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邹韬奋看来，报刊的基本任务“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一方面在能反映社会大众的公意。”

　　在中国出版界和新闻界，邹韬奋的名字有着足够的知名度。“中国韬奋出版奖”，是目前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项。“韬奋新闻奖”，同样也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2005年与“范长江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

　　邹韬奋作为知名的出版家、新闻记者，广为人知，其实，他也是著名的政论家，靠一纸政论，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的奇迹。编刊，写稿，一生办刊；入狱，流亡，一生波折。

　　早年，邹韬奋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短暂的翻译经历后，民国十一年（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

　　他一生事业的巅峰，是缔造《生活》现象，血统延续至今。从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到1933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七年时间，《生活》周刊最高时发行量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纪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随后，1935年11月16日，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2月29日，出至第16期，《大众生活》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在《生活》周刊发刊词《本刊与民众——本刊动机的重要说明》中，邹韬奋写到，“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读者至上”的思想已跃然纸上。总结办报经验时，他认为报刊的基本任务“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一方面在能反映社会大众的公意”。

　　1932年1月9日，邹韬奋发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一期）一文半年后，被国民党政府加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邮递《生活》周刊。同时，对邹韬奋散布流言蜚语，威胁中伤。不得已，邹韬奋流亡海外，历时两年有余，遍历英、德、比、荷、美、苏。他自称出国的目的在于观察两个问题：世界大势如何？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有名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都是在这期间撰写的。

　　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中，邹韬奋亮明态度：“我们所信守的正义，是反对少数特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苦民众的不平行为，换言之，即无论何种政策与行为，必须顾到大多数民众的福利，而不是为少数人假借特殊享用的工具。”“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做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以赴，生死不渝。”

　　其实，从《生活》周刊到《大众生活》，乃至整个“生活”，邹韬奋一直传承的是追求言论自由的独立精神。

　　邹韬奋认为，所谓言论自由，就新闻业的观点看来，最简单的是真实的消息要让民众看得到，正确的评论要让民众听得到。当局希望人民“以常识判断谣言，以镇静观察时局”，其实只有“开放”真确的消息，才能使人民知道什么是“谣言”；只有知道真确的策略的人，才有“镇静”的可能。

　　结合对外国新闻业的观察与思考，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任何国的民众对于真确的消息和正确的言论是无孔不入地寻觅着，要把无法压迫下去的东西硬要压迫，这是劳而无功的。”（1935年11月23日）

　　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也是邹韬奋在言论史上足以体现傲骨的一面。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被选为执委。7月31日，他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四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其抗敌救国主张。当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邹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人，关押了243天，史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七人被释放。

　　正如著名新闻人穆欣总结的，邹韬奋“善于把自己的言论和人民的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越是从人们日常关切的具体问题进行宣传，就越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为广大群众所喜欢”。（《杰出的新闻战士邹韬奋》，《韬奋新闻工作文集》，穆欣编，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