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有人可能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只要认字，随便拿张报纸来，谁还不会读呢？真的这么简单？实则不然。新闻也有其读法。除了版面安排那套技术语言外，还需要从字里行间去解读其言外之意。诚如英文所言：Read between the lines。所以，善于读报者，不但要读出新闻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还有哪些没说，以及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或者为什么有些东西没有说。像这样的故事，在新闻史上有很多。其典型者，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的一些文字。
　　张季鸾等在天津接办新记《大公报》之初，北方的政治环境很恶劣。所以，后来闻听罗隆基准备去《益世报》做主笔时，他们共同的友人胡适曾明确表示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写社评太危险：“每天要牵涉到实际政治问题，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容易惹起麻烦，并且随时都可以受到政治压迫”。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季鸾更深有体会，他自己早年就因为言论而两度遭北洋派下狱。然而报纸总得办下去，社评也总得写，又不能惹出麻烦。怎么办？只有在笔法上做文章，拐着弯地去说明。他甚至在社评中反复暗示报纸应该怎么读。合伙人吴鼎昌后来还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专门演讲：《报纸的读法》。
　　当然，更重要的是张季鸾后来对王芸生所说的：“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忠厚之笔，写锋利之文。”在那个非常的年代，这确为经验之谈。多年在新闻圈里摸爬滚打，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张的文字早已千锤百炼，炉火纯青，胡适赞之为“射雕老手”，可谓当之无愧。当然，这跟其年龄和阅历也有关系。在时人的印象中，王芸生不时就有些锋芒毕露，“过犹不及”，不如张季鸾的老练。考虑到这些，我们再去读当年的文字，自然就得倍加小心和谨慎，而千万不能被那些表面的东西骗了。需要注意字里行间，有时甚至还要正话反读，或者反话正读。
　　其实影响社评解读的，还不仅是外部的新闻环境和政治控制，有时也是作者的自觉行为所致。在特定情况下，比如为了鼓舞人心，作者可能会自觉地避免表达内心的担忧，而完全说些相反的话。1937年底，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北方战事也不顺利，人心沮丧，甚至出现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情绪。私下里，张季鸾也非常不满这种现状，对北方战事和有关当局更是颇有微词，甚至不乏激烈批评。但从他在汉口《大公报》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我们只看见他在兴致勃勃、慷慨高昂地鼓吹抗战。不少人也都称他是专为国人“打气”的主战派。那股子乐观劲儿，甚至连好友吴宓都觉得有些嫉妒。谁能料想，其内心是何等忧虑、愤懑。
　　这种公开表达与内心真意之间的差异，在张季鸾身上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从其社评看，人们或许会以为，这应该是个恂恂儒者。但实际上，他是个非常生活化的人，语言很幽默、很风趣，甚至有些刻薄。比如他讽刺军阀说，中国无大将，只有大酱（将）无数缸；他又讽刺对日妥协过甚的何应钦，说“何敬之有”（按，何字敬之）？他很不满传统思想误人子弟，尤不满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某次，他以“父之过”让人对下联，大家提了一堆，他说都不好，最佳下联应该是以“妈的”开头、后缀某字的那句国骂。谁能想到，他居然以此入对联！
　　诸如此类的事情足以提醒我们，张季鸾的公开表达和内心真意之间可能并不一致，有时可能完全是两回事。而这并非完全出于外来的政治控制，有时倒可能是其内心的自觉反应。抗战期间的社评，尤其如此。他一方面积极鼓吹抗战，态度可谓旗帜鲜明，斩钉截铁。而内心则时刻充满警惕、戒惧、焦虑、犹豫和彷徨，始终秉持着一种有条件的乐观。
　　由此也可以发现，白纸黑字的表达未必就是作者真想说的；要恰当解读报纸上的那些文字，还要颇费一番心思。历史上固然如此，今天也是一样。所以，培养和训练大家解读新闻的方法以及能力，可以增强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力，而不至于轻信盲从。当然，这也可以算是媒介素养甚至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吧。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９月上