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王志安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有一句口号：关注公共利益。这是一句比较谦虚的说法，因为它没有宣称自己能够维护和代言公共利益，而只是“关注”而已。但是，在中国的传媒界，做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代言人，是许多媒体自命的使命和责任。而许多公众，也愿意为媒体赋予这样的社会角色。这一习惯看法，溯及既往，应该来源于西方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媒体是社会的瞭望哨，是监督社会的第四种权力，也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西方传媒理论在中国形成传统的过程中，有太多的细节需要廓清和讨论。
　　首先，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个问题即便在西方，都是相对模糊并且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在相当多的时候，公共利益被等同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或者某一事件中多数人的权益。许多人认为，只要是代表这两部分人发言，就带有天然的正义性。这个结论，有太多的疑问。因为在一个健康的法制社会，不管权利的所有者处于什么地位，或者拥有多少人数，都不能影响权利属性在法律上的平等。抛开对“公共利益”认知的分歧不谈，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大家看到，在许多情况下，所谓“公共利益”和某一位公民的利益是会发生强烈冲突的。而任何公民的权利，都不应该在公共利益的旗帜下，随意被牺牲。正因为如此，在当代社会，即便存在一个所谓的抽象的公共利益，这个公共利益也应该被限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公共利益本身，和普通公民的权利，在法律上应该受到平等保护，并不具有特别的神圣性。
　　其次，退一步讲，即便存在如某些媒体宣称的公共利益，这些媒介个体，真的就能够做到维护这些“公共利益”吗？国际上曾经有过统计，中国媒体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受红包的比例，在全球都是最高的。在许多时候，媒体记者自己的利益，和所谓的“公共利益”也有冲突。他们或许和当事人之间有某种特殊关系，他们也会不断在不同的利益之间作权衡和选择。如果承认这一点，媒体从业者凭什么就能够维护“公共利益”呢？
　　需要强调的是，西方传统新闻理论认为，媒体如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公共利益”维护者的作用，不是因为这些媒体个体，或者某一个媒体从业者拥有超越普通人的道德神性，而是通过媒体的充分竞争，实现了公民的自由表达，充分保障了每一位公民的知情权，从而在整体上实现了上述目标。上述制度安排的关键，是媒体的充分竞争以及公民获得知情权后，能够拥有实现社会正义畅通的渠道，而不是指望媒体本身。也就是说，媒体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分工链条上形成的功能，绝不等同于某一家媒体自身的社会价值。
　　第三，当媒体宣称自己能够维护和代言公共利益，并且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媒体就获得了一种额外的权力。在当下的中国，一方面许多媒体的从业者在工作中感觉受到太多的约束，但另一方面，许多民众又感觉媒体拥有不少特权。客观地讲，一个中国记者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的权力，要远大于西方记者。中国记者在很多的时候，可以强制被采访对象接受自己的采访，甚至，可以有权力干涉某个新闻事件的进程和方向。而这一切，一部分来源于中国媒体的行政性色彩，另一部分，则源于媒体行业社会形象的泛道德化解释。一旦贴上了公共利益维护者的标签，媒体拥有的权利本身也就没有了约束，变成了一种特权。
　　有人可能要问，西方社会不是常常也将媒体称之为整个社会的“第四种权力”吗？不错，但正如前面所言，这种监督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权力”，是通过媒体实现公民的自由表达，以及公民获得知情权后能够拥有实现社会正义畅通的渠道，而不是媒体本身拥有特别的权力。在权力上，媒体和一个普通公民，并没有区别。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媒体宣称自己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言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并且部分地造成了媒体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角色错位。如果某家媒体愿意标榜自己的责任意识，它真正应该维护的，应该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公众利益”，前者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后者，但比后者有着更经得起推敲的逻辑。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策划组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３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