法做过的努力不会被人忘记”。

　　2014年8月，吴飞教授在网上读到了这篇寻找张宗厚的文章。他当年读新闻学研究生时，就读过张先生与陈祖声合著的《简明新闻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这是那个时期少有的几本新闻理论著作之一。再后来研究新闻传播法，他对张先生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许没有什么深度；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显然“是有眼光的”。也因此，应该说“张宗厚先生对我国的新闻法研究有一定的贡献”。

　　更巧的是，2013年某次聊天时，陈力丹教授告诉吴飞，他与张宗厚、孙旭培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同学；而张宗厚与孙旭培都是专门研究新闻法方向的研究生。不过，“似乎他们之间现在的联系也不多”。吴飞教授不禁慨叹：新闻学圈子里，已经很久没有张宗厚先生的消息了。年轻一代的新闻学子，估计知道张先生的人已经很少了；读过他的书的，可能就更少了。感念及此，他又动情地写道：“透过于建嵘的文章，我对张先生又多了一层敬意，愿好人平安。”也因此，最近他在微信公号重发此文后，再次引起人们对张先生的追忆和惦念，特别是先生的一些老友们。

　　事实上，我当年在微博上也发过几条有关张宗厚先生的信息。其中一条的链接中，曾误把先生的出生日期给写错了：本来应该是1945年9月，却错成了1954年9月（后来发现问题可能出在1990年版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大概在2016年初，这条微博引起张先生家属的注意，并给我留言提醒。也是在此前后，其家属注意到吴飞教授的微博文章，并慨叹：张先生“自1992年离开新闻圈至今已24年，想不到至今还有人记得他。他老先生是属鸡的，无论在新闻学还是法学领域，都充当的是半夜鸡叫的角色。虽然叫得早了点，但终是提醒有心人。试看中国走向法治化的道路，不是有他的理论的影子吗？”

　　根据其家属的相关网文片段，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张先生一直在坚持思考和研究。在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文章和著作中，“都凝聚着一位视社会、人民及事业的需要为生命的理论家的忠诚、勤勉”，以及“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永无止境的赤子之心”。近年来，张先生已年逾古稀，身体、视力欠佳，很少再写长篇大论。但是老人家仍然十分关注法治建设的每一进程，以及法治与社会生活交叉的热点话题。他和他的学生及年轻朋友们经常交流和讨论，并把一些感受和体会在网上发表。在此，谨祝这位豫籍新闻人平安、健康、长寿！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