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炳琳的言论经历，有两点颇为突出，一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判断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一是“联名”“公开信”的色彩颇重。

　　25年前，当周炳琳去世30周年（1993年）的时候，他的学生厉以宁教授在《回忆周炳琳老师》一文中以一首七绝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怀念。“旧事模糊淡淡痕，只知冬冷未知春；先生不顾潮流议，夜半邀谈深闭门。”“不顾潮流议”，点出了周炳琳的为人处世原则，秉持己见，近乎固执。

　　在大众媒体视野中，周炳琳近乎被遗忘。然其一生传奇，堪称经典。生于1892年的周炳琳，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此后一生与法律和经济学联系在一起。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他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同年夏，与许德珩作为北大学生代表，闻一多、罗隆基为清华大学代表，到上海谒见孙中山。

　　1931年起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抗战时期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并一度兼任法学院院长。1938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次常务长任上，经办西南联合大学一应文件，可谓这座传奇大学的“接生婆”。还曾于1945年间一度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解放后曾任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周炳琳在言论上的成果，丝毫不亚于其在经济研究上的成就。1919年，周炳琳创办《国民》杂志，并担任编辑部主任，发表《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等文。随后协助李大钊编辑《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月刊，他发表了《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等。

　　五四运动后，周炳琳曾游历诸国，1925年归国后，除在国民党内任职，先后任上海《民国日报》、南京《中央日报》主笔。

　　1931年起，周炳琳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之邀，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下辖法律、政治、经济三系。其间，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涉及向国民党党部登记与备案，胡适特地请周炳琳出面帮忙，办刊才算顺利进行。

　　周炳琳的言论经历，有两点颇为突出，一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判断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一是“联名”“公开信”的色彩颇重。

　　1948年前后，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导致经济混乱，社会动荡，作为经济学教授，周炳琳先后在《新路》周刊撰写大量评论：《又是一批大额关金券》（1948年7月31日）、《新钞问世》（1948年8月28日）、《政治破产乃诉诸战争》（1948年12月18日）等，将经济政策逐步上升到立宪的层面去层层剖析。

　　如果说，以专业论断针砭时弊，构成了言论史上学人论政的传统，那么，以“联名”“公开信”的形式无疑是基于言论表达的郑重抗议。

　　1945年10月，周炳琳与张奚若一起起草，并同朱自清等10位西南联大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一人独揽之风，务需迅予纠正”等四条主张。（昆明《民主周刊》第2卷第12期，1945年10月17日）

　　1946年7月，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周炳琳联合重庆33位教授致电南京政府朱家骅部长，要求“缉凶归案，严究主使”。（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29日）

　　1946年底，北大女生被美军士兵强暴的新闻传出后，周炳琳与北大教授48人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示抗议。

　　1947年，华北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周炳琳与北方各大学教授585人联合发表《呼吁和平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

　　1947年秋，当国民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加以取缔，周炳琳起草《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宣言，并征得北京各大学48位教授的签名，刊发于《观察》杂志。（1947年11月8日）

　　1948年8月21日，与吴景超等教授一起在《新路》周刊联名发表《我们的意见 经济行政应即公开——一个考验政府效率和廉洁程度的具体建议》。

　　1949年，与北京大学各教授联合发表宣言痛斥美帝国主义的《白皮书》。

　　1949年后，周炳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因“固执”表现一度无法过关。

　　可以说，从40年代秉持己见批判国民政府的意见，到50年代抵触思想改造，“不顾潮流议”是周炳琳的本色使然。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