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1938年底，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的汪精卫潜离重庆，出走河内；嗣后更转赴上海，彻底落水，投靠日本。不过出于抗战大局的考虑，蒋介石起初并未决定迅速公开此事，而是在舆论宣传上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由此也引起各方的猜测、怀疑乃至不满。一种流传的说法，是严怪愚和《力报》率先打破禁忌，披露汪氏叛国，实则不确。
　　据严先生回忆，1939年初在重庆时，好友范长江找到他，说这里的舆论控制太紧，问他有无胆量在邵阳《力报》披露此事。严表示当仁不让，并根据范提供的材料，连夜向报社发出急电，同时还写成通讯《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力报》收到后，很快在头版刊出，一时间舆论哗然，各方震动。翻查1999年岳麓书社版《严怪愚文集》，未见收录这篇题为《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的航寄通讯，也查不到严氏回忆中《力报》所载的那段话，即“汪兆铭先生倡导的和平运动，是公开投敌的可耻勾当，也是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趋势。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看来已初见成效，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
　　文集确实收录了一份发表于1939年4月19日湖南邵阳《力报》的珍贵文献，题为《图作小朝廷之大傀儡汪逆实行降敌卖国》。据该书编者按，“这是全国第一篇揭露汪精卫降敌卖国的报道”，想来就是严怪愚根据范长江提供的材料发出的揭秘急电。该文献主要由两条重庆6日专电组成。第二条较简略，仅十余字，称高宗武、周佛海3日晨由沪赴日。第一条则较详细，凡270余字。大致谓汪精卫在近卫宣言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诱胁之下，“图作小朝廷之大傀儡，竟亲拟《汪——平沼协定》，命高宗武携赴东京”。具体包括：一、日应趁中央整军未备前，攻西安以包围四川，截断中俄交通；攻南宁以慑服抗日势力，截断安南广西交通，并攻南昌、长沙、襄樊、宜昌。二、日军既达上项任务，汪自策动反共战争。三、汪负责组反共救国共盟会，并任总裁。四、一切中日关系根据近卫及汪之声明。五、日每月给汪活动费三百万元。消息还说，高宗武2月20日至3月1日与平沼协商，汪已得二百万元，并军费借款若干。最后称：“汪非主和，实投降敌人，一味满足私欲，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一至于此。”
　　据严怪愚回忆，该急电第二天即由《力报》发表。但据前述文献，专电是4月6日自重庆发出的，而《力报》直到4月19日才发表，其间相差十余日。另据《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则谓4月7日发表此消息，详情仍待细考。不过考虑到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形，特别是为了宣传需要而倒填日期等可能，《力报》所载专电的日期和实际情形未必相符。但即便如此，所谓严怪愚和《力报》最早披露汪精卫投敌卖国之说，也未必准确。
　　比如从3月底开始，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就陆续注意到高宗武、周佛海有东渡日本的消息。当时他就担心有什么阴谋，特别是汪精卫会对抗战有什么不利举动。故一再以上海、香港电讯的形式披露报端，希望引起注意。后来接到蒋介石转来并请他酌情处理的相关情报后，张季鸾非常重视。遂安排重庆《大公报》4月5日在要闻版头条以上海特讯的形式，披露了此事（笔者甚至怀疑，严先生的消息有一部分即来源于此，两者评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标题为《汪精卫通敌卖国为敌策划企图颠覆国民政府骇人听闻之所谓汪——平沼协定》。内容和严氏披露的那些基本一样。同时还配发了社评《汪精卫的大阴谋》，痛斥汪竟替暴日划策，“真是丧心病狂到极点”。并直言这已并非主和，“乃是降敌卖国的大阴谋！”
　　由此看来，严怪愚所谓《力报》“是早国民党统治区各报半个月第一个发表这消息（指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报纸”，根本站不住脚。现代中国新闻史上，像这样似是而非的事例，还有很多。这也再次证明，回忆，即便是亲历者言之凿凿的回忆也是不可靠的，必须与其他更多相关史料如日记、信函、档案等相印证，否则难免以讹传讹，闹出笑话。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８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