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曙明
　　谁交钱多，就把谁的网页往前排，百度甚至因此成为骗子的“帮凶”。最近，中央电视台对百度搜索引擎的连续报道，揭开诸多黑幕，大快人心。揭黑幕的事儿，如果亮明身份正面采访，最终肯定一无所获，于是，记者用了一些“非常手段”：
　　“记者请网络专业技术人员协助炮制出了一个虚假的减肥产品网站，并伪造了一份假的减肥产品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和药监部门的批文，带着这套虚假的资料，记者来到百度河北营销中心……”
　　“这套虚假资料”是如何制作的，报道未提。由于营业执照和批文是虚构的，它们难以归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犯罪中的“公文”范畴，但既然要以假乱真，那么，营业执照上、药监部门批文上，有关国家机关的大红印章，应该少不了——请注意：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也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
　　制作一套假资料，“引诱”百度“上钩”，是不是很有些欺诈的意味？新闻职业伦理要求，新闻应尽量用光明正大的方式而非欺诈手段获得，但并非没有例外：如果用光明正大方式难以获得真相，那么，为了公共利益，欺诈手段被认为是合理的。争议在于：其底线在哪里？就这一事件而言，如果采用“引蛇出洞”方式尚属合理范畴，那么，伪造印章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仍可被“原谅”，会有不小的争议。
　　记者是否应有一定的豁免权？几年前南京“偷车女记者事件”中，这一话题即被提及。南京某报社一名女记者卧底盗窃团伙四天三夜，为了得到团伙成员信任，她亲自参与偷盗自行车15辆。15辆自行车的案值，已达到盗窃罪追诉标准，但由于案发后报社证明其“卧底”行为“系职务行为”，女记者起初未被追究。后在检察机关监督下立案，但最终处理结果，未见媒体报道。当时的讨论很热烈，多数人认为“记者职务行为”不是触犯法律的正当理由，但也有人认为，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在特殊情况下，记者应该享有一定的豁免权。
　　这些年，记者豁免权不时被一些人提及。尤其最近两年，随着记者因“诽谤罪”被“跨省抓捕”等事件频繁出现，记者豁免权被提及的频率也不断提高。在2009年的一个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出这样的建议：“司法机关不应在记者揭露问题时，启动对记者的调查，否则很容易形成打击报复。哪怕这个记者真的有问题，但为了保护舆论监督，为了一个更高的、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可以牺牲一些较低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了整体社会的民主进步，必要时可以不必追究一些危害不大的过错或犯罪。保护记者舆论监督的权利，其意义远远大过追究某记者收受多少好处。” （《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25日）
　　如果上述建议能够得到有关部门认可，并最终成为司法规则，那将意味着在保护舆论监督的名义下，违法犯罪的记者有了一定的豁免权。然而，这可行吗？
　　我的答案是：不可行。
　　首先，记者豁免权违背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为了一个所谓“更高的利益”而对违法犯罪的记者网开一面，记者将事实上成为一个特权阶层，这背离法治。
　　豁免违法犯罪的记者，动摇的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什么样的“更高利益”比它更需要维护？
　　其次，记者豁免权可能毁了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要有好的效果，媒体的公信力是必要条件。然而，记者受贿案频发，记者排着队收封口费等事件也一次次刺痛公众神经。部分媒体人缺乏必要的职业操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这样的现实下，对记者“网开一面”，舆论监督会走向哪里?
　　记者豁免权，还是免了吧。
　　
　　（作者为《检察日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９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