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媒体融合正在进入下半场，面临着新形势，有了新要求。

　　近期，参加一个在线问答平台组织的“媒体融合新变化和新阶段”沙龙，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媒体融合”是否是万能良方，能解媒体发展之困吗？这个问题的第一问很好回答，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第二问却是让我思考良久。

　　从媒体融合走过的历程和到目前为止的现状看，其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围绕渠道加大投入与建设。中央级媒体和省级媒体在移动端建立了多个新闻客户端，占领移动传播制高点。同时在第三方平台上创建官方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开通视频直播窗口等，形成全媒体传播体系。

　　二是内容形式创新。坚持内容为王，生产出多款用户关注度高、互动性强、全民参与的产品。人民日报的“军装照”10亿用户参与互动，新华社推出的《那年，我们21》总传播量达5.7亿次，央视新闻新媒体通过“智能大屏+移动小屏”“长视频+短视频”等方式，让“习近平主席2019年新年贺词”的相关报道累计观看量在短短1小时内超过1.6亿次。

　　三是推动平台化发展。平台可以使用户的需求得到一站式满足，从而具备强大的黏性。人民日报建设了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新华社推出服务全国媒体的“现场云”新闻在线生产系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线“全国智慧县级融媒体平台”，打造县级融媒体矩阵传播平台。

　　四是跨业、跨界融合。从新闻媒体向社会服务、游戏、电商、政务等多领域发展，探索出内容运营模式、“新闻+社区”服务模式、技术服务模式、媒体电商模式。

　　5年来，媒体融合走过了一条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从新闻宣传到政务服务、从媒体到全域、从渠道建设媒体相加到全媒体发展深度相融的推进历程。客观地说，在过去5年的推进中，媒体融合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央媒到地方媒体，生产出多款高流量、多形态、新样态的内容产品，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日益增长，有些媒体的公信力在新媒体时代还大放光芒。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技术平台上重形式、轻实效，内容传播上重生产、轻运营，体制机制上重当前、轻长远，人才培养上重技能、轻思维。

　　成就也好，问题也罢，媒体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媒体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方向和路径。但是，国内媒体融合的发轫、布局和未来进路，从来都不仅仅是为解媒体发展之困而提出、推进的，如果把媒体融合的定位仅仅放在解决媒体发展之困这一层面，媒体的困境永远无法纾解。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进行的集体学习，意味着媒体融合正在进入下半场。下半场面临着新形势，有了新要求。

　　新形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形势。5G时代到来，将产生新的传播形态，形成新的传播生态；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将被运用到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对新闻传播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无法预判；区块链技术正在探索中，一旦发展成熟运用到新闻传播领域，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还难以预估。二是政治形势。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媒体融合也不再是解决新闻媒体生存发展之困的策略与路径，而是“一篇大文章”，要通过媒体融合把“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三是媒体形势。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新闻舆论工作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到扎实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这是将媒体融合定位为治国理政新手段的战略布局，从中央、省级到地方的媒体融合探索之路，其实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方案和策略路径之一。作为国家战略的媒体融合，不仅关系到媒体生存与发展，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更是关系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执政的现实课题。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